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文编著的《时间深处的背影(走近新余历史文化名人)》洋溢着现代散文的人性意识、主体意识，使得作者与传主之间达成一种充分的交流、对话。这是一种双向的精神运动，一方面是作者在写作中走入历史，走进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悉心揣摩、描摹人物在其所处环境的思想言行，另一方面又能在人性高度上对人物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品藻、感怀、审视乃至批判，大胆表达作者独立的主体性的理解和阐释。

何立文编著的《时间深处的背影(走近新余历史文化名人)》是关于新余历代名人的文史资料专辑，作者以史料为经，哲学深思为纬，用鲜活灵动的笔触，立体呈现了新余十六位历史人物性质的复杂性与多重性。通过对历史人物的重新打量与书写，探寻人性的丰富与驳杂。

独立特行的爱国者——习凿齿

寂寞状元郎——卢肇

宰相的智慧——王钦若

改革先锋——李谘

一代醇儒——刘敞

史官也疯狂——刘攽

直言无忌——孔文仲

在冬青青，松柏不改——萧燧

生若浮萍——傅若金

石门书声朗——梁寅

信仰的力量——黄子澄

身死从人说是非——严嵩

荒野上的微光——宋应星

治世能臣——晏斯盛

沙场人生——张春发

水墨旋舞——傅抱石

后记

三

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容易引发“人生无常”的悲观，很多人在迷惘之下，对人生的本质与价值产生一团又一团怀疑。和当时许多擅长清谈和玄学的名士一样，域外传人的佛学思想仿佛原野上空拂过的一阵清风，吹散了僵化的儒学教义，为习凿齿打开了一个无限开阔的未知世界。

青年时期的习凿齿追随桓温左右，为其事业可谓忠心耿耿，竭尽所能。但是。桓温晚期独揽朝政，欲行篡位，又不听习凿齿劝阻，令他万分失望，另外，他的率性直言也渐渐惹恼了桓温，最后桓温将他的官职一再调任，不再像当初一般重用他了。失去用武之地的习凿齿只能对着那一大堆灰尘满面、倡导经世致用的儒家经典怅然叹息。

就在习凿齿怅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公元365年，著名佛教学者道安法师率领僧众来到襄阳，并且一住就是十五年。习凿齿不仅是博学之士，更是好学之人，早年跟随桓温时，对佛教经文就有浓郁的兴趣，与人清谈常常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对道安法师，习凿齿亦早有耳闻，心生崇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道安法师的到来像一杯甘霖一样，滋润了习凿齿干涸的心田。从当时习凿齿致道安的书信中也可见他对法师的崇敬，“……此方诸僧，咸有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迟无上之箴。老幼等愿，道俗同怀，系咏之性，非常言也。”非但如此，后来向好友谢安推荐道安法师时，习凿齿也不吝赞美之词：“……来此见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大威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未所见。”

作为一种源自域外的宗教信仰，想要在中土传播并发展信众，势必倚靠当地政权。习凿齿是襄阳人且世代为荆楚豪族，那时他可能失宠于桓温，但名望还在，所以道安在襄阳弘扬佛法，一定得到了习凿齿的鼎力支持。这十五年中，两人交往密切，经常在一起品茗论禅，甚为投机。无须为烦琐的公务殚精竭虑，可以整日坐在茶桌边参悟佛理玄机，源源不断的新知识充实着习凿齿的大脑，澄明之境仿佛咫尺天涯却又越来越近。习凿齿醉心于这种捉迷藏似的微妙感觉。这十五年，在习凿齿的一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没有后来襄阳城破两人俱被苻坚俘获押送长安的变故，如果道安不是选择居留长安而是跟随习凿齿南下回襄阳，佛教史上再添一个得道高僧不是没有可能。

好不容易在苻坚的魔掌下逃脱的习凿齿，一路上目睹战争给劳苦百姓带来的灾难，内心的痛苦难以描述。自己没有能力解救百姓于水火，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儿？追问不到结果，与世无争的佛学思想自然而然地生发了。为什么习凿齿人生最后阶段甘愿隐居乡野？试想一下，恐怕不能排除般若学“本无宗”代表道安法师的潜移默化吧？

