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1900－1991），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光景，林风眠的艺术生涯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的缩影。林风眠对中国绘画和西洋美术都有非常深刻和独特的理解，在近代中国美术史上深有影响。他的理论立足于振兴中国艺术；他的主张顺应历史潮流，主张中西艺术取长补短相互沟通，构筑起富有时代性、民族性、个性的艺术，都为艺坛所称道。郑重老师在《画未了》的资料收集过程中，觉得林风眠的一生是在被误解中度过的，所以他写的传记采取客观谨慎的态度，着力于把事情说清楚，注意历史的真实，包括对林风眠持支持或反对的人和事都做真实的记录，而没有评判是非。

郑重著的《画未了》：真正的艺术家犹如美丽的花蝴蝶，初期只是一条蠕动的小毛虫，要飞，他必须先为自己编织一只茧，把自己束缚在里面，又必须在蛹体内来一次大变革，以重新组合体内的结构，完成蜕变。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它必须有能力破壳而出，这才能成为在空中飞翔、多姿多彩的花蝴蝶。这只茧便是艺术家早年艰辛学得的技法和所受的影响。

一个艺术家应当有从一切自然存在都找得出美的能力，所以他应当对一切自然存在都有爱慕的热忱。因为他是爱艺术的，艺术又是从这些地方产生的。

自序

开卷

第一章 梅县：最忆故乡又怕还乡

 白宫镇老屋留下的寂寞

 祖父的凿子和孙子的画笔

 母亲：画家心中的一片云

 学堂、良师、诗社和诗友

第二章 巴黎：“调和中西”思想的萌发

 枫丹白露的熏染：崇尚自然

 校长的告诫：不要变成学院派

 吸取毕沙罗的经验：各个流派兼收并蓄

 艺术之神与爱情之神同时降临

 再现阿波罗精神的霍普斯会

 《摸索》：早期的艺术宣言

第三章 北京：点燃艺术运动之火

 种子成熟了，播种在哪里？

 呐喊：且看今日之中国，还有一点比较过得去的地方吗？

 林风眠的结论：传统的中国绘画应该告一段落了

 齐白石和克罗多的任教：“调和中西”的初次尝试。

 古都狮吼：震动北京的艺术大会

 《人间》、《人类的痛苦》：血与火的融化

第四章 杭州：建设中国新艺术的摇篮

 呜呼!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

 社会的解剖刀：《人道》

 到西湖办学去

 教师队伍：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群体

 艺术家：破茧而出的美丽蝴蝶

 和潘天寿的争论：合并中国画和西洋画为一系

第五章 杭州：艺术运动之火的再起与熄灭

 艺术运动社的诞生

 徐悲鸿与徐志摩：一场论战的弦外之音

 百幅图画：反映大众与现实

 “一八艺社”的诞生与分裂

 鲁迅与林风眠

 艺术运动的寿终正寝

 热烈和冷静：林风眠性格中的多重因素

第六章 从西湖到沅江：流亡大转移

 贵溪到沅江的路上

 洞庭风波：林主任的两次辞职

 新校长到任：学校大裁员

第七章 重庆：从斗士到隐土——“风眠体”的诞生

 仓库画师：新风格的诞生

 拒绝文人画

 黑院墙：重返艺术摇篮

 又到西湖：黑衣女和红衣女的出现

第八章 上海：风风雨雨廿七年

 再见了，西子湖：辞职离校

 挂职美协的专业画家：卖画为生

 异性知己：艺术与生活的温婉

 戏曲艺术与立体主义。

 重新认识中国传统

 对政治风向像对光和色那样敏感：躲过“反右”劫难

 立体主义手法能画工农兵吗

 画记忆中想画的东西

 山雨欲来：画笔束之高阁

 看守所里写《自传》

 以画铺路：申请出国探亲

第九章 香港：中国现代派绘画的结束

 初到香港：信札中的林风眠

 巴西探亲：叙廿二年的离情别意

 席德进造访：又见四十年前老学生

 与画外人语：真知灼见有多少

 巴黎画展：重寻六十年前旧梦痕

