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到底是谁？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佘德余教授认为，施耐庵可能是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杨维桢。《寻找施耐庵》就是在这个论断基础上的一次文化探索。作者弘虫通过杨维桢鲜为人知的诗文的阅读，杨维桢不为人知的身世研究，杨维桢家乡的风土民俗的挖掘，找到一条从杨维桢出发抵达《水浒传》、从《水浒传》出发抵达杨维桢的互通之路。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到底是谁，历来众说纷纭。弘虫著的《寻找施耐庵》作者认为，施耐庵就是元末明初诸暨枫桥人杨维桢。《寻找施耐庵》就是围绕该论断所进行的一次文化探索与发现。通过杨维桢诗文解读和身世披露，杨维桢故乡风土人情的挖掘，找到一条杨维桢与《水浒传》之间的互通互证之路，还原施耐庵的真实面目，是杨维桢与水浒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可信度，取决于读者对杨维桢的熟悉程度。如果你对杨维桢有100％的了解，那么你也会100％认定施耐庵就是杨维桢。

序一：《寻找施耐庵》序

序二：多余的担忧

序三：作者的话

杨维桢与《水浒传》

泉塘？泉唐？钱塘？

“施耐庵的本”疑是杨维桢的《侠游录》

杨维桢在松江“私有所论”

杨维桢水浒创作过程的几点猜想

是谁将盗寇美化成了梁山好汉

杨维桢与宋江

杨维桢与公孙胜

龙虎山上“倒骑一笑”的道童究竟是谁

“生男铁玄”有玄机

水浒结局与三高士墓

诸暨建置、地名与水浒的叙事线索

诸暨七十二湖“遇洪而开”

好大一个湖：还原粱山泊的壮阔场面

道法自然：入海与招安

诸暨，这一方“好义”的热土

水浒小说里的孝子孝女

《睦州李侯祠堂记》里的水浒影子

《樊公庙食记》里藏着一把开启水浒的钥匙

两首西岳华山诗的“基因检测”

施耐庵的一次“南水北调”

从杨维桢的“鬻茶梦”说开去

“馒头庵”到底是个什么庵

二龙山究竟在哪里

在全堂寻找梁山好汉的“兵器”

在赵家寻找梁山好汉的“拳棒”

佛子黄文烨与佛子杨文修

“杨佛子”隐身在安道全身上

朱桂英摇身一变成了白秀英

陈抟处士，从杨维桢笑到施耐庵

鲁智深在五台山吃枫桥狗肉

“种蔬园”里有名堂

“柴进”化名“柯引”的逻辑

盐场司令与贩私盐的童威童猛

闲通判黄文炳与诸暨吏目张德元

还道村古庙与诸暨仙姑庙及杨相公传说

粱山买市与诸暨庙会

杨维桢诗文串起一条枫嵊古道

杨维桢刻骨铭心的“清风山”

诸暨山区遍地都是“黄泥冈”

枫桥有个美丽的名字叫“瑞龙镇”

杨维桢在枫桥造了一条“紫石街”

定位白虎山和孔太公庄

变形的菩提子和张孝子庐墓处

“阎婆惜”与“五圣”

诸暨有块诗文高地

“聚庆堂”被杨维桢搬到了梁山

“长卿义士”吴宗元

吴子里有个“虎髯生”

吴子里有个“折臂生”

吴义门的“闺侠风流”

《水浒传》诸暨(枫桥)方言俗语举例

《水浒传》中的诸暨地名

《水浒传》中的酒与枫桥完全一致

杨维桢足迹和用词在水浒中体现

杨维桢诗文里的水浒痕迹举例

杨维桢的“铙歌鼓吹曲”(军歌)

