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公共领域》是著名传播学者展江教授的第一部学术自选集。

一部解读大变革时代的媒体备忘录。

本书收集了新闻传播学知名学者展江先生10年来的主要学术论文。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探究，到美国新闻史和当代新闻事业钩沉，均有所涉及。特别是对欧美新闻事业历史及相关理论的研究，独树一帜。

《守望公共领域》是著名新闻传播学者展江教授的第一部学术自选集，也是一部解读大变革时代的媒体备忘录。作者展江以深厚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媒体经验对传媒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严谨的学术方法和跨学科的视角进行媒介理论研究，以客观的态度解读国内外媒体事件。有理论探索，有实践总结；有现实追踪，有历史溯源；有国内媒体评析，有域外传播观察。从探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到钩沉美国新闻史和当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对欧美新闻事业的历史、现状和理论的研究，均有独到见解。作者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中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第三流派——当代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挖掘，为国内学界第一人，本书书名即由此而得。

序言：不赶浪头是研究者应有的心态

辑一 新闻传播理论发微

 新闻事业成因论

 新闻宣传异同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

 附：《旁观者》的宗旨

 人类学之于传播学的馈赠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译序

 从“四种理论”到“去西方化理论”

——比较媒介研究的演进

 比较传播研究的奠基之作

——《比较媒介体制》译序

 既非“霸道”，何来“霸权”？

——关于传播学范畴内hegemony一词汉译的探讨

辑二 媒体—国家关系管窥

 从《焦点访谈》看中国的政治表达

 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

 舆论监督在中国（2001—2009）

 社会转型与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

 俄罗斯调查性报道管窥（1991—2006）

辑三 新闻专业主义源流

 风云不褪名报色

——《纽约时报》历史上的六次重要改版

 十五名美国电视新闻主播的经历与素养

 新闻专业主义启蒙之始

——写在《美国报海见闻录》20年后再版之际

 新闻专业主义的中国都市报标本

——《南都深度十年作品精选》第一章监督公权点评

 新闻专业主义与软实力

 历史探寻与新闻精神

——《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再版导言

辑四 战时新闻传播观潮

 战争与早期新闻传播的渊源

 “三十年战争”与欧洲报刊成长

 拿破仑与战时新闻传播

 宣传的开端——拉斯韦尔与《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反恐怖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

 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

 半岛电视台探秘

 “起居室战争”的虎头与蛇尾

——央视直播伊拉克战事之得失

辑五 域外新闻传播简论

 17世纪欧陆报纸发轫及辐射初探

 从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首卷看《莱茵报》时期德国新闻事业

 马克思是不是《莱茵报》的主编？

——兼谈《莱茵报》的编辑体制

 社会转型的护佑者

——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百年祭

 巴西报刊公信力为何高居首位？

 秘鲁新闻界与政坛“连体人”的倒台

 起底亚洲：首届亚洲调查记者大会观察

附录：“我就愿意一直在边缘待着”

后记

新闻事业成因论

新闻传播活动古已有之，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只是在近代，随着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新闻传播活动才开始向新闻事业过渡。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新闻事业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来者。然而它一经问世，便与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各项事业保持着同样蓬勃兴旺的势头。有人甚至极言：“新闻事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最重要的一个领域。”①

关于新闻事业的形成时代，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大体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新闻事业诞生于德国人约翰·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约1397—1468)发明欧式活字印刷术之时，即1450年前后；第二种认为新闻事业诞生于17世纪初定期出版的印刷报纸问世之时。

