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回忆录(共2册)》讲述了作者阎明复的少年时代、大学岁月的成长经历，书稿的重要部分是作者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翻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和就任中办翻译组组长期间，亲身经历的中苏两国关系、苏共与中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见证了中苏关系由蜜月期到出现裂痕，再到急剧恶化，中苏论战乃至断交的历史过程，以及作者“文革”期间的遭遇、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的一些经历。全书历史时间跨度长，内容涉及人物、事件众多，而且语言文字亲切通俗，有很强的可读性。

《阎明复回忆录(共2册)》讲述了作者少年时代、大学岁月、翻译生涯、文革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全书跨越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从九一八事变到新中国改革开放，涉及众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作者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在书中，作者亲切回忆起自己自幼随父母频繁接触中共早期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周恩来等曾是“阎家老店”常客）的别样年少时光，回忆起抗战岁月父亲身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毅然决然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书中详细记述了作者从“哈外专”毕业后，在全总和中办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做了17年俄文翻译的非凡经历，其间亲历国际共运的转折历程和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分裂的全过程；书中还有作者对“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受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痛苦回忆，直至恢复工作后任大百科出版社副总编时，积极选调大批尚未摘帽的"右派"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编撰大百科全书的诸多往事。本书饱含了作者对家国命运的拳拳深情，具有独特的文献史料价值，其中许多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尚属首次公开。

阎明复回忆录（一）

我的少年

 出生

家人

北平--我的出生地

 南京趣事

 重庆岁月

重庆村十七号

“阎家老店”

周伯伯原来就是周恩来

难忘的巴蜀小学

重庆大轰炸

“南开”往事

抗战，抗战，抗战！

为和平民主而斗争

 跋涉在回东北的旅途上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重庆

沿长江而下到上海

大海呀，大海！

从天津到东北

穿行在东北大地上

 我的父亲阎宝航

代号“阎政”

从基督教徒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

怀念、肯定、召唤

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

我的大学岁月

 短暂的团聚

东北大学

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学了两门课

不应该这样斗来斗去

 哺育我成长的“哈外专”

刘亚楼校长

校长和老师

我的二哥

同窗岁月

见证历史：全总七年见证中苏友好

 生活中新的一页

 俄文翻译室：和苏联专家在一起

第一批苏联专家

第二批苏联专家

第三批苏联专家

新生力量

 人民防空：苏联的经验

 频繁的国际交往：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氛围

首次出国

“友好列车”

中国工会访苏考察

结缘南斯拉夫

回访“标新立异”的南斯拉夫

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

走一路辩论一路

访南印象

 随领导人出访

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我见到斯大林

随赖若愚参加苏联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陪李富春访苏

随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六国

 全总的两位主要领导人

我所知道的李立三

赖若愚的遭遇

 我在全总工作七年的体会：苏联专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贡献

见证历史：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

 中办翻译组的成立

我接了师哲的班

慈禧迎宾的“后殿”成了我们的办公地点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翻译组的工作

 这里绝不是保险箱

 1957：中苏蜜月

第一次重大外事翻译：伏老访华

苏共中的“反党集团”

1957年莫斯科会议

 1958：内外政策大转折，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发动“大跃进”，赶超英美

《和平和社会主义》杂志创刊会议

苏中联手批南

随陈云赴莫斯科参加“经互会”和“华约”首脑会议

头脑发热的年代

翻译组陆续编译：关于苏联的“赶超美国”

关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

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炮打金门明显地给中苏关系投下了阴影

赫鲁晓夫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9：中苏同盟裂痕进一步加剧和公开化

苏共二十一大，拟取消“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随朱德访问波兰、匈牙利两国

苏联单方面撕毁“核援助”协议

中印关系和西藏问题，苏联迫不及待地指责盟友，公开中苏分歧

赫鲁晓夫再次抨击人民公社，毛泽东反应强烈

中苏裂痕逐步加剧

阎明复回忆录（二）

见证历史：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续）

 1960：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揭开了中苏两党争论的序幕

“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对赫鲁晓夫的支持

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和贝利绍娃事件

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中共的突然袭击；“硬着头皮顶住！”

