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洪汉鼎学术自述性文字，这本自传《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精）》共分上下两部，上部主要叙述个人经历，包含家庭和中学时代，北大记事，陕西的十五个春秋，新的奋斗等，下部主要阐述哲思与学志，阐述作者的学术主张，包含贺门弟子，学问泛谈，中西诠释比较，哲坛思问录，学术事业与期望等。

本书系洪汉鼎先生以答学生问的形式而写的学术自述性文字，这本自传《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精）》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从年少时代至今的种种经历，包括无锡辅仁中学、北京大学求学、反右斗争中误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发配至大西北、改革开放后重回北京、德国进修深造、台湾十余年讲学等，整个经历充满悲欢离合，是幸与不幸、祸与福的交集；第二部分作者透过个人经历回忆了我国哲学界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况，其中有师门的作风、师友的关系、文人的特性、国际的交往，以及作者个人的哲学观点，不乏一些不为人知的哲坛趣事；第三部分是作者过去所写的回忆冯友兰、贺麟、洪谦、苗力田诸老师，以及拜访伽达默尔的文章的汇集。

第一部 苦难与奋斗

 第一讲 家庭和中学时代

 第二讲 北大记事

 第三讲 反右斗争

 第四讲 陕西十五春秋

 第五讲 重回北京

 第六讲 德国之行

 第七讲 台湾讲学

第二部 哲坛与问学

 第一讲 贺门子弟

 第二讲 学问经世

 第三讲 格义与诠释

 第四讲 中西诠释比较

 第五讲 哲学建构

 第六讲 学术事业与期望

附录

 春蚕到死丝方尽——记冯友兰老师

 贺师与斯宾诺莎

 回忆洪谦教授

 我和苗公的斯宾诺莎缘

 我和商务印书馆

 我和维特根斯坦

 世纪哲人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

学生访记——2013年上学期末我们访问了洪汉鼎老师

第一讲 家庭和中学时代

两岸抉择：留在大陆

关启匡：非常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首先请老师谈谈您的家庭和早年的求学过程，有请！

洪汉鼎：1938年，我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那是一个烽火连天的战争时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我国的领土，先是东北三省沦陷，随后淞沪战争爆发，苏州、无锡失守，南京沦为孤城，国民政府不得不大举撤退居民。我们家就是在这民族大灾难中背井离乡、逃到贵阳的，当时我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经过八年艰苦奋战，终于在1945年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随后我们家也就返回了阔别多年的南京。人们原想这下可以安居乐业了，谁知不久后国内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终于在1949年彻底失败跑到台湾，我的家庭不得不面临一种何去何从的两岸抉择。

解放前我父亲在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工作。我父亲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一个部门的书记员。1949年，本来我父亲要随总统府人员先到台湾，暂时把我们安置在无锡姑妈家；但在我父亲要去台湾前夕，我母亲突然变卦了，她不愿意我父亲只身到台湾而把我们留在大陆，因而她带我去到上海。我当时只有12岁，记得父亲与国民政府一些公务人员当时住在上海静安寺愚园路附近一所公寓里等待船或飞机到台湾。我母亲找到我父亲后就不顾一切拉他一起回到无锡，从此我家的生活就发生很大改变。人生有些关键的“一瞬间决定”，这一决定就会使你或你家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一次看见成中英教授写的自传，发现他家在解放前的几次变动都与我家相仿。他父亲也是在总统府工作，当然他父亲是大官，是知名人物，不像我父亲只是个无名的小职员。抗战时我家到贵阳，他家到四川；抗战胜利后我家回到南京，他家也回到南京；解放前夕我家到无锡，他家到杭州；后来他们家去了台湾，而我家本也是要去台湾，只是最后临时决定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从此我们两人的命运发生很大差别，各人走着自己不同的道路。

家庭生活艰辛

王立业：当时老师家的生活境况怎样？

洪汉鼎：我父亲留在大陆，不想这就给我们全家生活带来了很大问题。我们原先以为无锡我姑妈家可以依赖，谁知完全不是这样，她们家早已败落，结果只能暂借住到她的一位亲戚家。那位亲戚是粮商，原先他们以为我们家可能很有来头或有钱，故收留了我们；但后来知道我们的窘况，就不让住了。不得已，我们就在我姑妈的另一个亲戚家里租了一处平房。父亲因为以前是给国民党工作的，所以在无锡就没有工作。尽管父亲处处小心，生怕别人知道过去在总统府工作过，但在大陆，这是不可能隐瞒的，不久后他就被传唤到当地派出所登记，行动受管制。  这样我们家在解放初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家庭，家里只能靠过去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些金银首饰维生。我记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家从贵阳转到南京时，我母亲曾把一些金戒指缝到我的小棉背心中，后来在无锡因为没有任何收入，就靠变卖这些金银首饰来维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每隔一段时间，我母亲就拿一个首饰去当卖。