笔者对以上二说不能苟同，因而提出第三种观点，认为新闻事业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业和新闻通讯社出现之后。新闻事业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行为，它是职业新闻机构所进行的广泛影响社会的经常性活动。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虽然已经出现了职业新闻机构，但是新闻信息的传播量、传播频度、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尚不足以深刻地影响社会大众。如同马克思所言，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印刷术变成了新教的工具，主要用于印刷宗教著作而不是报刊。当时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是流行于上层社会与新兴阶级之间的手抄报纸。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发生了数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印刷术也普遍用于报刊出版，日报先后在德(1650年前后)、英(1702年)、法(1777年)、美(1783年)等国相继问世。这一时期的报纸不是以传播新闻为主、面向社会的媒介，即使在某个历史时刻能够为万众争相传阅，但其出版状况极不稳定，不能长期影响大众。

但是，古登堡印刷术使人类大规模复制信息成为可能，手抄报纸和早期印刷报刊与今日以报纸为重要构成的新闻媒介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因而笔者提出，以19世纪30年代为分水岭，将1450年至今的500余年划分为前新闻事业时期和新闻事业时期，通过这种划分，我们可以对新闻事业的成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前新闻事业时期：媒介的发展与传播空间的局限

古登堡发明欧式印刷术的时代，正是世界历史即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在欧洲许多地区，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逐渐式微，资本主义在母腹中躁动。马克思说：“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①，“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②，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③。

手抄新闻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人类开始从漫长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其问商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尤为迅速。在这种情形下，“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④。如果说人类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为了满足游牧和农耕时代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话，那么社会经济的迅速变化势必使人类产生对新闻信息的新需求。

从与社会发展和新闻传播有关的物质技术方面来看，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加之既存的社会环境，使西欧具备了孕育早期近代报纸的最佳条件。这种最早的报纸还不是印刷的，而是出现于意大利的“手抄新闻”。

手抄新闻(Notizie Scritte)最早在意大利(当时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地理概念，如同德国一样)出现，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是1189年在法国的埃罗(Herault)建立的①，而纸张的大量生产始于14世纪初叶；古登堡印刷术于1470年前后传人意大利，但是在这个天主教堡垒里，它不可能被用作新教的工具，其应用与普及过程是漫长的。另一方面，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尤其是东北部的威尼斯，具有了商业、贸易和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威尼斯垄断了与欧洲和近东的贸易，拥有发达的造船、丝织和玻璃制造业，又是欧洲基督教世界中能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相抗衡的主要国家，因此，有关威尼斯的新闻自然成为各国政治、军事、商业等各界关注的重要信息。

在此情形下，一批专门代人打听和以提供新闻为业的人出现于威尼斯。他们集新闻的采、写、编、发于一身，是世界上第一批职业新闻传播者(意大利人称为menanti)。他们先是为王室和金融巨头服务，后来逐渐扩大业务范围，为其他有钱的新闻爱好者供应新闻。

手抄新闻是在新闻信(newsletter)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媒介，它的内容偏重于商业与金融消息，因而相较于新闻信来说新闻报道范围有所拓展。尽管手抄新闻无报名、无标题、大都不定期发行，但是它由职业传播者制作，具有世俗化和商品化的特点，因而是近代印刷报纸的先驱。正因为手抄新闻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故而曾遭到封建统治者和罗马教皇的压制。

P3-5

不赶浪头是研究者应有的心态

我从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才算进入学界，迄今仅二十载，算不上资深学者。可是由于早年从事其他职业，如今一晃已年近花甲。除了教书、译书之外，还写过一些与学术和专业有关的东西。本书大致呈现了我最近二十年发表在专业期刊上关于新闻传播学主题的文章。本来在前几年时评比较火热的时候，有几个出版社建议我将近年发表在报刊上的时评文章结集出版，可是我的拖延症比较严重，一脱下来，时评的热度也迅速减退了。所以，这几年除了主编过一两本专著、写过一两本教材之外，其他几无收获。去年算是一个小小例外，我和传播法专家徐迅女士主编了第一批“传播法研究丛书”，其中有我的一本《传播权界论》，收录了我本人以及和我的学生撰写的相关主题的文章。