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

群众和历史将做出结论

一赴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

二赴莫斯科：二十六国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

三赴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1：中苏关系的缓和与论战再起

中苏关系短暂的缓和期

他要整阿尔巴尼亚，我们一直是反对的

我们翻译组的任务

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

中苏之间摩擦又起

 1962：中苏论战“暗潮涌动”

拒绝中共中央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新疆边民外逃事件和蒋介石“反攻”大陆

王稼祥：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防止核扩散问题和加勒比海危机

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苏联起的恰恰是相反的作用

停止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赫鲁晓夫导演的一场场反华闹剧，把国际共运一步步推向无法挽回的分裂深渊

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1963：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演变为公开论战

他们挑起公开论战，“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毛主席决定发表双方信件，“将赫鲁晓夫一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争

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我们的方针是：一破二拖

九次会谈：中共代表团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寻求两党团结

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逐步演变为公开论战

 1964：中苏笔墨酣战；更加坚定了毛主席“反修防修”的决心

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罗党是来当说客，还是来摸底

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

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应该讲点儿实质问题

苏共中央意在强行召开国际会议

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赫鲁晓夫“辞职”的请求

在“静观”中采取推动工作

改善同苏联关系的重大步骤

苏共新领导本身很虚弱，内部矛盾重重

 1965：中苏“藕断丝连”；翻译组的任务越来越少

柯西金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共运会议

中苏两党领导人最后的会面；最后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

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继承者的“莫斯科三月会议”

“文革”前最后一次出国：陪同彭真访问印度尼西亚

杨尚昆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中办翻译组的任务越来越少了

 1966：中苏两党中断一切往来；中办翻译组终结

中共拒绝派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

中办翻译组终结

回顾与反思

先来看一下苏联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总结》

关于中苏分歧，邓小平早已做出了精辟的论断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有什么责任”

见证20世纪80年代末中苏关系复苏

作为见证者的希望……

“文革”十年

 山雨欲来风满楼

参加“四清”

初露端倪

 中办“文革”点滴

形势急转直下

我所了解的戚本禹

后楼“文革”

中办“学习班”

批斗大会

“砸碎‘学习班’，回家闹革命”

“‘杨家死党’的反扑”

“思想汇报”

“负隅顽抗”

我牵挂中的家人

 风云突变

被隔离审查

我的父亲，生离死别

“公审”、“逮捕”

 秦城监狱七年半

代号：“67124”

看守、管理员

她“救”了我

第一次提审

第二次提审

我不能讲假话

“不交代拉出去枪毙！”

为当事人澄清事实

囚徒生活

素未谋面的“难友”

囚室“趣事”

传达最高指示

亲人探监

审查结论

 我真的疯过吗！

 我终于活着出来啦

回家啦！

慢慢地适应新的生活

特殊关怀

毛主席说，这些干部我都熟悉

 “我的控诉！”

我犯了什么罪？

含冤入狱的何止我一人

迫害我们，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

事实证明根本没有“里通苏修”

含冤而死的父亲

株连“九族”

感谢我们的党拨乱反正

 附：家破人亡

“大百科”精神

 和姜老在一起

来自秦城监狱的百科倡导人

和姜老一起草创出版社

在争论中确定编纂方针

 我和我的百科同事们

“难友”编书

“招降纳叛”的故事

大百科专业骨干队伍

 党和政府关怀下的“大百科”