当这些首饰被卖光后，我家就靠父母为人做布鞋维生。我母亲在无锡中山路摆了一个小摊，不过几年之后，所谓公私合营①（①1954年，大陆颁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意在将以前的民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以适应社会主义的市场政策。），我母亲就被合并在一个小店里当店员。当时我家住在中山路188号，记得隔壁不远就是无锡有名的三凤桥肉骨头店。尽管肉香引起极大的食欲，但我们只能闻闻香味充饥。我每天都看到父母为了全家生存，一早就去设摊，然后母亲守摊，父亲马上回来，不仅要在家做鞋，而且中午还要做饭，做完饭安顿了我们后，还要送饭给我母亲。

我现在特别痛感当时父亲内心的悲哀。他是一位文人，一直是坐办公室的，能写一手好字，现在却要受如此煎熬。为了生活，我父亲的处境完全改变了，身体变瘦，背也驼了，他整天疲于奔命。我现在还记得他写的蝇头小楷，是那样的美而秀丽，我是根本写不到那样的。我特别记得，他的手巧不仅表现在写字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做的手工艺品上。每到正月十五时，他为了添补家庭生活，都会亲手扎了许多精美的灯笼来卖。什么兔子、狮子、螃蟹，什么都有，而且更美的是好几个小孩玩的龙灯，它有头有尾，记得我与弟弟常和隔壁家的小孩一起举着龙灯来回跑。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真是学艺兼优，相比之下，我真是逊色太多了。（P3-5）

自序

自1999年开始，大略11年间，我在台湾先后任教于中正、佛光、世新、成功和“中央”诸大学。2013年上半年是我在台湾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期，在我离开台湾杏坛前两个月，台湾“中央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的关启匡、陈嘉骏和林柏宏诸博士生要对我进行专访，同时参加的还有世新大学的王立业、李玉馨，台湾“中央大学”的李哲欣、谭宇权和政治大学的李彦仪。为了不辜负同学们的期望和盛情，我在此两个月与他们作了共十余次访谈。本书就是这些访谈的结晶。

我一生的命运是坎坷不平坦的。1938年出生在日本侵略铁蹄的炮火声中，襁褓中的我就和家人逃难到贵阳。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回到了南京，但不久国内战争爆发。当国民政府逃往台湾时，我随家迁到江苏无锡。1951年进入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我纵身到知识的海洋中学泳，此期间，也引发了我投身于哲学事业的兴趣和志向。

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美好的前程似乎翘然已待。然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开始以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的热忱投入哲学研究时，非同寻常的人生苦难悄然降临。偏重于西方哲学的学习在当时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为无视马列主义学习的罪行。年方19岁的我不久就被打成右派，而且还被迫暂时离开北大去门头沟区斋堂劳动。在斋堂艰辛的劳动中，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斯宾诺莎的教导“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有力地支撑了我继续研究和生活。

1960年，右派帽子得以摘去，复回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业。然而，摘帽右派并不等于不是右派，我仍在相当程度上遭受监督、疏离和歧视，以至于在1963年毕业之际，在已经唯一地通过从英国回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温锡增先生的研究生英文哲学甄选的情况下，仍然由于右派身份而被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拒绝录取。最后，我被分配到陕西省咸阳专区永寿县工会，承担职工业余教育工作。

在大西北黄土高原这片土地上，我整整生活了15个春秋，并先后经历了“四清”、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种种政治劫难，工作也从学校到农村、工厂，甚至当过采购员。不过，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我的治学热情，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我的哲学沉思最为可贵的时期。在苦涩而沉重的生活体验中，我深刻地领悟到了哲学与人生、哲学沉思与德性培养的根本联系。这种领悟在某种意义上也正与我多年钻研的斯宾诺莎哲学的精髓交相辉映。恰恰也是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一生的主要著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近百万字的初稿。

1978年，伴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我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迎来了重大转折。我在该年顺利地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以不到9个月的修读时间完成了全部学业，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并担任了贺麟教授的助手。这可以说是自己哲学生命最旺盛时期的一个开端。除了帮助贺师整理文稿外，我还勤力撰述了大量有关斯宾诺莎哲学的文章，为已经酝酿了30余年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的出版作最后准备。

