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阎连科所著的《我与父辈》一书是卡夫卡文学奖得主阎连科经典之作。父辈岁月苦涩绵远，挚爱亲情逝水流长。一部跪着写的书，震撼中国人的乡土神经。

《我与父辈》是卡夫卡文学奖得主阎连科经典之作，以真挚拙朴的文字书写父亲、四叔、大伯几位农民父辈的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亲情伦理。书中父辈岁月苦涩绵远，挚爱亲情逝水流长，令无数读者潸然泪下，被称作是“一部跪着写的书”，“震撼中国人的乡土神经”。曾获《亚洲周刊》“全球华语作品奖”等多项文学奖；被中央电视台、中国散文协会和《新京报》《中国图书商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评为年度作品。

由阎连科所著的《我与父辈》一书分为4章，收录了《小学》《写作》《高考》《土地的身影》《打》《病》《人物》《偏爱》《尊严》《连云》《日子与生活》《静夜》《在车站》《回乡》等散文作品。

序 逝水流长

前面几句

第一章 我的那年代

 1. 小学

 2. 《红楼梦》

 3. 枪毙

 4. 写作

 5. 寂冷的光亮

 6. 高考

第二章 想念父亲

 1. 土地的身影

 2. 盖房

 3. 打

 4. 失孝

 5. 病

 6. 战争

 7. 命运

 8. 罪孽

 9. 清欠

 10. 结去

第三章 大伯一家

 1. 人物

 2. 织洋袜

 3. 偏爱

 4. 爆发

 5. 盖房

 6. 相媳

 7. 尊严

 8. 赌博

 9. 走向短路

 10. 电视

 11. 铁成

 12. 连云

 13. 歇息

 14. 后事

 15. 面向死亡

 16. 去处

第四章 我的四叔

 1. 日子与生活

 2. 一件布衫

 3. 静夜

 4. 一桩事情

 5. 一头沉

 6. 收麦后

 7. 在车站

 8. 回乡

 9. 返

 10. 墙里墙外

后记 心和土地

想念父亲

3. 打

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念叨一些啥儿。可是我，却在二十四五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甥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父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个一毛钱。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通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儿，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眼里含着的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儿。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这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周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界墙糊的报纸上，正有那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四分之一世纪了。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而且是时至今日，我都还没有为那次正本真切的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能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觉得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和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幸福啊。（P073-077）

序 逝水流长

没有哪次写作可以像《我与父辈》那样不需构思、不事雕琢，笔握在手里，文字就从笔尖流落出来。写作中，乱绪的情感在心里自纠缠到从顺，伤情伤心，常常会写着写着，拿起纸巾去眼睛上擦擦抹抹。文字间，没有震撼的跌宕，也没有大喜大悲的起落。可就是，内心里有一种隐隐不断的苦楚酸痛，像含着黄莲的自语。直到写完，直到出版，直到今天的再版，都还因为酸痛，不愿再去回忆那块土地上的家事遗物。

在别人，《我与父辈》是一部长篇散文作品。而在我，那是一次对父辈的写作祭奠。是一个常有过错的儿子跪在祖坟前的默念、回想和懊忆。逝水流远，情感却从来都靠在岸边，没有被带离过半步；逝水流长，时间又在这文字中凝结下来，让人站在岸边去观望、遥想那流水和流水下凝重的缓慢和停滞。写过很多各样的东西，《我与父辈》在出版过程中却少有地顺畅，自然也没人让我删节修改，且到了读者手里，多都说好，多都说一口气读了下去，多都开始修正对我这人和这个人的写作的一些看法。而且书也销得很好。有着许多各样的好评和奖项。因为它不像我的其他小说样，每一部都有长年的构思和写作前的推敲思索，所以，这成绩让我有些意料之外，有些措手不及的惶惑，也就开始再一次地去想那来自内心的情感力量和不去逃避的那种生活实在的真实在艺术中的份额，是占着艺术灵魂的精神地位，还是艺术舞台上错综间的一个角色——哪怕它是一个精神的主角。思前想后，悟来悟去，却终是一种犹豫的不定。似乎不明就里，又似乎了然于心。最终还是没有一个可以说出口的所以然，但又很清晰地明白，作家于读者而言，必然是以心换心、以情换情、以魂灵换魂灵的互为，而非售物购物的那种街面交易。

现在，《我与父辈》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读者再看这本书时，我是可以大胆地说句：逝水流长，《我与父辈》也许正是你在漂泊中寻求的一段河岸和你在流浪时息桨歇脚的一个码头呢。

