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最欣赏的人是成吉思汗。他认为成吉思汗战无不胜的秘诀，在于他建立了一支怯薛（蒙语，护卫的意思）禁卫军。这支一万人的怯薛军，都是顶尖的能征善战之士，平时用于护卫自己。战斗最关键的时刻，就把他们派上去，披坚执锐，总能克敌制胜。自从吴佩孚做了第三师的师长，就想把这支部队练成自己的怯薛。直皖战争之后，吴佩孚做大了，第三师膨胀到3万左右，比别人的三个师人数还多。
扩军是当年军头们的最爱，但吴佩孚不一样，他对于练兵很是上心，不像其他的军头，只求数量。成吉思汗怎么练的兵，其实于史无考，但吴佩孚却认为自己得了真传。当年蒙古有小厮蒙古兵，他也跟着学，自己的部队里有幼年兵。十四五岁就将人家招人部队，边学文化课，边进行军事训练。在他看来，所谓练兵，就是把兵练得能吃苦耐劳，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新兵入伍，先练“拔慢步”，又叫出小操。迈一步，从抬腿到落地分成四个步骤，非常慢，也非常累。练上三天，两腿就会肿，抬都抬不起来。但是这样练出来之后，腿脚的力量和耐力就练出来了。当年直系的部队，尤其是吴佩孚直接控制的部队，训练时间都比别的部队长而且残酷。凡是练出来的，吃苦耐劳是不成问题了。吴佩孚对于练兵，督促得很紧，经常自己到各个部队查看，发现训练不卖力的，当场纠正。甚至自己做示范，当场演示几招。对于军纪风纪，吴佩孚也很在意。无论何时，只要发现部下衣冠不整，马上纠正，处罚其长官。吴佩孚也不爱财，有了钱，一定投在军队上，也能跟士兵同甘苦，吃饭不讲究，军队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北洋军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代，是严禁吸鸦片的。只要发现了，不管官多大，当场处决。但是，后来的北洋军暮气日重，抽大烟的人越来越多。好些部队，烟枪和洋枪并举。但是，在吴佩孚这里，绝对不许抽大烟，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发迹之后来投奔他的恩人，曾经推举他去军校的前文案郭绪栋。此人烟瘾颇重，不抽要死的。所以，全军上下，只有这个人可以抽，别的人，哪怕你是师旅长，也不行。
吴佩孚的兵，纪律还可以，但某些积习，也跟别的军队差不多。比如体罚，下级犯规上级责罚，老兵打新兵，新兵伺候老兵。吴佩孚认为，这种积习，对于锻炼新兵，有好处，所以不加禁止。但是，不管老兵新兵，乃至长官，在训练上都得过关。行军打仗，军官也得跟士兵一样，跋山涉水，身体力行。
其实，这一套，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都用过，而且挺有效。但是，民国之后，兵越招越多，军人也越发骄横，管不了了。所以，大家都骄奢淫逸起来，训练就成了儿戏。军官连马都不乐意骑，军装也不乐意穿了，平时在家，一身长袍马褂。打仗的时候，弄顶大轿，让轿夫抬着上前线。
当年的中国，交通不便，总共就那么几条铁路，公路几乎是零。打仗必须得靠两条腿，不吃苦耐劳，不能翻山越岭，根本打不了胜仗。那些坐轿子上前线的军人，一旦部队垮下来，轿夫先跑了，自己就只好做俘虏。这样的军队，无论有多少军校学生，甚至有留学生，都不及吴佩孚这种土造的部队能打。所以，当年几个以练兵著称的北洋第二代将领，比如吴佩孚和冯玉祥，都比较土，手下一个留学生都不要。只要能扛着七斤半（步枪）翻山越岭，就是好家伙。他们的部队，文化素质都比较低，炮兵不会使用仪器，间接射击，机枪手机枪出了故障，只会拼命地浇油，简单的故障，都不会排除。但那个时候的战争，烈度不高，只要士兵能扛得住折腾，多半能够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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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野读生活
毋庸讳言，我是一个读书人，虽然有时候朋友圈子里有人会拿我曾经做过兽医这事儿开玩笑，说我是个兽医。说良心话，当年我做兽医乃至猪倌的时候，其实比今天更像读书人，对书的痴迷，比今天不知要高几个数量级。那是个没书读，要读也只能读毛选的年月。我养猪、做兽医的时候，手边只有一套1970年左右重印的《红楼梦》和一套线装石印的《三国演义》，都是我伯父从上海给我弄来的。没书可读时就每天翻，都快背下来了。幸好我所在的兵团连队，居然有一套《鲁迅全集》，没人看，就搁在有名无实的图书室，钥匙在出纳手里。我三磨两磨，借将出来，如获至宝。