“施耐庵”的另一种解释

插图：陈励忠国画

 吾尝网罗世之忠孝之人，私有所论者

 倒骑一笑与尔共访西华山

 江南春，为白塔湖写真

 佛子庵

 铁笛道人

 义安紫石街

 东化城寺塔

 枫桥三矶石头

 义安对影山

对于杨维桢来说，“忠孝”是他诗文的一个旧话题、老主题。为什么年过花甲到了松江之后，还孜孜于“忠孝之人”，且用“网罗”的办法多方搜求？唯一的解释就是，杨维桢用这些忠孝之人作为素材，创作一篇跟以前的忠孝诗文风格截然不同的文章。什么叫“私有所论”？即自己私底下做一篇文章。这篇“论”，里面肯定有忠孝的内容，这篇“论”决不是《姚孝子传》，很可能是一篇庞大的文章，或者就是一部书。那么，杨维桢说的“私有所论”，最后的成果到底在哪里？现存杨维桢诗文中我们无从发现。既然是“私”，是暗地里的，是不公开的，现在唯一的指向就是以“泉塘施耐庵”为名撰写的水浒小说了。

杨维桢关于忠孝的诗文，在占代文人中是独树一帜的，单是他用乐府诗的形式来歌咏的孝诗就有30首之多，可谓蔚为大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参见拙著《蓼莪情——杨维桢咏孝诗笔记》）但这些忠孝诗文都是杨维桢早期的作品。杨维桢在定居松江之后为什么还要“网罗世之忠孝之人”？因为他要进行“私有所论”，他觉得自己以前笔下的忠孝之人不适合正在创作的水浒小说，以前杨维桢笔下的忠孝之人，或是取材于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或是取材于身边的人物乃至自己的亲戚，将这些放进小说里，会有几个不合适：一是与小说的题材新颖不相符。若是历史上的忠孝人物写进小说，那么小说就毫无新意可言了，小说也不成为小说，只能成为历史的复制与翻版。二是与小说的主题明显不符。除了历史上的忠孝人物，杨维桢早期所歌咏过的孝子多是身边熟悉的人物，这些人物固然有感天动地的细节，但他们与水浒的主题并不十分符合，譬如自己的曾祖杨佛子，舌舔母目的丁祥一，口吸通便的吴钜等，并非水浒最贴切的题材。三是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杨维桢若是将自己写过的忠孝人物再搬进小说，容易让读者顺藤摸瓜，轻易找到施耐庵其人，触及“文字狱”，并由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考虑到这几层因素，杨维桢只好另起炉灶，在松江寻找新的创作素材。

继续顺着杨维桢在文字里不经意间的“暴露”，我们再来对照一下水浒小说。水浒小说除了表现“忠义”这个主题之外，还有一个主题确实被读者忽视了，那就是“孝”！按照杨维桢创作的一贯思想，他一定会把孝写进小说。果然，水浒小说里就写到了不少孝人孝事，像宋江的孝、李逵的孝、公孙胜的孝、琼英的孝等（有文章另行阐述）。所有的孝，本质都是同一的，但孝的表现和细节，则与杨维桢早期的作品有所不同，而这正是他在松江“网罗世之忠孝之人”的产物。杨维桢在松江“网罗世之忠孝之人”的成果，并没有在他后来的诗词中出现，却原来都写进水浒小说里了。譬如姚孝子把老母奉养于山野僻处的事迹，就与公孙胜的孝母事迹相同。仇琼英报仇尽孝的事在水浒里写得最详细感人，我们在杨维桢的诗词里找不出相同的情节，想必这个故事也是杨维桢在松江“网罗”到的。