四

曾经三次北伐，希冀建立盖世功勋，却慨叹“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桓温已成黄泉之下的枯骨，环绕其四周的幕僚集团亦随之土崩瓦解，唯剩荆楚山河记录着他们吟诗作赋、清议玄佛的吉光片羽。曾经雄踞北方，试图一统华夏的前秦国主苻坚，淝水一战兵败后元气大伤而一蹶不振，后反被部将俘杀，江山易主，前秦的版图已经成为历史。习凿齿的前半生裹挟在这些时代巨变之中，跟随那些弄潮儿起伏浮沉，可谓遍尝世间百味。如果将他的一生比作一条河，那么，剧烈的腾挪跌宕之后，便是舒缓的润物无声了。从长安返回襄阳后，天命之年的习凿齿开始谋划人生的后半段该怎么度过了。

不清楚习凿齿离开襄阳南下的具体原因。一个五十余岁的老人本可以安居故土颐养天年，假如时局稳定，天下太平。兴许那时襄阳尚为苻坚控制，习凿齿担心苻坚的马蹄随时会敲响襄阳的街面，一切皆处身外，功名利禄都是幻影，他只想找一方僻静优雅之地安度余生？还是习凿齿已对物是人非的襄阳，对自己跌宕起伏的前半生已经厌倦，想要开始一种全新的晚年生活？总之，习凿齿携带家人沿汉水南下，像一只候鸟，一路找寻着一块可以栖息的理想之地。

南下的路线已经湮没于历史的暗角，只能在斑驳的中国地图上做一些猜想。从襄阳出发，沿汉水乘舟南行，过钟祥、仙桃，转入长江南下，经武汉、黄石到江西九江，后继续往南，过南昌再沿锦江西行至万载。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水路，长途跋涉，艰难困顿；如果水陆兼程，困难无疑加倍，因为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交界处皆为崇山峻岭。据方志及白梅习氏族谱记载，习凿齿先在万载书堂山落脚，并开馆授徒，将毕生所学传于四方学子。过了几年，习凿齿或许认为那儿还不是自己定居的理想之地，又迁徙至新余白梅，终于在此定居并开设“半山学舍”，继续讲授经文，传道解惑。

如血残阳斜照学舍屋顶上的一丛茅草，病入膏肓的习凿齿挣扎着从床上坐起，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就像这夕阳，越来越短了。他努力地握住笔管，给当今皇上修书一封，为萦绕自己一生的问题作一个总结，这样才能配得上数十年来的呕心沥血。

“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怀抱愚情，三十余年……愿陛下考寻古义，求经常之表，超然远览，不以臣微贱废其所言……”等待返京复命的特使见许久过去，屋里悄无声息，推门而人，发现案几上墨迹未干的书信，习凿齿脸朝东方，已然离世。

像一束烟花，绚丽绽放之后，复归苍茫大地。

一个人可以选择高官显爵，锦衣玉食风光无限；也可以选择终老乡野，著书立说培育后学。生逢乱世，却能坚忍不拔地将选择的权利紧紧攥在自己手中，拿得起更放得下，习凿齿的一生已经到达收放自如的化境。

一千七百年倏忽而过，行走在白梅村房前屋后，先哲的踪迹早已消融在浩瀚无边的岁月中，如今我们只能在祠堂习氏祖宗牌位上感知这位乱世奇士睿智的目光、满腹的经纶以及繁华过后见真醇的娴静与达观。P8-11

补一补我们的地方性知识

易晖

读到立文兄的这部书稿，我不禁想起一件“趣事”。几个月前，我去拜访一位治文史的长者，寒暄过后，他送我一册新作——《汉晋春秋通释》。读过一些史书的我对《汉晋春秋》略晓一二，知道这是东晋著名学者习凿齿所著，而且习凿齿还和这位长者一样，都是湖北襄阳人。于是我随口说道：“您这是在为自己的乡贤作传啊。”不想他笑答：“你讲得没错。可说不定他也是你的乡贤呢。”这话听得我一头雾水。长者见我不解，便继续说：“习凿齿是襄阳人不假，《晋书》上说他生于斯死于斯，但还有一种说法，习凿齿晚年为了躲避战乱，一路流落到你们新余，并终老于此，新余至今还有习凿齿墓呢。据说国内很多习氏家族都是从你们新余迁出，散布各地。这种说法虽不载于正史，但明代以后许多的地方志以及一些习氏家谱都有记载。据说你们新余的习氏家族每年的祭祖活动搞得非常热闹。”

这次见面之后，我特意向一位在新余老家的习姓同学求证，他证实了那位长者的说法，告诉我，新余的习姓人都视自己为习凿齿的后人，欧里镇的白梅村相传就是习凿齿当年的隐居、办学之地，如今是个有四五千人口的大村，村民全姓习，而邻近的分宜县枣木山就有其墓地，每年清明时节，远近的习姓人纷纷前来拜祭这位先祖，几达万人之多。