一

1996年夏到2009年秋，我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那个时候写论文我就明确自己要把主题定在外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20世纪的最后几年，在外国新闻史这个不算热门的领域里，研究美国的新闻传播是一个小小的热门，尽管研究者必须小心谨慎地辨识两个国家体制的不同。由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传统基因和导师童兵教授的专攻方向，我最初的论文就分别在德国和美国新闻史论上着力。

本书第一辑收录的《新闻事业成因论》和《新闻宣传异同论》以及第五辑中的《从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首卷看〈莱茵报〉时期德国新闻事业》和《马克思是不是〈莱茵报〉的主编?——兼谈〈莱茵报〉的编辑体制》（其实还有一篇《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谈》，因为收录在《传播权界论》，在此不论了），就是以上两个点交叉的成果。

迄今为止，虽然传统媒体已经一落千丈，但是journalism作为植根于报刊这一最早的大众传媒的专业术语，在中文世界中的理解和对应表达仍然各执一词。太多的文章使用“新闻业”这一对应的表述，这是我所不赞同的。在我看来，journalism是媒体专业组织广泛影响社会的活动，是一种动态性的过程，不能以“新闻业”来使之静态化，因此，“新闻事业”的表述是准确的。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新闻事业这种广泛影响社会的经常性的专业活动始于何时？我们知道，用机器印刷的定期报纸是17世纪初问世的，但是就像活字印刷术诞生之初并未立即用于印刷报纸一样，定期报纸从出现到能够广泛影响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新闻事业成因论》就是对这一时间节点的探讨，而这是国内外学界少有人关注的，因此本文是我“早期”论文中较有影响的一篇。

20世纪90年代初设立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其名称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它适应了一种观念史的变迁。在英文世界，propaganda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逐渐发生了语感上的变化；在我们过去效仿的苏联体制下，新闻与宣传是一回事，甚至宣传涵盖了新闻。改革开放让国人眼界大开，既然在国家政治层面，“国新办”之名呼之已出，那么学术界如何回应和辨析新闻与宣传这两个概念呢？《新闻宣传异同论》在学理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1995年，中央编译局开始推出根据德文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二十年计划，当年出版了第一卷。在童老师的提点下，我开始阅读并比较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异同，发现除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这两篇直接探讨新闻出版的专文之外，新版本的注释中或增添或更新了大量与新闻出版有关的内容。这成为我写作《从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首卷看〈莱茵报〉时期德国新闻事业》和《马克思是不是〈莱茵报〉的主编?——兼谈〈莱茵报〉的编辑体制》的原动力。当然，对美国新闻事业的关注导致了《历史探寻与新闻精神——〈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再版导言》《风云不褪名报色——〈纽约时报〉历史上的六次重要改版》和《十五名美国电视新闻主播的经历与素养》等文章的面世。其中有两篇是我翻译和主译的《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的译序。这也成为我的一个习惯，翻译一本书，再努力写一篇较长篇幅的导读。

二

从2001年起，我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在学校党委的支持下，发起和组织了在业界和学界颇有影响的“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加之此前我被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聘为兼职编辑，使我的研究重心部分转移到了国内。坦率地说，我此前虽然在军队和家乡从事过新闻工作，但是对于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新闻界以及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是相对生疏的。所以，为了适应新闻界和相关研究的需要，我努力“恶补”各种信息，阅读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和文章。

但是，我仍然没有多少底气来长篇大论世纪之交国内如火如荼的党媒官媒与市场化媒体并行的舆论监督事业，书中写于上世纪的仅有《从〈焦点访谈〉看中国的政治表达》一篇（获得《中国社会导刊》征文一等奖）；2000年以后的，也只有《舆论监督在中国（2001—2009）》《社会转型与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等寥寥几篇。

另一方面，我比较注重借鉴和研究舆论监督的国际经验和理论资源。《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社会转型的护佑者——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百年祭》《俄罗斯调查性报道管窥（1991—2006）》即是代表性成果。其中，《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反映了那个时期舆论监督理论和实践的热度。此外，我主编的《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和《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两本书，也重在借鉴和消化国际经验。

