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灵魂，
无休无止——比褐色而结实的泥土更加长远——比涨了又落的潮水更加悠久。
我要创作物质的诗歌，因为我认为它们将是最有精神意义的诗歌，
我要把我的肉体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写成诗句，
因为我认为这样才可能给我自己提供有关我灵魂和永生的诗歌。
我要为各州写一支歌，不容许任何一州在任何情况下受另外一州的支配，
我要写一支歌，使各州和任何两州之间能够日以继夜地互敬互让，
我要写一支歌给总统听，里面充满带有威胁性锋芒的武器，
在这些武器背后是数不尽的忿懑不平的人脸；
我还要写一支歌，从全体事物中提炼出一个个体，
那牙齿犀利、闪烁发光的个体，它高过全体，
那坚定而富有战斗性的个体包括全体，又超过全体，
（不论其他头颅耸得有多高，它仍要比全体超出。）
我要承认当代各国，
我要跟踪全球的整部地理，礼貌地向每一座大小城市致敬，
还有各行各业！我要在我的诗里写进为你们所首肯的、在陆地和海上的英雄业绩，
我还要从美利坚人的角度报道一切英雄业绩。
我要唱伙伴关系的歌曲，
我要说明唯有什么才能最终使一切紧密联系起来，
我相信它们会建立起自己理想的男子之间的友情，并在我身上有所指明，
因此我要把行将焚化我身的熊熊烈火点燃起来，
我要揭开长久以来受到压抑的、烧不旺盛的火种，
使它们尽情燃烧，
我要写那首宣传同志和友情的诗歌，
因为除我之外还有谁能理解友情和它的一切悲喜呢？
除我之外还有谁能够是描写同志的诗人呢？
七
我是个倾向于信任品质、时代和民族的人，
我是从人民自己的精神出发的，
这里唱的是不受限制的信仰。
全体啊！全体啊！让别人随意漠视他们想漠视的一切吧，
我也写罪恶的诗歌，我也纪念这一项目，
我自己本人就是善恶兼备的，我的国家亦然——而且我说其实并无罪恶，
（如果有的话，那么我说它对于你，对于国家，对于我，就如同别的东西一样重要。）
我也一样随从着众人又被众人所随从，创始了一种宗教，走人了竞技场，
（很可能注定了要我在那里发出最响亮的呼声，胜利者的连声喊叫，
谁知道呢？它们也许还可能从我胸中升起，腾飞到超过一切。）
每一件事物的存在都不是为了它自己，
我是说整个大地和所有天上的星星都是为了宗教的缘故。
我是说还没有人有他应有的一半虔诚，
还没有人有他应该怀有的一半敬仰和崇拜，
还没有人开始考虑他自己是多么神圣，未来又是多么可以肯定。
我是说这个国家的真正而持久的宏伟气魄必然是它的宗教，
此外并无其他真正而永久性的宏伟气魄；
（没有了宗教也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格或生活，没有了宗教也就没有国土，男子或妇女。）
P15-17
本书由赵萝蕤先生翻译的美国伟大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选编而成。
惠特曼是我酷爱的诗人，一生仅有的诗集就是《草叶集》。楚图南先生的译本《草叶集选》和赵萝蕤先生的译本《我自己的歌》，都是长期陪伴我的读本。赵萝蕤先生对惠特曼有着系统、深入的研究，她翻译的《草叶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是我所见的倾个人之力完成的最完整的译本。我深信，赵先生的译文，能忠实地传递这位西方歌者洋溢着“美国精神”的动人歌声。我选择了这个译本，至于选目，是根据个人对《草叶集》的理解，结合赵先生的译文来确定的。赵先生在译序中提及的代表作大体上都编进来了。
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惠特曼，本书收入原译本序及《惠特曼评论自己》和《惠特曼年表》。同时，附录赵景伦先生和巫宁坤先生的回忆文字，以此纪念毕生艰难而寂寞地从事翻译工作的赵萝蕤先生。
感谢赵先生的家弟赵景伦、赵景鑫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谢谢文秀女士、汪健女士和林玉女士对出版本书的热心帮助！
林贤治
2016年3月18日