关怀与支持

文化史上空前的伟大工程

迈出早期与国外同行合作的步伐

 “大百科”精神

学习和交流的社风

发扬民主，广开言路

艰苦奋斗，发愤图强

 回到了在“大百科”的日子里

 附：参加莫斯科书展见闻

重庆岁月

重庆村十七号

1937年年底到1946年9月，我们家大部分时间住在重庆。

六十多年前，在重庆的两路口一带，曾经有一个非同一般的居住区——重庆村，这里聚集了当时众多上层人物。我们的家就在重庆村十七号。

到达重庆前，父亲的一个朋友在七星岗附近的闹市区替我们租了一处住所。爸爸说，那个地方不合适，就搬到两路口重庆村十七号，我后来才意识到，爸爸说的“不合适”，是从党的地下工作选址考虑的。

重庆村是建筑在从两路口到上清寺之间的一个山顶上的住宅小区，在马路东侧有一个大门，门旁的水泥柱上挂着写有“重庆村”几个大字的牌子。进门以后，一条宽阔的马路通向山顶，山顶上有一块宽阔的平坝，上面建筑了十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平坝的东南侧有一长长的石台阶，通向山下的连成一片的七幢楼房。我们家就住在坡下七幢楼中的最北面的一幢，第十七号。我们家的楼前有一个小院，一层楼有两间大房间，后面是通向二楼、三楼的楼梯，楼梯的后边是两小间厨房。厨房间有一个后门，出门向右走，经过这一排住宅的其他六幢楼房可到重庆村的后门。走出这个后门向右可到大田湾，离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很近，向左可到跳伞塔、两路口和浮图关。我家的二层楼也有两间屋子，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东边有一个小的储藏室。三楼是一个阁楼，面积相当于一楼面积的三分之二。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东侧有一个宽阔的凉台，正对着跳伞塔。这就是我在重庆居住和成长近九年的家。

就在这时期，我和父母、三姐还在武汉小住了一段时间。

南京保卫战开始前，1937年10月，东北救亡总会搬到武汉，总部设在武昌明月桥东北同乡会院内。父亲把母亲、三姐和我从重庆接到武汉，在那里我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正值保卫大武汉时期，父亲很忙，常常见不到他。

在武汉，我记得几件事情。

在成都上大学的大姐阎明诗突然来到武汉，她把头发剪短了，穿上男人的军装，十分威风，后来才知道，国难当头她不愿意再上学了，经周恩来的介绍，她从武汉直接去了延安。后来，在重庆的二姐阎明英(高玲)、大哥阎明新(阎大新)和二哥阎明智也先后奔赴延安。

第二件事。在武汉，父母把我送进一家医院，给我做了扁桃体的摘除手术。手术后，虽然伤口有些疼痛，但是天天给我吃冰淇淋，我仍然十分惬意。

第三件事。我们的刘澜波大叔的夫人去世了，父母带着我参加了追悼仪式，我们同许多叔叔阿姨们一起走进追悼大厅，向刘阿姨鞠躬告别。

不久保卫大武汉的战斗开始了，我们又回到了重庆。

此时正值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作为“陪都”，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实施了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使我们损失最为惨重的野蛮轰炸。连续数年的“大轰炸”先后致重庆几万同胞遇难。在重庆，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防空警报、敌机炸弹和对日抗战的气氛中度过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因为父亲曾是蒋介石钦命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到了重庆，父亲自然是那时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交际广泛，朋友众多，在社会各界都声望颇高，然而，在这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无人知晓的巨大秘密。在与国民党大员们一道迁往重庆之前，他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了。在重庆，父亲是周恩来直接单线掌握的特殊关系，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和社会政治活动。罗青长曾回忆说：从1941年开始，直至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阎宝航利用在国民党上层的特殊身份，在家人的掩护之下，带领一支精干的情报小组冒着巨大的危险，为中共中央和苏联情报系统工作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关于父亲的情报贡献我也是解放后才知道的，我将在后面的部分专门谈谈父亲的情报工作。