但是，正如有人说的，这种提前毕业于我并不是福而是祸。正当我准备在哲学上发展自己的美好前程时，不知什么原因，我不得不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1年，我被分配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这是政府研究机关，主要为政府政策服务，它没有研究生院。在这里，我不仅失去了很多学术资源和条件，而且更重要的，也是自己感到最大不幸的，是没有培养自己的学生。

不过，这一切并未阻碍我继续研究哲学的决心和毅力。1983年，我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进修两年。重点研究的课题是斯宾诺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最终成果以《斯宾诺莎与德国古典哲学》（德文）在德国出版。其间还与德国教授LGeldsetzer合作编写了中德对照本《中国哲学辞典》（三卷）。由于对中德哲学交流作出贡献，我于1984年10月受到时任德国总统卡斯顿斯的接见；1991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头衔，这是德国二战后授予中国学人的唯一一个哲学名誉博士；1992年又获得国务院认定，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德国的学术深造使我在此后30年以传介和发展诠释学为核心。1990年后，我多次赴德国、我国香港等地讲学。2000年退休后，赴台湾地区各大学讲学十余年。1994年,我的代表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1993，人民出版社）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我的译著《真理与方法》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学术上我是很低调的学者，没有像别人那样要创造什么新体系和新思想，而是走了一条艰辛地传介和重构当代主要哲学倾向的路子。台湾学生曾问我，到这个年龄我对于自己的哲学自我评价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走的哲学之路不是纯粹创造性的路，如有些人自认为的那样，而是重构过去哲学之路；但这一重构又不是原原本本地重蹈过去哲学的老路，而是希望通过解释过去哲学提出一种创新之路，也就是重新回复过去而创新。这一进路就是我所理解的诠释学之路，我认为这是我们许多哲学家所走的路。孔子说述而不作，就是指解释而不创造，创造是圣人的事，我们作为人只能够解释。当然，这种解释也不是纯粹的复古守旧，而是一种新时期的创造行为。

有人曾以“事件型文人”和“作品型文人”来描述当今一些文人，说“为数不多的事件型文人，总能以自己弄潮儿的天赋，占据舆论制高点，遂使那些埋头写作、性格内敛的作品型文人日趋门庭冷落”。当然，后者原本就为数寥寥，更不用说，这里所说的作品是指堪称真正作品的，而不是指那些哗众取宠，毫无独立见识的东西，后者在今天的书摊上比比皆是。如果作品是指真正称得上作品的作品，那么我自认为自己就是这种作品型的文人，而不是那种弄潮儿的事件型的文人。在这里我想起友人李幼蒸先生对利科哲学所作的评价：利科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完成了什么理论体系（如果这样，他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在于他努力智慧和诚实地将时代各种相互分歧或对立的认识论张力关系勇聚一身，并企图对其加以探索和协调。可能利科这一方向正是我的方向。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我始终注意当代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欧陆理性论哲学与英国经验论哲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现象学与诠释学、本体论与知识论的综合。

当然，我的一生是充满不幸和挫折，以致非常艰苦的一生，我始终处于一种孤独的境遇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孤独是一种受伤害的形式，说某人感到孤独，就等于说某人已经受到伤害，但是，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这种孤独只是单独的一个方面，即它脱离朋友，被朋友圈遗弃；可是如果从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异化来看，单独又是一个哲学家所走的路。伽达默尔曾说，海德堡的“哲学家之路”并不是因哲学教授而命名，而是那些具有历史感的单独之人经常散步的道路。哲学家想借此同以往的时代取得一种内在的联系，自由而独立地思考，寻求自然的内在精神。歌德曾说“谁曾经历过单独，啊，他就将一个人生活”。单独对于人的灵魂有一种魅力，它几乎能唤醒一种醉意，使人神往。黑格尔曾说，并不是主人，而是奴隶才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这并不是因为奴隶把主人置于享受的锁链之中，而是因为与依赖于奴隶服从的主人相比，奴隶总是具有更高的自我意识，亦即具有对自己的能力的意识，他在劳动能力中发现了自己的意义。

悲情、低调和孤独，这是我的基本特征，但也不完全就是我的唯一特征。在此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我同样有乐观、进取和奋斗。我经常以斯宾诺莎和费希特作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榜样。斯宾诺莎沉着而冷静地面对苦难，不悲天悯人、自暴自弃；而费希特则始终激情而乐观地投人生活，坚强不屈、勇往直前。把他们两者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静与动、阴与阳、柔与刚的完美结合，如此，在人生幸与不幸、顺与逆的过程中就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幸喜老天对人是公平的，尽管我很长时问内受到不幸的遭遇，但老天给了我一个较好的身体，使我在此耄耋之年还能著述和讲课。