这里——这个新版的机遇，我不想感谢读者，也不想感谢出版者和那些对《我与父辈》诚意赞许的批评家和给了它许多荣誉奖项的评委们，我只想感谢在逝水流远中那属于父辈的岁月和逝水流长中永远凝视着我的生命的灵魂。

后记 心和土地

用“心和土地”来说、来写一篇文章是一桩迂腐、老迈、过时的事，甚至会酸溜溜到让人不甚愉快里，但我还是要在这儿硬着头皮说心和土地这桩事儿。

《我与父辈》能够获得读者和同仁的广泛喜爱，这原是我不曾预料到的。我的写作，在这许多年来，磕磕绊绊，都是行走在某种“背离”的道路上，让人失望，被人短长，乃至被大家批评和唾弃，对此我都已经习以为常到如同擦净了桌子必然还会落灰那样，而永远地不去擦，倒也不觉得桌子有多少灰尘了。不擦不抹，不管不顾，倒也有着一个好，就是反而可以放下包袱，真正随心所欲而为之，不管读者，不管评家，只管自己的内心——把文学简单到只有一个标准，或说只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标准，就是在你的写作中，你的内心交付出去了，有多少人说好说坏你就不用管它了。

然而话又说回来，交付内心是有方式、方法的，写散文、写小说，你不可能像舞台剧那样表演，也不可能如电影那样表演。散文或小说，你交付内心的渠道甚至不是语言与构思，不是人物和故事，更不是技巧与技术。最好的交付的方法是，从实写来，让你和土地融在一块儿，把你的心交给土地就行了。那块土地上有房舍、有河道、有人流，有寂寞和繁闹、有恐惧和安慰、有出生和离去。那土地上虽然贫穷却也富裕到应有尽有着，缺什么它就有着什么呢；什么多到了极处它就反而缺着什么了。

你的心，无法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周全、平均分配，让世事万象在你的写作中都得到你的周全、你的爱。那么着，就把你最真实的内心交还给土地去——把你所有的情感都放在那块或穷或富的土地上。土地是你情感的库藏，是你心之落处和存放处。把你的心交给土地了，完完全全、无所保留地交给土地了，土地会适时宜量地把你的心交给那块土地上的人、那块土地上的事，和那块土地上的植物、动物和气流。

你所要去做的、能够去做的，就是把你的心交给那土地。《我与父辈》的写作，正是把心交给土地——而不是交给你笔下创造的人物、语言、叙述和技巧的一次努力和尝试。我写过很多带着强烈尝试的小说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和《风雅颂》，我需要一次不带任何尝试的写作和回归，从走得很远的绝峰回到踏踏实实、扎扎实实的土地上，让写作中的张扬、狂欢和有意压抑的情感，一是一、二是二地回到土地的纯净和质朴中，把叙述中的技巧、技术从写作中剔除到一干二净，穷穷白白，除了心和土地其余什么也没有。

我知道《我与父辈》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但我毕竟那样去做了。不构思、不设计、不精雕细刻和推敲琢磨，让笔沿着你最心疼、心暖的思绪走下去，有之则言，无之则止，让你笔下的一朵云、一根草、一声鸟鸣都和柴米油盐联系在一起，都和那块土地的黄土生长在一起。

我尝试着这样做——只有把心回归土地的过程和体验，而没有自己要在那土地上栽树和盖房、立碑和占有的半点贪念和欲望。

终于写就了《我与父辈》这本所谓长篇、其实并不为长的散文了。写完后，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同仁朋友去出版，到这儿，这件事情也就画下一个句号过去了。然而意料之外的，是读者对这本书的热情和同仁对这本书的爱，这让我感到我虽行走在“背离”的路道上，但你把心交出去，把心交还到和你生命相连的那块土地上，读者和同仁，就还依然与你同道地牵着手，彼此的心，在什么时候、什么境况下，都是纠结在一起，同苦同乐、同笑同泪地一块儿跳动和起伏。这让我感觉到，质朴不是无华的实在，而是一种写作的境界和高度。

《我与父辈》的经验是，作家只应有用心写作的义务，而不应有其他要求的权力和想念，因为说到底，读者和同仁朋友对用心和土地写作的人，是会用心和土地般的宽容去衡量评定的。

在别人，《我与父辈》是一部长篇散文作品；而在我，那是一次对父辈的写作祭奠，是一个常有过错的儿子跪在祖坟前的默念、回想和懊忆。

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它是一颗钻石，和书的厚重相比，所有的奖项和盛誉都显得太轻了。——阎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