2000年，我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论文《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我的文本和理论资料主要有三：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曹卫东根据德文版翻译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8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英文版同名书和《欧洲传播学刊》评价公共领域理论的一组论文。本文可能是在国内本学科中第一次引进该理论，帮助形成了本学科的“哈贝马斯热”，并被收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论文评介》一书。

我认为，宏观而言，基于苏联模式的宣传理论需要因应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而有所演化。另一方面，为业界和学界所了解的源于英美的“第四权力”学说不适合中国的社会情境。因此，很有必要探究合乎本土需要的新理论。哈贝马斯作为西方具有左翼倾向的大学者，其学说上承马克思主义传统，下接不同于美国的20世纪欧洲学术脉络，具有较高的参鉴价值，并且对于随后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尤其具有解释力。此外，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舆论监督在中国的生成条件和本土特质的分析也完全适用。

当然，我还有其他一些学术旨趣。因为我有多年军旅生涯，博士论文的主题是战时新闻传播，后来虽另有他顾，却仍旧不忘这一主题。本书辑四“战时新闻传播观潮”收录的一组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较大，是因为2001年之前借着博士论文有所作为，近期发表的论文则是为了填补一点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缺。需要说明的是，我搞研究不喜欢赶浪头。1996年完成博士论文时，战时新闻传播几乎无人关注，2001年“9?11”以后，本领域开始大热，我的兴趣反而有所下降。我相信，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不赶浪头是研究者应有的心态与判断力。

新闻传播学专业近年来发展迅猛，教学和研究队伍蔚为大观，新生代正在成长起来。然而它究竟是一个年轻的小学科。本人进入学界既晚，注定作为有限；再者，一个人同时要做几件事情，分心是不可避免的；加之世纪之交以降，新媒体迅速崛起，传播的版图变化巨大。这些因素一定会反映到我的写作中并制约我的研究能力。实际上正像我在不止一次记者采访中谈到的，大概不少学界同仁以为我的身份主要是一个本专业小有名气的翻译者和学术/专业会议组织者，而不是论者。这也是不无缘由的，本书就是一个小小的展示，让自己的一点成绩和诸多不足并置。因此，我诚挚地期待读者诸君对本书的缺点和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2016年4月9日

于北京西城区新风街1号院

不知不觉中，我这个进入学界才二十年的“土鳖”(本土高校培养的博士)已经被人称为前辈了，对此我感到几分惭愧。正如我在前言中说的，可能是由于进入学界以后不断要教书、译书和写文章，眼见十多年里不断有我个人署名的作品问世，对于名利心本来就不算很重的我的确有点疲惫，因此对于个人出版专著反而不太在意了，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比较谨慎了，这些都加重了我的拖延症。

若非史仲文教授的错爱，将本书纳人“新人文丛书”，以及策划编辑陈卓先生的耐心，本书断难在今年问世。屈指算来，从史先生倡议到如今正式出版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其间我与他多次交往，聆听他关于世事沧桑和世道人心的高见，受益良多，更感受到他对于学术的那份真诚与坚守。本书忝列“新人文丛书”，实在应感谢史先生的美意。

为了编辑这些写于不同年代、语境多有变迁、主题不算单一的文稿，新星出版社邀请了熟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张星女士担任特约编辑，虽至今未曾谋面，但其编辑过程之细心与认真，令我感触良多。她提出的意见和指谬，体现了难得的专业精神。

当然，我还应该感谢受到马克思主义直接熏陶的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他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对新闻传播学的一大馈赠，也是本书书名的来源。我相信，公共领域的精神是和中国当下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平正义和法治理念相通的。其实，在新闻传播学界要证明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上中国知网搜索一下，就会发现这十余年来以公共领域理论指导的学术论文已有成千上万，未来更会绵绵不绝。

2016年4月10日

于北京西城区新风街1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