说实在的，当年的我，对鲁迅印象一般。课本上选的鲁迅文章，剑拔弩张加尖酸刻薄，看多了，并没有觉得怎么好。但是由于没书可读，不得不把全集都读了——先读小说，然后散文，再则杂文，最后连译文和学术著作也读了。每篇文章，至少看三遍。有些篇章，看过的次数，没法统计了。从此往后，我就变成鲁迅迷。
说起来，我的读书生活，起点恰好在“文革”开始的时候。那一年我9岁，不知怎么搞的，就学会了看没有图的大人的书。字识得不多，连蒙带唬往下顺。父母都忙，加之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所以没有人干涉我读“课外书”。这其实是一种大不幸，因为恰在这个时候，开始烧书了。凡是铅印的东西，如果是西方的，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如果是俄国或者苏联的，则是修正主义，如果是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1949年以后的革命文学作品，也是修正主义。反正除了毛选、马列和鲁迅的书，统统得烧。记得当时手头正在看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这本曾经的革命文学经典，也被老师判为修正主义，非烧不可，只好交出去烧了。这么一来，一下子天底下没有书了。对于我这个刚刚学会看书的人来说，简直太难受了。学校基本上也停课了，即使上课，老师也就是读读语录，学生也不乐意听，疯打疯闹。而我这样的狗崽子，下了课也没有人跟我玩，再没有书看，简直就像受刑一样。后来，疯狂烧书的风头过了，我在我家的箱子底下，发现了几本残破的苏联小说。现在名字我都忘记了，只有一本，记得好像是叫《小家伙》，都是竖排繁体字的，看起来很费劲。没有书看，再费劲也得看。硬着头皮读下去，居然也磕磕绊绊地顺下去了。这几本小说看完，就把哥哥姐姐用过的课本翻出来，看完了语文，看历史，看完了历史，看地理，最后，连生物课本，也看完了（数理化实在看不懂）。
1969年九大之后，“文革”最初的疯狂大体过去。我发现，跟我同样爱读书的人，还是有一些的。当年我所在的黑龙江国营农场，中层干部多为军队中专业的小知识分子，家里多少都会有几本书。在烧书狂潮之中，拼了命保存了下来，把封面撕掉，换上保护色，明明是《安娜·卡列尼娜》，但包着的书皮上却写上《鲁迅文选》，或者毛选第四卷，然后大家私下里偷偷互相换着看。有几个“文革”初期疯狂抄人家的造反者，突然之间又被当成“五一六”分子抓了，家里积攒了不少抄来的文学名著，我们几个爱书的小伙伴，就用沙果、香瓜，以及毛的像章一本本换出来。我们当年对书的感觉，就像杰克·伦敦笔下那个饿惨了的水手，见到食物就想疯狂地占有，狼吞虎咽，实在吃不下了就偷偷藏起来。我曾经为了跟人家借一本小说，在人家的门口，死皮赖脸地站上大半天，逼得人家不得不把书借给我。期限非常紧，为了能按期还书我能三个小时吞下一本三百页的小说。如果人家宽限一点时间，第一个冲动，就是把书抄下来。
在那个时候，“文革”前出版的大多数世界文学名著，我其实都看过了。但由于没有封面，不知道作者，有的书破损得厉害，有头无尾，看了也不知道这些书居然都是名著。直到“文革”后，再次接触这些书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都是我看过的。有的书，如果分上中下的话，你第一次拿到的，就不知道是哪一册了，反正拿到哪册，就从哪册看起。记得《三国演义》，我就是从中册开始看的，一上来，庞统就被射死在落凤坡了。那个年月，有作者比较完整的书也看到过。那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社会上革命的热情已经不再。我被扔进了一个山沟里的五七中学，老师大多是知青，只有一位是老资格的教师。但是没想到他的家里有藏书，有高尔基的三部曲、郭沫若的《沫若文集》，还有一套线装的《汉书》。那些知青，从北京、上海，陆续以学校的名义，搞来了好些“文革”前出版的古籍，从《诗经》《楚辞》一直到唐宋散文、宋代的话本、周一良的《世界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有像《说岳全传》和《老残游记》这样的小说，但是这些书只有老师才能看。那个时候老师很缺，由于我学习比较好，所以学校经常拿我当老师用。因此我就有了特权，可以看这些书。我就把这些书借出来，放在宿舍和课堂上看，反正老师在上面讲什么，跟我也没关系，那种薄薄的课本，我早就自习就看明白了。当然，老师也从来不管我，由此练就了一副可以在课堂上读课外书的本事，抗噪音能力超强，最后连工地打夯，我都可以照看不误。