这件事让我对故乡有了另一种认识。以前我以为自己对新余大体是熟悉的，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虽然这些年漂在外头，却始终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诗人杨炼说过，“回不去的时候，才回到故乡”，而我同样也觉得，新余，并不因为远离而在我的生活中缺场，而是如另一位诗人顾城所说，就像看天边的云，物远而心近。

但我对她真的是那么近且熟吗？对她的山川风貌、历史地理、人文风情我究竟了解多少呢？我当然走过一些山川村镇，但它们与我后来去过的南国地方，又有多大的不同？我也曾从长辈、邻人那里听来许多传说、掌故，但那不过是陪伴或填充我少年时光的材料，早已沉入记忆海洋的深处。我算是个读书人，自晓事以来，读书便是生活中的一大内容，我读国家的书、世界的书，如果说还能忝列知识分子的话，那也只能是懂得一些国家知识、世界知识的知识分子，却不能说是关于家乡、关于我们的地方性知识的知识分子，这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文化的持有者”来说，难道不是件令人汗颜的事吗？我是什么时候失去了这一“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的呢？

抱着“补课”的愿望，我打开了立文兄的书稿。书中林林总总描绘了十多位新余籍或在新余留下人生足迹、文化贡献的历史名人，许多是我不知道，或只是知道一个名字。从魏晋时期的习凿齿，到现代美术大师傅抱石，时间跨越一千多年，堪称一部小型的新余文化史。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虽经作者多方爬梳钩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材料供裁剪、铺陈，所以书中人物大多是以一种片段的、肖像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真正如书名所云，是一个个“时间深处的背影”。饶是如此，这些历史人物也是携带着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丰富信息，活生生地走出了“时间深处”。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先贤都是有历史、有故事、有灵魂的人，其伟大动人之处逾千年而不洇、不朽；同时也得益于立文沉潜史料的冷板凳精神和追魂夺魄的生花妙笔。书中每篇虽不过三五千字，但传主的材料往往散播于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文人撰述乃至于方志、家谱、传说之中，须作者广搜遍览，集腋成裘，方能构建起鲜活的形象，其间的艰苦，我等亦以文字为业者可以想见。而立文又是散文行家，他深得中国传统散文笔法之妙谛，如《史记》写人则悲天悯人、形神兼备，记事则追根求源，详因略果的史传传统，《世说新语》从言谈、轶闻中见风骨、风流的关学风范，把它们有效地运用到行文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全书还洋溢着现代散文的人性意识、主体意识，使得作者与传主之间达成一种充分的交流、对话。这是一种双向的精神运动，一方面是作者在写作中走入历史，走进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悉心揣摩、描摹人物在其所处环境的思想言行，另一方面又能在人性高度上对人物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品藻、感怀、审视乃至批判，大胆表达作者独立的主体性的理解和阐释。譬如对严嵩的描绘，立文截取其暮年由盛转衰的一段，既共时性地把握这一人物所处的复杂的人际、人伦关系(君臣、同僚、上下、父子、主奴等)，又历时性地追踪其身世、历程和彼时的处境，尽力还原一个真实、多面的严嵩：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皇帝面前俯首帖耳，尽心事奉，又把持朝政，将国家命运和他人生死玩于股掌；既工于心计，手段狠辣，对政敌毫不留情，又有着舔犊护短之情，乃至于在穷途末路之际尽显寻常老叟的疲态和失落感。可以说，对历史人物不神化，亦不丑化，既贴着人事叙写，又能以我观人，以人性对人性，于寻常心、平凡处发掘其超凡的性格因素、人格魅力，捕捉能使其载入史册的内外动力，是这部人物小传贯彻通篇的一大宗旨。

