《素质教育在美国(全新修订版)》作者黄全愈是一位在中国的教育中成长，在美国的教育中成才的留美博士，对中国和美国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思考。该书通过观察对象矿矿在美式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中式家庭教育冲突中的种种表现：有趣的故事、苦恼的彷徨、无奈的挣扎、艰辛的成长……来思考美国教育，反思中国教育。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的孩子在美国成绩那么好？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落后？如果说美国的教育好，为什么长年在美国读书的孩子回国后无法跟班？如果说美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人口只占世界5％的美国，却获得了60％～70％的诺贝尔奖？

就上述问题，作者花了十几年心血，用“参与观测法”深入到美国教育的“心脏”中去做研究，并对国内的教育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反思。作者黄全愈的儿子矿矿五岁到美国，成了他的研究和观察对象。作者的叙述和分析，引人入胜，诱人深思；所提出的问题，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素质教育在美国(全新修订版)》被誉为“20世纪中国的《爱弥儿》”，曾荣登中国大陆非文艺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应广大读者要求，经修订后再版。

引言

第一章 创造性能不能教

 尴尬的问题

 绕不开的定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

 创造性不能“教”

第二章 能不能用左手写字

 又一个尴尬的问题

 中华民族的迷惑

 人有哪四种行为

 素质教育的盲区

第三章 要不要投自己一票

 谁来射点球

 竞选班代表

 投不投自己一票

第四章 老师能不能有错别字

 老师能不能有错别字

 长辈是不是孩子的朋友

 要不要尊师爱生

第五章 要不要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有没有统一的是非判断标准

 要不要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没商量”的“天条”

第六章 到大学阶段才做学问吗

 初级教育打基础，高级教育做学问

 往车上装货，还是给车子加油

 做研究的目的

第七章 教育要不要平等

 平等的困惑

 不平等的三个永恒前提

 三个概念：平等、公平、公正

 平等概念对教育的迷惑

 矿矿经历的“天赋教育计划”

 公平概念对教育的困惑

 公正概念对教育的诱惑

第八章 要不要惩罚孩子

 儿子经历的惩罚教育

 惩罚孩子的目的是什么

 自己改造自己

第九章 几个值得思考的教育观念问题

 到底什么是教育的目的

 要计算器，还是要计算技

 在中国接受初等教育，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是不是最佳组合

 孩子能不能对长辈说“不”

 乌龟比兔子跑得快吗

第十章 值得思考的若干教育体制问题

 要不要取消高考

 要不要专业对口

 专业对口的中国特色

 专业对口的弊端

 改革的可行性与对策

 美国的可借鉴经验

 要不要给教育工作者留下“铁饭碗”

 要不要外行管理内行

后记

参考资料

尴尬的问题

能不能在课堂上“教”创造性？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别扭。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始提法是“美国的老师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的？”

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要回答“怎么教创造性”，必须先回答“能不能教”的问题。因此，我把问题变为“创造性能不能教”。

希望读者在往下读之前，先思考一下“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如果能教，为什么？倘若不能，为什么？然后，再带着自己的答案或想法读下去。

美国的教育制度鼓励人们“活到老，学到老”，因此大学里有许多在职学生，甚至一些已退休的老人。

达琳·叶格是美国中西部城市辛辛那提市郊一所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

1994年11月，达琳作为访问交换教师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学术交流。她的学术交流计划含三项最基本的内容：

第一是给中国孩子上美术课(主要是绘画和手工)：

第二是与中国的教师进行美术教学的学术交流：

第三，因为她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此次访华之行可作为一次独立自学的实习课，如能拿出一篇像样的学术研究报告，可获3～4个学分。

当然，到了中国这个地方，不游山玩水、吃喝一番也是不太说得过去的。

达琳与另一位同行的同事原打算修我的“中国文化”课，但后来因时间安排的冲突，我们没有挂上师徒的名分。

由于她的实习导师塔克曼博士是我儿子来美时的经济担保人，孩子管他叫“爷爷”，他与我更有父子般的情谊。征得系里同意，塔克曼博士邀请我参与了达琳整个实习计划的设计和审批。我还在她的阅读书目中塞进了本人的拙作《开启长城的大门》。