“文革”中偷偷看书的人中，其实最流行的，是几本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苦菜花》。只是我们几个书痴，很快就不满足了，越走越远。到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少女的心》问世，我们根本就不屑一顾。尽管如此，那时候，时代还是能给我们的认识打上自己的烙印。比如说，我对《铁流》就不大满意——怎么把我们敬仰的苏联红军，写得跟叫花子似的？看雨果的《九三年》，对里面主人公革命不彻底的行为，也表示不解。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甚至一度令我愤怒，怎么苏联跟纳粹德国还瓜分过波兰？革命领袖斯大林怎么可能跟希特勒勾勾搭搭？一怒之下，我把书丢在一边不看了。过了一会儿，心里痒，手也痒，还是抓起来看，直到读完，心里感觉还是怪怪的。
“文革”中读书，一直都摆脱不了这样的纠结。没有书读的日子，哪怕碰到带字的，就会抓起来看。那时的两报一刊，我期期都不落。上海著名的大批判杂志《学习与批判》，我是自己订阅的。“文革”中间出版的几本有限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第三部《牛田洋》，我买过。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我也都认真读了。那个时候即使是“林彪事件”之后，受《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震惊，怀疑起了“文革”，但却不敢怀疑革命。有的时候，还觉得《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写得挺来劲的。
幸运的是，“文革”这十年正好是我从童年长大成人的十年。所读的书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西方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名著，其中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战争与和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莫泊桑的《羊脂球》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给我注入了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让我此后的生活，因此而获益，也因此而受苦。不管怎么说，我至今不悔。
当年看过的小说此后再也没看过，包括我曾经反复阅读过的鲁迅著作。生活的经历，让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学者，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翻阅史料。但是，只要能抽出时间来，能抓到的书，还是会拿来读。一天不看一会儿书，浑身难受。有人恭维说，我是学者里面最用功的几个人之一。其实，我哪里是用功，不过是习惯而已。只是，无论怎么用功，当年那种饥渴的感觉，那种读了好书狂喜的兴奋，再也没有了。我的朋友兼师长，北大教授李零说，那是一种读野书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能是那时候才会有。
活在笔墨之间
这些年来，差不多每到岁末，就会积攒一堆文字，差不多够一本书了，然后就被出版商拿走。总有人说，你写得太快，快则未免糙，应该慢一点，慢工出细活。也许，这话放在别人身上是合适，但对于我，好像不是这样。我写的东西，多数其实都是读书笔记，读到哪儿了，忽有所感，要把它写出来，于是就出来了。如果放一放，搁一搁，肯定变味，就跟隔夜的饭菜一样，即使不馊，也不新鲜了。所以，非当时写出来不可。有的时候，当时看书，没有感觉，看过之后，人在外面，感觉来了，手头又没有笔，就在手机上先记个提要，赶回家，什么都不做，扑到电脑前，赶紧写。