阅读全书，内心盘桓着一个问题，这些跨越不同朝代的新余名人(撇开那些由于各种因缘际会而留居新余的名人不算)，能否从中发掘出某种既属于先贤，也传承到我们每一个新余人身上的地方性精神，或所谓“文化的深层结构”？当然。系统研究这种“文化深层结构”是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课题，我这里只想在阅读这部书稿的基础上，以一个新余人的视角，谈一点零散而感性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首先，我以为新余人(哪怕是名垂青史的大人物)身上多有一种“草根性”，它贯穿于生命始终，挥之难去。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新余历来只是陬处赣西山区的荆蛮小地，即便在江西文化辉煌一时的宋明时代，新余也是边缘，这里不出簪缨士族、耆儒巨子。那些寒门书生，肚子里装着经年苦读学来的辅君济世的本领，如果不想做一个老死乡里的冬烘先生，就只有惴惴然走出去，融入文化主流，投身官场或各种人生竞技场，而嗣后的辉煌并不能消除弱冠少年、乡野小民时的困窘、弱势，而积淀为人生经验，烙在记忆深处。这种“草根性”对心性的影响，往好里说，使人发愤图进、勤谨藏拙，人生道路不出大格；往差里说，往往守成有余，开拓不足，难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气象。比如我们看到江西第一个状元卢肇，高中还乡、意得志满之际，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赋诗羞辱当年怠慢过自己的地方官。究其原因，我以为正是这种“草根性”，使其不能摆脱困窘时的“创伤情结”。

其二是执著。因为草根，人生若要有所图，便只有靠后天的自我修炼，而持之以恒的执著信念不可或缺。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执著往往使自己的人生态度变得僵硬，少变通，难以畅达，尤其是掺入创伤性的草根意识，就容易变成一种执念，不能跳脱出来，从更阔达高远的境界审视和圆满人生。这方面严嵩堪为典型。当朝二十年，他对嘉靖皇帝尽心事奉，处处窥伺帝意。唯马首是瞻，又陷入政敌之间的明争暗斗，排除异己，一日不懈，其揽权贪贿的执念使自己终遭祸患，以致“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其三。新余名人往往也都是些性情中人，乃至于身上携带着异于常人的奇癖。出身僻壤草根，凭借天分和发愤忝列成功人士，在志业精进、声誉日隆中，源自少年或草莽时的情性，并不随成就、地位或学养修为而消失，而是瑜瑕互见，构成奇妙的组合。国画大师傅抱石可谓我们新余的至情男子，他一生对妻子、儿女、朋友都葆有浓烈情感，甚至在抗战中亦对其日本老师也情不稍改，颇有些不识时务。抱石还一生嗜酒，他的许多泼墨山水往往是醉后所作，还特意制作了一方“往往醉后”的闲章。酒入豪肠，胸中酝酿着绘画的情思和气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艺术，但酒也是损害他的健康，造成他盛年而逝的一大元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我并不是说上述特点为新余名人所独有、共有，而是想说，从我们新余的山水民情中走出的先贤名望，总是会携带着这一片土地的精神密码，值得后人总结、传扬、继承和反思。是为序。

2015年9月写于北京海淀清河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审、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键盘上敲完最后一个字时，有一种几近虚脱的感觉。

从构思到查找、整合资料，再到行文，这部书稿耗费了我整整四年的心力。资料的相互印证，很多篇幅反复修改、推敲，加上写作时间的碎片化，我也曾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终究不甘心半途而废，所以坚持下来了。不为别的，只为自己最初的心愿——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余人，一个喜欢用文字抒写幽微情怀的写作者，我要把根深深地扎进这块热土，穿越时空，汲取她深厚的文化资源，为世人呈现一帧岁月深处的背影。

写作间隙，我背着包跑遍了十六位历史名人的故乡。有大山深处的白墙黑瓦。也有田间地头的千古寂寞，徘徊在文字与现实之间，我小心地寻求写作的入口。多年来，在不同场合，总能听到一些关于地方文化的议论，结论常常就是一句：新余是座没什么文化底蕴的城市。静下心来想想，持这种看法的人对本土文化究竟有多少了解？为地域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做了哪些实际工作？在宋应星、梁寅、晏斯盛、李谘等人故里，翻阅那些纸张泛黄的厚重的族谱，行走在古旧宗祠的天井周围，聆听老人关于村史的讲述，那些史册里记载的人物形象便由单一逐渐变得丰满起来。这难道不是文化之一种？

本书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参考了《新余历代名人》中部分章节，同时得到很多人的关怀与支持。市政协主席廖兰芳百忙中阅读书稿，批示可以公开出版：刘永斌副主席审阅书稿后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还有钟谙文、陈文燕、聂朋等人都提供了热情帮助，让我感觉前行的路上并不孤寂。

不管河流山川怎样改貌，行政区划如何变动，时间沉淀之下，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她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有人知晓我准备写这部书时，曾说我“自讨苦吃”，我未置可否。我的唯一愿景是：这部书的出版能唤起更多人对地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理解。

感谢关心我的人，还有这四年五味俱全的光阴。

2015年初夏于洗心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