达琳的中国之行，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有不少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但与主题无关，只好割爱。

这次访华，给达琳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

不少中国的老师请教她：“在美国的学校里，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的？”并再三要求她在课堂上作示范。

这位美国小学教师感到很困惑：创造性怎么能“教”呢？她更感困惑的是，无论她怎么解释：“创造性是不能‘教’的！”中国教师都不知其所云。

在达琳的自学实习汇报会上，说到这里，她停住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望向我。

我心想：“哎呀，她对中国的食物赞不绝口的时候，也不见你们望向我！”  我摇摇头，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妙语：“‘创造性’的翻译恐怕也是个问题。”

我的这句话可以正面理解为：“创造性”这个词可能没翻译好，以致引起双方的误解。也可以理解为一句打圆场的笑话，即翻译人员对“创造性”的误译，使大家产生误解。

我的话引得人们哄堂大笑。不知是善意地笑我的机智，还是给我一个台阶，或者兼而有之。但是在我自己的内心，这个台阶就一直没下得来！

当我从达琳的嘴里得知，中国的教师提出“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我的心着实震动不小。因为“创造性”这个被中国的教育界长期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问题，终于又被提了出来，实属可喜！

然而，“到底创造性能不能教”，在相当多中国教师心里，是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打上问号的。因此，他们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我问达琳：“你在中国喝过酸辣汤吗？尝过怪味豆吗？”

很遗憾，她说只喝过酸辣汤，没吃过怪味豆。

P3-4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选修教育专业的不多，坚持读完的更少。

说来有点儿俗，我选修教育专业的动力，来自那个插队时还似懂非懂的“水桶定理”。

农伯说：“小黄，其他可以了。还是弄弄最差的那块桶板……”

二十年后，远渡重洋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洋插队”。教授说：“Mr.Huang，还是选修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可能影响或者决定性影响贵国发展的有关专业吧……”

二十度春秋，浩海如烟，竟然时空交错，殊途同归，还是周旋于那块最差、最短桶板的深邃哲理。

1993年拿到博士学位至今已五年有余，小“洋”楼有了一栋，虽不是豪宅，也占地近六市亩。

有初通风水者耳语：此宅很有点风水，四已得三——“前有横流”(小溪)，“后有靠山”；“左有青龙”(道路)，只缺“右有白虎”。

妻问：“什么是白虎？”

此君讷讷一笑：“A good question!”

博得众人哄堂。

后来把服役多年的道吉轿车换成凯迪拉克，教授们就有人半揶揄半赞叹为“美国梦”。

但我自己心里常常有点莫名其妙的不安！

一天夜里，梦回插队那群山中碧波粼粼的水库，我在光着身子“戽鱼”——当地一种捉鱼的方法，即围堰般围好一小片水，将堰中之水一桶一桶地“戽”到外面，直到堰内的水差不多干了，才抓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儿。不管堰堤围得多好，漏水总是难免的，这样“戽鱼”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而且戽水的桶一定要好；不然，漏进堰堤的水比戽出去的水还快还多，就永远别想抓鱼了。

那夜的梦中，鱼儿都蹦裆了，水就是戽不完……

猛一抬头，只见户主阿奇在笑。

再一低头，发现手中的桶板参差不齐，根本盛不了水。

于是，我醒悟了，那个促使我选修教育专业的原动力常常暗地里作弄我，搅得我不能安宁。

又于是，这种内心的不安成了一股骚动，进而变成一种冲动！我想为曾经养我育我的那片土地写点东西，写一本有关教育的小册子。

怎么写呢？

在美国流传着一个笑话。

有个美国人，大概还是个学者，访问中国一个月，回来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他第二次访华，待了三个月，这次只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后来，他又到了中国，一待就是一年，返美后竟然没有提笔写哪怕只言片语。