 义女到港：一切都在改变中

 婉谢侨商资助：建纪念馆并不重要

 壮心不已：在画上要再变一变

 福寿双修：依风长眠香江

外一章 林风眠的绝笔：我想回家，要回杭州

开卷

林风眠的绘画宗旨是中西融合。

其实中西融合的绘画想法，并不是从林风眠开始，可以追溯到清三代，康、雍、乾三朝，郎世宁等西洋传教士相继来华，以工于绘事被召入宫，以写实逼真的画艺颇受朝廷的青睐。他们运用西洋油画观念、方法，以中国画的工具、材料进行创作，从而开创了“中西合璧”的一代新风。但当时中国画的传统，正当水墨写意的画风占据着主导地位，崇尚笔墨而不求形似，所以“中西合璧”的画派被斥为“笔墨全无，虽工亦匠，不入画品”，仅仅局限于“新闻摄影”式的皇家政事、节庆活动的纪实工作。这虽然不久即告夭折，但却影响着宫廷画家，至今还能看到的皇帝出访、狩猎及巡视的纪实长卷，都是那时的产物。

西洋画家的到来，使中国画家的目光转向西方，要看看西方绘画的究竟，就有了出国学画的举动。开始时着眼于日本绘画，因为日本的浮世绘脱胎于中国绘画传统，又受着西方影响，所以有几位画家东渡日本学画。但收效甚微。民国初年，康有为考察欧洲文化归来后，以其在政治、文化界的影响力，倡导中国画“新纪元”应以“郎世宁为祖”，否则“随应灭绝”。嗣后，他的学生徐悲鸿、刘海粟留学欧洲。与此同时，受蔡元培美育思想影响的林风眠、林文铮等一批人赴欧洲留学，形成了画家第一次出国潮。

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徐悲鸿、林风眠在世纪之初的美术革命运动中，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然而他们的命运，却相去甚远。徐悲鸿青云直上，独霸画坛半个世纪；而林风眠却每况愈下，被时代冷落、甚至被误解了半个世纪。直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重新评估他们在绘画史上的价值。但是在几本歌颂徐悲鸿的传记中，林风眠仍然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走近林风眠和徐悲鸿，了解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以及其中的是是非非，我感到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便滋生了为林风眠立传的欲望。在上海老画家中，我对林风眠又是陌生的。

起始，我是从人们常说的“风眠体”的艺术中去了解林风眠。他的画既不是传统的中国画，也不是传统的油画，他搞现代派，但又不完全是西方的现代派，而是有着东方色彩的现代派。他的艺术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艺术氛围：在孤寂中有着热烈，在沉静中有着壮美，在失望中有着希望，在向往未来与怀旧中似乎又在思索着什么，是对未来的乐观?这正是生活在峡谷中的人们的极为复杂的情绪。在他同时代的画家中，很少有人能觉察到这种情绪，也很少有人能把握和表现出来。

接着，我就读和他同时代画家的传记，由于他很少和人交往，能得到的资料并不多。后来，我就去林风眠在上海的南昌路53号故居，拜访居住在那里的袁湘雯女士。她是林风眠熟悉而且喜欢的学生潘其鎏的妻子，是位医生，也可以说是林风眠的保健医生。我称她为“袁大姐”。她性格开朗，言语爽快，她接受了我几十个小时的录音采访，不但和我谈了林风眠在上海的那些事，还把林风眠去香港后写给她的几十封信，全部借给我写传记时使用。再一个了解林风眠的就是席素华、冯纪忠及冯叶一家，可是这时席、冯夫妇已经去了美国，冯叶去了香港。但是，我从上海市公安局档案中看到“文革”期间，林风眠以特务之嫌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的审讯笔录及他写的交代《我的自传》，而且进一步了解了席素华在林风眠被关押的四年，她一直以家属身份前往探望，送去衣物、食品及洗涮用品，危难之中见真情，引起我对她的敬佩。-