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19年5月31日出生于长岛亨廷顿附近的西山村。他年幼时只在布鲁克林上过五年学，十一岁就当了律师事务所的勤杂工，后来又在几家排字车间学排字。在1836年夏至1841年春之间的至少三年里，他在长岛各地当乡村教师，更换过将近十二所学校。不久他开始发表一些感伤主义的“墓园式”的短篇小说和少量诗歌，并于1836年办了一个周刊《长岛人》。此后他短期编辑过纽约的《曙光》和布鲁克林的《黄昏闲话》，直至二十七岁当上了布鲁克林《每日之鹰》的编辑。估计于1842至1848年间他至少曾为十一家纽约和布鲁克林的报刊投稿或工作。1840年他参加了支持范布伦竞选总统的活动，并且获得了胜利。马丁·范布伦是激进的民主派，杰克逊的继承人。之后他仍热衷于政治，曾不止一次因和报刊老板意见不合而辞职。他的政治观点在当时是激进的，他信仰“自由土地”，反对蓄奴制。所谓“自由土地”是指允许老百姓去西部开荒而不允许新开辟的土地沦为蓄奴州。他同样主张“自由贸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支持任何摧垮民族与民族之间壁垒的措施：我要求各国都大开门户。”(1888年5月)又说：“为什么主张自由贸易？……是为了团结：自由贸易促进团结。”(1888年12月)这个立场和杰斐逊与杰克逊的民主主义没有两样，只是在惠特曼身上多一点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味道(关于国际主义，作者在诗作和评论中还提出过许多激进的观点)。他为什么强烈要求民主？可以用他自己的两句话来概括。他说：“美国的光荣是由于她有四千万高明的普通人，他们是一些前所未有的最聪明、最伶俐、最健康、最有道德的人。”(1889年12月)参照他别的言论来说明，就是他认为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一个正在上升的阶层，就是广大的普通人，或称平常人。”(average persons)，包括机械工、马车夫、船夫、渔民、海员、男女工人等等。他又说：“我要求人民……即那些成群的群众，人民的全体：男人、女人、小孩：我要求他们占有属于他们的一切：不只是一部分，大部分，而是全部：我支持一切能够使人民获得适当机会的任何措施——让他们过更加充实的生活……我要求人民享受应得的权利。”(1889年1月)这是他晚年说的话，是足以说明诗人的这种热情与信念始终不渝，老而弥坚。
1848年是惠待曼一生中关键的一年。他受聘去南方名城新奥尔良当报刊《新月》的编辑。
他带着他的十四岁的弟弟杰夫经中部往南，但没有住上三四个月便辞职回到了纽约。这一旅行在惠特曼一生中是少有的，他很少长途旅行；但更加重要的是1845至1848年之间。尤其是1848年，惠特曼已在盘算是否认真当一个作家。他已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和少量诗歌(多用传统格律)。小说中包括劝人戒酒的《富兰克林·埃文斯》(1842)，据说曾畅销二万册。读书是他职业的需要：他在当《每日之鹰》编辑的时候曾写过四百二十五篇书评，其中关于小说的一百篇，历史的二十二篇，传记的十四篇，宗教的四十五篇，诗歌的二十二篇，等等。然而上述这些作品和1855年出版的《草叶集》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据西方学者考证，1845至1848年间他已在笔记中记下了一些将成为《草叶集》内容的材料。但他还没有完全放弃编辑工作。1851年他还曾经营过一家小小的印刷店，并且兼营兴建房屋的生意。但是他已减少了政治活动，更多地转向了音乐、文学、绘画、雕塑等。十五年来(从30年代中开始)，他欣赏了所有前来纽约演出的著名意大利歌剧演员的演出，包括男高音贝蒂尼和伟大的女低音玛丽埃塔·阿尔波尼。惠特曼晚年曾说：没有意大利歌剧就没有《草叶集》，可见影响之深。然而在文学艺术领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还只是个学徒。在此前所写的东西只是一个当新闻记者和报刊编辑的分内工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学。什么是文学？应致力于哪些内容，采取什么形式？这应该是他开始认真考虑的问题了。
……
惠特曼对后来的美国诗歌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但主要是他所树立的个人或个性的史诗这一模式，而不是他首创的自由诗体。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自由诗早已失去了它离经叛道的色彩，但他的诗体仍然独树一帜，只能表明他特殊的思想内容，没有人能学，不必学，也是学不来的。广大读者对他的诗体已比较熟悉，许多西方学者已多方研究。中国读者凡是熟悉郭沫若、艾青的诗歌的也知道一鳞半爪，对它并不完全陌生。尤其楚图南同志的《草叶集选》，这一部尽量忠实于原作风格的译本，起了很大的作用。