人们觉得奇怪，怎么会待的时间愈长写的东西愈少？  此公意味深长地笑笑，才说：“当你对某个事物了解得越多，你会越发感到自己了解得太少。我在中国待了一年，我发现中国文化是那样博大精深，反而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太渺小、太肤浅，以致无从下笔。”

我总觉得这个笑话是在说我。

刚到美国时，应邀作演讲，最喜欢听众提问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什么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是在起跑线判决学生，而美国高教是在终点线判断学生；什么中国的教育观念崇尚父母与子女般的师生关系，而美国的师生形同路人……

说得滔滔不绝，听得津津有味。

但是当我对中、美教育比较得越多，了解得越深入，研究得越系统，越不知道怎么回答美国听众的提问。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的孩子在美国学校都那么出人头地？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落后？

如果说美国的教育很好，为什么留学生的孩子一旦回到中国就根本无法跟班？

……

越了解得多，越研究得深，就越感觉答案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就越欲言又止，欲罢不能！

越想找一个全面系统的答案，就越觉得没有找到答案。

198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按要求，设计了有关课程的教案。

有一位热心的教授看我的讲义后，表示满意，但语重心长地指出两个问题：

第一是我多次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但不少地方只有质疑，没有答案。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答案……”这不好！

第二是讲义中有错别字，过去是学生可以有错别字，当了老师就不允许了！特别是要板书在黑板的，一定要谨慎！

老教授对我的厚爱是显而易见的，我诚惶诚恐地表示自己的深深感激，并作了修改。

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多位教授对我的提问让人难以置信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我无法回答你！”

有一次，我对一个问题穷追不舍，一位我十分敬重的、知识非常渊博的教授稍有愠色地抬起眼睛对视着我，说：“我已经告诉你啦，我不懂！”

我的一位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的教授更是坦诚：“我一向对哲学感到头痛，你今天对‘我’和‘自我’，‘无意识行为’和‘有意识行为’这两组概念的纵横交叉坐标的哲理论述，还有‘概念’和‘观念’的异同分析，让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哲理思维成问题……”

只有神才是完美的，但尘世间没有完美的神。

我不是教育理论权威，我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和成功的实验，对许多教育问题也找不到完整的答案。但我有不解的惶惑、有百思后的疑问、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真实的思考。

我想把我的不解、疑问、经历和思考写成一本小册子，与我大洋彼岸的同胞共享！

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不求结果，只求过程？”

我想起了那位我十分敬重的、知识非常渊博的教授稍有愠色的眼睛。

没有过程哪有结果？

有“不懂”才会有“懂”！

没有启疑哪来解惑？

中国的中学生屡获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奖，但中国高校历年无成人获诺贝尔奖（2015年才产生一位），这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百慕大三角区”似的困惑？孩子的创造性能不能由老师来教？有了计算器，还要不要背九九表……

但愿有人能沿着这个探索过程，最终找到一丝半缕的结果！

我无意把这本小册子写成让美国教授都头痛的哲理论著。

我有跨文化的经历和自己独特的视角：我在中美两个不同的教育体制中读过书，教过书，研究过教育理论。

我想把我这些年来的疑问、对比和思考，用我和我的家庭的亲历和见闻，平白地叙述出来。

让中国的老师、孩子和家长们一道参与这个“启疑”的思考过程！

1998年底，在我回国与出版社签出版合同时，矿矿在他的好朋友麦德的鼓动下，去参加了辛辛那提市一所很好的私立男校(高中)的入学考试。共有700多人考试，只录取约200人。

美国的中小学生“玩”得太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竞争也开始越来越激烈。原来与矿矿从小学一起上初中的成绩较好的同学，除一人以外，都参加了各所私立高中的人学考试。对于那些重视教育的家庭，和有些抱负的孩子来说，高中是很关键的阶段。