本访谈录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我个人从中学时代到现在的种种经历，幸与不幸的交集；第二部分是我的老师的情况以及我对哲坛的一些看法；第三部分是我过去所写的回忆文章的汇集。

访谈录不同于回忆录，回忆录可能按历史时间的顺序和个人事件的次序进行撰写，而访谈录却是按照访谈人的提问进行回答，因而文字的组织可能有些纷乱，时间也可能会倒错。尽管我在最后审稿时作了较大的修改，疏漏可能仍然存在。另外，所谈的事件主要是从我个人的体认和理解出发，有些可能有误，在此再次恳请同仁批评指正。

本书中的注释大多为陈嘉骏博士所加，在此表示感谢。本访谈录在最后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干春松、唐文明诸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杨宗元主任的全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洪汉鼎

丙申年春节修订于北京怡斋

学生访记——2013年上学期末我们访问了

洪汉鼎老师

2013年6月至7月，正值炎热的暑期，刚经过“苏力”台风的扫荡，万事似乎肃穆而萧条。我们几位研究生在中坜访问了客座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大陆知名学者洪汉鼎教授。

记得其间的“苏力”台风天，那狂风扫落叶的残酷，一时间万物凋零、蝉声寂灭，再经过一酷热的艳阳天，就连那一点残花落叶也零落殆尽。也让我们共同记住，洪老师沙哑而沉着的声线，时而平淡、婉约，时而激昂、慨叹，为我们述说着一代中国学人的人生与哲学。自然残酷或有时，人间几许见白头？在这几次访谈中，洪老师为我们开启了走向哲学人生的几重大门，而他坎坷的人生回忆，虽是以品尝着咖啡的轻松口吻缓缓道来，仔细倾听，平淡的见闻中却偶尔流露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经历。

是的，作为采访者的一员，我一直在寻找理解洪老师这一系列口述历史的意义。洪老师做的口述历史，是非常真诚的，而作为个人的见解，当然是一家之言，也是主观的。作为一位开放的学人，洪老师自然是欢迎大家质疑他的陈述和观点的；而作为听众、读者，我们亦不是为了要崇拜某一位学人而记述、阅读他的一家之言。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够倾听？

在许多人眼中，洪老师是一位成功的斯宾诺莎研究者，也是中国诠释学的重要推手；而在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洪老师完全卸下了一位著名学人的架子，他是一位真诚的老者、前辈，与我们对话，与我们攀谈！对此，我们采访团队，要对洪老师致上深切的敬意，虽然在对话期间，资深文史工作者谭宇权先生偶有尖锐的提问，嘉骏同学也勤奋地搜集了多方面的材料，带有温和“对质”的意味。柏宏学长沉着而精辟的回应，以及哲欣同学敏感而深刻的思辨，使采访内容精彩而生动。洪老师则似乎面对着历史严肃的叩问，以最大的真情“应讯”，讲到激情处还会带有韵律感地拍打桌子，讲到趣味处则开怀大笑。访谈间，洪老师总是喝着两种饮料，一是深味的乌龙，一是香浓的咖啡。他讲述的口吻，除了浓情，还有厚意！

我们原本只计划作十次的口述实录，也没想过要以任何形式发表。就我个人而言，老子西出函谷关，有关令尹喜恭录五千言。我们也没想到，在洪老师回归北京长住之前，可以采访到近40万言之多！对于洪老师这些年来为台湾“中央大学”与台湾师友所留下的这份浓情厚谊，我们深表感谢。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我和嘉骏以及诸位采访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仅是在“中央大学”上过洪老师一门课的普通学员，至于私下与老师合作完成这系列逐字稿，诚然是本着对历史的一番敬意！洪老师在两岸不乏重要门生，还请诸位学长、学姐见谅鄙人不才，不能很好地转述洪老师的要义。我也不只一次向洪老师表达过，个人实不能真懂他老人家的学问精要，故着手作这次的逐字稿，并非在作深层次的学问承袭，只是对前辈的人生知见、哲学人生深感兴趣罢了。

能够作出这一层面的交代，我顿时如释重负。在历史的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而天地又何其广阔！这次，洪老师一再表示，担任台湾“中央大学”的客座教授，恐怕已是他在台湾大专院校十年讲学的最后一站。碍于年岁已高，接下来的岁月，他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尽力推动诠释学的教育。

作为采访者、作为读者，我们衷心祝福洪老师与其家人：身体康泰、生活如意！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博士生

关启匡 敬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