佐证杨维桢在松江“偷偷”写水浒小说的，还有另外一个旁证。那是杨维桢所作的《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里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事情发生在1366年，离杨维桢去世还有四年。那一年的某一天，杨维桢（他们）在船上特地聆听朱桂英说道君、艮岳及秦桧的演史，这是一次有目的的娱乐活动。杨维桢之所以点名要朱桂英说道君（宋徽宗）、艮岳及秦桧的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情节与自己“私有所论”的水浒小说关系密切（朱桂英演史一事后经变形后仍在小说中出现），通过听朱桂英的演史来充实或完善小说的相关内容。（详见《朱桂英摇身一变成了白秀英》）杨维桢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曰忠曰孝，贯穿经史，于稠人广众中亦可以敦励薄俗，则吾徒号儒丈夫者为不如已。”这固然是对朱桂英的褒奖，但何尝不是自己的“小说”与朱桂英的“演史”这两种艺术手法的比较呢？更何况自己的小说还没有出炉．作用还没有发挥，而人家一个女的，却早就通过演史在进行弘奖风教了，因此杨维桢觉得自愧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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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8日，接受诸暨市枫桥镇人民政府之邀，我与浙江水浒研究会一行十余人，齐聚枫桥参加“三贤”文化研讨会。会上，我宣讲了新近撰写的《杨维桢与＜水浒传＞》一文。与会的现任诸暨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强同志是枫桥人，1989年毕业于绍兴师专中文系，与我有师生之谊。他先后做过中学语文教师，诸暨日报社记者、编辑，又在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大唐镇人民政府、诸暨市广播电视台担任过领导之职，阅历丰富，学识广博，会后即与我攀谈杨维桢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当时，他对《水浒传》作者是杨维桢之说将信将疑。不料过了四个多月，他竟将《寻找施耐庵》的书稿目录寄给我，尔后又将全部书稿内容寄我索序。一见目录和书稿，油然产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叹。他真是我《杨维桢与＜水浒传＞》研究的知己。

看了陈强同志《寻找施耐庵》的书稿，我大为惊奇和佩服。在六月至九月酷热的暑天里，他一方面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责繁忙，一方面又在业余潜心阅读《水浒传》和杨维桢的诗文集，查阅《诸暨县志》《枫桥史志》等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构思撰写了煌煌二十五万字的书稿，从中可以想见他对于杨维桢与《水浒传》研究的炽烈热情和顽强毅力，以及多年工作中获得的广博学识和丰富阅历赋予他的才情和钻研精神。

我的《杨维桢与＜水浒传＞》一文，只是一种提纲挈领式的粗线条研究，而陈强同志《寻找施耐庵》一书，则是对杨维桢与《水浒传》关系的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的细致深入的考证诠释的研究。首先，他将杨维桢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及诗文创作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作了深入的对应比照研究：如他认为杨维桢长期沉抑下僚、苦求苦等官府对他的再度任用、杨维桢为朝廷尽忠的心态，在宋江身上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施耐庵的本”即《宋江》，疑是杨维桢曾经撰写的《侠游录》。其二，他将杨维桢生活的诸暨和枫桥的自然地理与《水浒传》所描写的人文环境作了深入的对应比照研究：如诸暨历史上的“七十二湖”与水浒开篇的“遇洪而开”，诸暨北部水域就是八百里方圆的梁山泊原型，石碣湖荡就是诸暨的白塔湖，二龙山就是枫桥全堂的桐岗山，等等。第三，他将杨维桢的笔下人物及生平交友与《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作了深入的对应比照研究：如杨维桢诗文中的孝人孝事与梁山好汉的孝道，《睦州李侯祠堂记》所记的人物李士龙身上有着燕青相扑、张清投石、花荣射箭、张顺变鬼的影子，还有《杨维桢与宋江》《杨维桢与公孙胜》《盐场司令与贩私盐的童威童猛》《闲通判黄文炳与诸暨吏目张德元》，等等。第四，他将诸暨和枫桥的风俗、方言、地名、习武作了细致的对应比照研究：如《鲁智深在五台山吃枫桥狗肉》《梁山买市与诸暨庙会》《＜水浒传＞诸暨（枫桥）方言举例》《在全堂寻找梁山好汉的兵器》《在赵家寻找梁山好汉的拳棒》，等等。第五，他将“施耐庵”与杨维桢的关系作了颇为新颖且合理的剖析，足备一说：如《“馒头庵”到底是个什么庵》《“施耐庵”的另一种解释》，等等。

陈强同志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将杨维桢与《水浒传》作对应比照研究，千方《寻找施耐庵》，使我们不得不相信“杨维桢就是施耐庵”、“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推断有理有据，而且令人心服口服。这不仅仅是我的偏爱，相信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寻找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的过程。陈强同志建立在文史基础上的求索与论证，为水浒研究和杨维桢研究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不失为一次大胆、积极、有效的文化探索与发现。

以前我只为自己的著作写序，却从未为他人著作写序，这次受陈强同志之邀，盛情难却，勉力为之，不知当否。

写于廊桥南风和苑

2016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