我多次去了杭州。在国立杭州艺专旧址——罗苑——散步，从罗苑绕孤山再到林风眠的故居，走了几个清晨和黄昏。我曾得到林风眠的学生金尚义、郑朝的相助，他们把收集到的有关林风眠的资料和照片都提供给我。在我写这篇文章时，金尚义已经跨鹤西行多年了。再后来，我就到了林风眠的故乡广东梅州，在他家的老屋周围盘桓终日，走过村前的那座石桥，桥下流水潺潺，那是他童年随母亲洗衣服的地方，他记忆中的那棵大榕树还枝叶茂盛，遮风挡雨，他老宅前的芦花正在怒放，就是林风眠画中的风景。我还访问了林风眠童年好友同时留学欧洲的李金发的儿子，谈到林风眠，他已经没有一点印象了。

除了上海，香港是林风眠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到了香港，我见到了收藏林风眠作品最多的王良福，以及林风眠初到香港时，为林风眠服务的吴棣。本来想采访金碧芬，彼时她以金东方的笔名在香港写流行小说，但她不愿见面。在香港，经过报界前辈卜少夫的介绍，我倒是见到了冯叶。古道热肠的卜少夫特地设宴把冯叶请来，席未终她就走了。我送到饭店门口，站在马路边说了几句话。她说许多人都要为她干爹写传记，都向她要材料，但她没有时间，将来她肯定要把材料整理出来，交给哪位传记作家还不知。说罢，她就消失在香港的暮色中。

我有机会到了法国，并去了巴黎，访问了林风眠当年读书的巴黎美术学院，访问了几个画室和正在学画的学生，感受和体会了一下林风眠当年求学的气氛。我在拉丁区鹅卵石铺就的路上走来走去，看画廊，看旧书店，又不止一次美术学院经过拉丁区，穿过架在塞纳河上的艺术家桥到卢浮宫和巴黎圣母院，我却无法体验到他们当年在巴黎学画时的辉煌，我感到被抛得很远。在巴黎，我访问了赵无极和朱德群，他们当年都是林校长的学生，在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或教画，谈论的仍然是林风眠在中国的事情。P1-3

我退休之后，兴趣集中于人物传记写作，所写的人物都是自己所熟悉的，而且有过较多的交往。我和他们相识是在“文革”期间，那时他们已被打入另册，生存环境维艰，我是由于工作之便而接触了他们。所谓日久见人心，和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他们对我的防范渐消。我走进他们的心中，感受到他们人格的魅力，敬慕之情油然而生。我和他们交谈，不是作为采访者，而是一名仰慕者，所以交谈时就不能穷追不舍地去“挖”材料，只是听他们谈，谈什么我就听什么，谈到哪里算哪里，加上我多方搜集，积聚了许多资料。后来有人说我是在做“抢救”工作，我实在是没有那样的境界。那时我也很迷茫，只是感到中国文化已处于末日黄昏，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像他们这样的人了，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像他们这样的人了。那时没有写书的想法，只是想做一本秘籍，传诸朋友间，对他们的人格及艺术作一番品赏。

几度春风，几番秋雨，换了人间。可以写书出书了，我才想到了人物传记的写作。那时我就有了一个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把许多人的生命历程和活动环境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真实地表述出来，那就是历史，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我写了一批人物传记，这也正是从事传记写作的人常以此而自慰的。但是，我这种自慰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在传记陆续出版之后，我就发现材料的疏漏及写作中的不足，心中难免产生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传主的材料发现得越多，我就越感到愧对传主，心中的遗憾也就越大，而补充、修改甚至重写原来作品的愿望也就愈发强烈。所以人物传记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遗憾有时会变成一种心病。

2014年某日，中华书局余佐赞、于欣、胡正娟诸君来寒舍小坐。一杯清茶道古今，也谈写书出书的事，言及我的这种遗憾，他们也未置可否。闲谈时这种言者无意、听者无意之事是常有的。可在数日后，于欣、胡正娟二君又再次光临舍下，谈起如何让我弥补遗憾，重新出版几种人物传记之事。我被他们的善解人意感动得几乎老泪纵横。她们随即带走我过去写的几种人物传记，说是研究后才能决定。数月后，她们告知拟重新出版《林风眠传》、《张伯驹传》和《张珩传》。