很多学者都有大目标，要完成若干伟业。我这个人自我感觉不算学者，也没有什么宏图大志，有的时候，觉得某个事儿值得一写，就俯下身去查资料，折腾若干年，把这个事儿弄明白，写出来了事。这期间，也依旧会乱翻书，翻到哪儿，有感觉，就来一篇随笔，一两千字，兴之所至，兴尽辄止。因此，我在写大块东西的时候，依旧会有这种零碎的小东西问世。
你说我写得多，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一直在不停地读书，肯定就会不停地有东西写出来。写得好与不好，糙与不糙，有没有价值，都是我没法说的。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即使搁上三年，其实也好不了太多，更大的可能，是失去了新鲜感，反而更糟了。
大千世界，人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人写东西要磨，磨得越久，活儿越是好，而我则不大一样。有些东西，多改几遍是可以好一点，有些则不然，越改越糟。喜欢我文字的人，不以我粗陋，看就是，不喜欢，沾都别沾。记得在微博上，有人说得了友人赠送的我的书，马上就丢到垃圾桶了，挺好，不喜欢就丢。当然，最好卖给收垃圾的，环保。
活到这把年纪了，虽说当年做过几天兽医，但手艺这么多年没碰，也搁下了。这些年讨生活，除了讲课卖嘴，就是卖笔墨了。走到今天，说是煮字疗疾，已经有点过。温饱早就没有问题了，读书和写作，其实只是出于惯性。活着，不能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就不能不读书不写作。吃喝睡觉积攒的那点能量，无论按今天时髦的说法，是不是正能量，都会耗在读和写上。这算本事吗？当然不算。这个世界，最没用的，就是文人，一辈子只能读书写字。写出来的东西，能影响谁，不好说，也许随出随灭，过不了几年，就被人忘了干净。这还是那些有心读你书的人，这个世界，更多的人，其实不读书。要读，也就是读于丹的“论语”，或者《货币战争》。
我不断地写，不是为了迎合哪个（我一直就这样写，风格没有改变），争取销量，也不指望改变谁，或者澄清什么，还事件以真相。我只是在活着而已，这年头，有人活在脂粉之间，有人活在麻将桌边，有人活在股市里，有人活在酒桌上，有人活在老板椅上，我活在笔墨之间。
下面的这些文字，都是我在过去的一年里陆续堆起来的。跟以往不同的是，以往到了该出书的时候，堆起来的文字，都是发表过的。但是，这些年纸媒已经死或者半死了，网媒也没有活起来，即使不死，也没有多少人让我开专栏了。但是，我依旧积习不改，还是这样的写，于是有好些文字，都没有发表过。
对于我这样一个活在笔墨之间的人，留下的文字，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一个还在挣扎的我。所以，也就这样了，天生一副臭皮囊，上不了高雅场所。
张鸣
2015年12月16日，于北京清林苑
张鸣著的《张鸣重说晚清民国》是一本晚清民国名人的段子集锦：皇帝换成了总统，终身制换成了轮流坐庄，慈禧、光绪、李鸿章、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本书讲述了那个时代最荒诞的戏剧：那个时代很荒诞，慈禧常借演戏羞辱光绪，落难时就连自己的仇人都杀不了；梁鼎芬明明是汉人大臣，却硬逼着满族大臣捐钱，只为给光绪陵种树；满人中能干的想有所作为，一个个都栽了，平庸贪贿的，都活得挺好；那个时代什么规则都变了，但最盛行的还是潜规则，说了算的还是丛林法则。
本书用易中天的话来评价就是“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张鸣重说晚清民国》，张鸣的又一本历史随笔集，主要收录了其72篇文章。就内容来说，主要分：写晚清民国有趣的那些人或事、对历史文化习俗的评说以及趣评，再加上几篇写张鸣的个人经历或者他身边人的事迹。晚清民国这段历史也是读者比较想要了解的；好看，嬉笑怒骂成文章，且兴文没有学者的那种学究气，人人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