以父亲的特殊身份为掩护，重庆村十七号，成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既是父亲地下小组的“情报站”、党的“联络站”，也是共产党人的“藏身所”和“中转站”。当年我只有十岁，还依稀记得，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普通的客人都是在一楼的客厅，是不上二楼的。来我家的一些“特别的叔叔”总是上到二楼的一个房间。这是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对着我家的阳台护栏，邻家看不到这里，我感觉很高，要踮起脚来才可以看见天上的云彩。他们就是在那个房间里，表面看是打麻将，实际上是在开会。

我还记得这么一个细节。一般扫地、倒痰盂，都是用人李嫂的事情，唯独二楼这间房间的打扫、倒痰盂等清扫的事，每天是我妈妈亲自来做。有时候我就说，这挺脏的，你干吗不让李嫂去打扫。妈妈也不理会我，仍然是她自己干。

多年以后，我才真正了解，妈妈这么做是保密工作的需要，也才了解在这个小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正是这间二楼的房间，周恩来多次在这里密会。在一楼大客厅，董必武代表中共南方局在这里召开过“东总”党组的工作会议，主持过重庆民主人士的宪政座谈会。叶剑英也曾在这里召开会议，通报皖南事变的情况，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分散活动的通知，安排有关人员的转移工作……

实际上，早在南京时，家里就住过这些“特殊的叔叔”。陈同生从国民党监狱被营救出来，伤痕累累、剃着光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就住在大禹村一号我们的家里。妈妈把二楼的储藏室收拾出来，每天为他煮牛奶、煎鸡蛋，亲自清洗伤口，两个月后痊愈派去新四军工作。解放后他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

李正文也是在重庆村家里住过的共产党人。他在苏联工作时受到王明的陷害，被送往苏联靠近北极地带的劳改营，经过两年多的审查，1940年才被释放回国。到了重庆后，就住在重庆村十七号家里。在父亲的帮助下，他与党接上了关系，一段时期成为父亲情报小组的成员。后来去了南京、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时隔多年的1995年，在俄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授予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以“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仪式上，我和父亲的战友李正文久别重逢，亲切握手。我已不再是那个操着“重庆口音”的少年，而他虽已年迈，仍然精神矍铄。

朝鲜族的老党员韩乐然一家也常常在这里落脚。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早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时，就成为父亲的挚友。由于我父亲比他年长三岁，因此我们家的孩子都亲切地称他韩叔。我记得他非常喜欢孩子，常抱抱我，亲亲我。P16-19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我想做两件事，一是为发展慈善事业做点事情，二是写写回忆录。

写回忆录的初衷是，作为中办翻译，我曾在伟人们身边工作了十年，亲历了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冷战的过程，想把那些历史事件真实记录下来。在回想和思索中，我感到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导致中苏关系变化的国际大背景，还有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阶级斗争的人为激化，“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等等。

这样，我的笔就没法停下来，从中办十年又写到“文革”的那些日子。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之下，我和父亲便被关押到秦城，几年间家破人亡。这不仅是个人的噩梦、家庭的噩梦，整个国家都在经历着一场浩劫。

写到家破人亡，就回忆起那些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想起我的童年、读书、成长……往事接踵奔涌而来。从“九一八”开始，我们东北人随着日寇的人侵，到处流离失所，国恨家仇，没齿难忘!抗战岁月，父亲身边那些隐蔽战线的亲朋好友置个人、家庭的命运于不顾，毅然决然献身祖国解放事业；东北解放区，白山黑水，冰天雪地问暖融融的师生情谊；红墙内外，伟人、同事跌宕起伏的戏剧人生，执着顽强的理想追求，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无不令我感慨系之。回首往事，倍感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必然相互交织，相互融入。

如今，我已经八十多岁了，这几年免不了时有患病，幸有家属津利、南南精心照顾，每天能坚持散步、游泳，感觉自己记忆力还清晰，思维也不迟钝。一边回想往事一边记录的过程，使我获得了饱满的情绪和积极的心态，去更客观地对待历史，更乐观地看待生活。精心收拾起过去的岁月，想来是很有意义的。

阎明复

2013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