我先对《林风眠传》作了较多的补充和修改。这是因为我认识了电影制片人柳和清先生，20世纪50年代，他和林先生有较多的交往；我还认识了席素华女士之子王泽良先生，他少年时代随林先生左右，他们都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有趣的是，杭州风眠民间工作室的徐宗帅先生，自费“寻找林风眠”十多年。凡是林先生生活过的地方他都去，凡是认识林先生的人他都要访问，他为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林风眠重访巴黎并举办个人画展的情况，我一直不甚了然，广州林风眠艺术美术馆的姚远东方小姐和巴黎的李丹妮相识，得到了林先生去巴黎时与李丹妮往来信件几十封。李丹妮是林先生老朋友李树化的女儿，又是林先生在巴黎举办画展的经办人。以后，我又联系到姚远东方小姐，她为我提供了林先生巴黎之行的照片。更为重要的是林先生的外孙杰拉德从巴西来到上海，我和他见了面，然后他又去了杭州、香港，《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陈若茜沿途跟随采访，陈小姐后来把采访到的资料提供给了我。

对张伯驹、张珩也是这样。我为他们写的传记虽然出版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关注，继续在收集他们的资料。如果不把新的资料、新的发现通过对原来的传记予以修订时表现出来，那不是让我心中留下更大的遗憾，承受着更大的不安吗？

我曾经多次拜过张伯驹先生，也请他为我的藏画写过题跋。张先生内敛寡言，我又是带着敬慕的心情去看他，不敢请他谈传闻中的事情。后来读到他儿子张柳溪先生的口述《父亲张伯驹的婚姻》（张恩岭整理），看到他收藏之外生活的一角；后又从中央文史馆资料中张伯驹写的几种《自述》及“文革”期间在东北写的交代材料；近来又从寓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中，读到张家财产纠纷的几个法律文件。在这次修改时，除了对张先生写的一些材料及张柳溪的“口述”作了较多的引用外，也采用了寓真先生及其他有关著述中的资料，但对张先生生活中的事都未作展开，还是主要集中在收藏方面。在修改时，把张先生的收藏和他的词对应起来，加强了他收藏时心情的分析。张伯驹不只是大收藏家，也是当代大词人，对词的理论研究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功。词是张伯驹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两者融合在一起，要了解张伯驹，就不能不读他的词，特别是每首词前的短序，更值得细读和深入研究。

我没有见过张珩（葱玉）先生，但是他的朋友谢稚柳、启功、谢辰生、曹大铁、唐云、王世襄、谭敬等，都是我熟悉的。我之所以要为张珩写传，那是因为从他们那里听到他的许多故事，只要谈到古书画鉴定，张珩的事总是挂在他们嘴边。但是张珩在1949年以前的资料很少，在开始为他写传记时，我是下了功夫的，待把他的日记、诗稿发掘出来后，对他才渐渐地清晰起来。后又认识了张先生的两个公子和女儿。某年我去美国探亲，得到王伊悠小姐、马成名先生的帮助，了解到张珩收藏的书画流散在国外的情况，诸如藏品的名称，如何流散出去，现在藏于何处，查到的藏品和流散了的藏品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次传记修改，还介绍了张先生对一些古书画的鉴定，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作品的鉴定。在这方面已经引起海内外鉴定界、收藏界的关注和研究。

我这次对三本传记的修改都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应该说也尽了一些努力。但还是难免有旧的遗憾未能全消，又增添了某些新的遗憾之感，真是无可奈何，只能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光阴岁月不饶人。我在修改三部书稿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有些章节稍显得杂乱。责任编辑于欣、胡正娟二君，删冗去杂，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万君超先生对样书稿作了审读校正，作出了奉献。他们的辛劳又恰值酷暑炙人，实在令我惴惴不安。连同本文中所提到的对这次修改有所帮助的海内外诸君，我再次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郑重

2015年7月30日百里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