总之，我们已多少熟悉了惠特曼惯用的、没有规定节奏的长句，以及少数有一定的诗节形式(有着同样行数的诗节，但没有规律的节奏，也不用韵)的比较紧凑的篇什和唯一的一首以传统格律写成、标格不高、但比较通俗的《啊，船长，我的船长》。读者也比较熟悉作者常用的“平行法”(由句首或句尾词类相同的句子重复出现)和“列举法”。诗句中也有时突然出现一些西班牙或法语单词、印第安名字等。还有极少数是作者在构词上的独创，如“×届总统”(presidentlad)。译者认为，惠特曼诗歌艺术的最大成就还不是上述种种，而是单句和全篇的比较含蓄却又十分丰富的音乐性，这是作者诗歌艺术的真正独创和感人之处。西方学者已经指出惠特曼的诗歌往往通篇像演说词、意大利歌剧和汹涌的大海，这个比喻是十分准确、十分形象的。惠特曼自己说得好：“这个作家肯定不能满足当前美学作品所要求的那种精确、齐整、技巧优美。因为在当前的新旧作品中被认为是第一流的最佳作品是经过多方润色的、押韵、使用各种典雅而精致的比喻，深具匠心，说明在艺术语言和辞句的严格控制下经过精挑细琢，只留下了最好的东西，然后拼凑粘牢在一起，于是出现了庙宇般的建筑美——或像一所大理石砌成的巍然矗立的宫殿，入口处是壮丽的门廊，装饰着各种雕塑，既能满足艺术感、形象感、美的享受，又能引起人们的评头论足。这个作家的诗歌却不是这样，它不像结实庄严的宫殿，不像那些装饰它的雕塑，也不像它墙上的绘画。要比就只有比海洋，诗句是流动起伏着的波浪，永远在升腾叉降落，有时阳光灿烂，有时平静，有时呼啸着风暴，永远在运动着，永远自然而然像滚滚的浪涛，而每个浪头的大小、尺寸(节奏)叉都不一样，从来也不会使人感到一切已完成，已固定，而是永远似乎还有更远的在前方。”(1888年7月)
译者应该深刻感谢始终为我解答问题的来北京大学授课的柯大卫教授(Prof．Davld Kuebrlch)，他还给我提供了不少资料。经常提供我资料或解答我问题的美国朋友，还有芝加哥大学的柯尔柏教授(Prof．Gwin J.Kolb)和密勒教授(Prof.James E.M11]er，Jr.)，我在这里也向他们致谢。
译者最常用的主要参考资料为：
(1)格·威艾伦：《沃尔特·惠特曼手册》，1946；《新版沃尔特·惠特曼手册》，1975。(Gay Wilson Allen.Walt Whitman Handbook,1946；The New Waitman Handbook，1975.)
(2)艾伦：《孤独的歌手》修订本，1967。(Allen.The Sotitary Singer，1967.)
(3)詹·埃·密勒：《<草叶集>评述性的指南》，1957。(James E.Miller，Jr..A Critica 7 Guide to"Leaves of Grass"，1957.)
(4)勃劳吉特、布莱德里合编：《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综合读者版)，1965。(Harold W．Bodgett，Sculley Bradley．Walt Whitman：“Leay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1965．)
赵萝蕤
1987年8月稿
1989年3月修改
惠特曼在《草叶集》初版正文中写道：“沃尔特·惠特曼，一个美国人，一个老粗，一个宇宙。”作为一个诗人，他赞美个性，讴歌大众，宣扬自由民主，不愧为美国精神的伟大的代表者。他的诗是原质的，粗犷的，个性化的；却又宇宙般辽阔博大，包罗万象。他对后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十九世纪的美国而达于当代世界，且永远具有开创性意义。
诗人以毕生的努力完成划时代的巨著《草叶集》。这是一部壮丽的史诗，自由、饱满、真实地记录了诗人自己和他的时代，并且展现了人类的未来。西方学者指出，惠特曼的诗歌往往通篇像演说辞、意大利歌剧和汹涌的大海。对于其中的丰富性，著名学者艾伦说：“一个人即使用终生的时间来研究惠特曼，也未必能研究透彻。”
《我自己的歌(惠特曼诗选)(精)》由赵萝蕤所译《草叶集》全集选出。赵萝蕤是惠特曼的热爱者、研究者和翻译者，被美国学者誉为“中国最重要的惠特曼翻译家”。
惠特曼的诗歌对于现代诗具有开创性意义，《南方周末》曾评价惠特曼是所有现代诗人的曾祖父。
译者赵萝蕤是所有翻译惠特曼诗歌的译者中最好的译者之一，而且版权极其难找。
《我自己的歌(惠特曼诗选)(精)》由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林贤治先生从赵萝蕤译本中挑选而成，是精华中的精华。书中包括惠氏代表作《草叶集》，惠特曼年表，以及回忆译者的附录，林贤治先生的《编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