童真童趣毕竟是要说Bye bye而去的。

参加考试的都是各个公立、私立学校来的“高手”。因为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办的私立学校，凡信天主教的孩子都可被录取入学。对这些孩子来说，考试只是一种形式，主要是便于摸底分班。换句话说，在要录取的200人中，除去信天主教的孩子，剩下多少名额就由这700人中的其他人去“切磋论剑”、“物竞天择”吧。

我小时候，每年最盼望的不是过年，而是暑假。那长长的夏天，爬树、掏鸟窝、捉蟋蟀、游泳……那是男孩的世界。

有一年夏天，记不起是谁买的票，我去看了一场香港电影《荣华梦》。电影讲的是一个望子成龙的小职员，把儿子送到贵族学校去读书的种种艰辛的笑话。看了这个电影，我就总也快乐不起来。电影里的那个父亲，老让我想起我的父亲。那个长长的夏天，就再也不是我这个男孩的世界了。

如果矿矿考这所私立男校时我在美国，可能我不会同意他去考的。对这种贵族私立学校，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距离感。而且上公立学校是免费的，私立学校的学费高得惊人。

妻子说：“竞争那么激烈，能不能被录取还不知道，看看再说吧。你攻读硕士学位的维拉诺瓦大学，不就是一所著名的天主教私立大学吗？”

想想也是，我们就决定等一等，看能不能录取再说。

在我们几乎忘了这件事情后，我们于1999年1月23日收到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矿矿考试的总平均分是99%。也就是说，700多人中的99%至少是前7名。据说，有5名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后来又传说是10名，弄得我们也人心惶惶的。

2月6日晚，这所私立学校的校长助理打电话到家里来，通知说：“学校决定授予矿矿奖学金，欢迎矿矿到学校来学习……”

一般来说，人们要到读研究生的阶段才有机会获奖学金。读大学本科就得奖学金的已经非常少。因此，获私立高中的奖学金，那是很高的荣誉。

即使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有些犹豫。直到领教了公立学校那个误人子弟的自然科学课老师的偏见行为，我们才决定送矿矿上私立学校。

我不能算一个成功的男人，但能完成此书稿，却首先应谢谢我背后的那个女人。有人说，她的文笔与我“功力相当”，我是不太服气的。让细心的读者自己去鉴别吧。

我还要谢谢站在我前面那个提供了许多材料的小子。他听说要出书，噼里啪啦打了10页稿子给我，说的是关于美国男孩的社会交往——在男孩的世界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种思维，那种英语文法和词汇，很有些独到之处。尽管我有博士学位，但翻译他这篇文章，已感些许吃力。本拟附在书后，让读者看看美国初二年级的孩子的思维和文采。但将文章翻译好后，我发现国内的读者一定不容易理解文章所谈的内容。就像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和插队时青少年的心境一样。我是搞教育的，但由于不是专门研究美国青少年心理的，没有儿子的解释，读起来也有些茫茫然的。本想叫他另写一篇，但他认为这是他实话实说的“杰作”，不太愿“屈就”于我指定的题目。

在中美两国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书稿正变成一座跨越文化的“桥”。我还要谢谢我的博士生导师Dr.Teckman和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Dr.Quantz博士，以及中、美两国所有教过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教授，“桥墩”是他们一块一块砌就的。

我希望能站在“桥”上，面向中国的方向，为我去世的父亲，为我那做教师的勤勤恳恳的母亲，为支持我留学而承担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的责任的姐姐和妹妹，深深地鞠躬！

当然，还要谢谢留学期间给了我无私支持的弟弟。

最后，关于写作的风格，还想哕嗦两句。

写这部书，我采取了一个较自由的既叙事又论理的方式。也不知效果如何？只希望读者能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思考一些问题，更希望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如果有不同意见，欢迎造访我的博客进行交流。

黄全愈

黄全愈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他也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他的想法——最好的教育就是中美的结合——非常值得学习。

——约翰·潘文(《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著名汉学家)

黄全愈对教育的认识深刻，对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对教育改革的建议有独到之处。“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家长和学生及政府官员一读。

——赵钰琳(北京大学教授、北大附中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