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何兆武r 《上学记》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当然，该书也因对某些老师的个人感受和真实评价而引发争议。

有评价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上学记》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修订版序言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故乱翻书

 3.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恋恋故乡情

返乡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中央大学附中

 2.西方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几个难忘的人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民主人士张奚若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

战火芬芳

“一二·一”运动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文靖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我上小学的时候，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印象仍然很深的是，这前后两个政府的统治有很大不同，至少在我的感受上是这样。不过这一点，好像写当代历史的人都没有太强调。

民国初年，中国实行西方的制度，也开国会，也是有很多党竞争。比如梁启超是进步党，孙中山是国民党，小党派也挺多的。但党是没有自己军队的，凭选票选到议会里，谁的票多谁上去组阁。孙中山有个非常著名的助手叫宋教仁，当时“民国伟人”号称“孙、黄(兴)、宋”，宋教仁是其中之一。他满脑子是按西方的体制搞议会政治、搞选举，根据选举组阁，全是西方的理想。不过那个东西并没有效率，而且结党营私。表面上看党派林立，政权像走马灯一样，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其实都是一些政客在操纵，并没有搞好。袁世凯当然也看不顺眼，就把宋教仁刺死了。

所以，孙中山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按照西方的体制组建起来的，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始终不成气候。毛泽东总结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那些北洋军阀有军队，打到哪里、统治就到哪里，孙中山后来为什么要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地盘，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号令不出国门”，只能在自己的屋里转悠。而袁世凯有自己的武装，实力在那里摆着，也不会听他的。所以孙中山就要求，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就把总统让给他。

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模仿苏联的体制，而且是全方位的模仿。比方说，他们之间互称“同志”，那也是学苏联，而西方的政党内部并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苏联是一党专政的革命的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军队。所以孙中山也要建立自己的军队，组建黄埔军校，一定要靠自己的武装把那些军阀都打倒。当然后来他死了，北伐没有成功，到蒋介石接手以后，北伐才算是成功。在军队制度上国民党也学苏联，军队里面都有一个政治委员，政委实际上是最后拍板的人。所以日本媒体称国民党军队为“党军”，党本身有自己的军队，这跟西方体制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哪能有自己的军队？包括今天的美国也是，哪能说民主党有民主党的军队，共和党有共和党的军队，那不乱套了？

再比如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就是说中国是受欺负的，中国要翻身独立。民权主义是指中国过去没有民主，以后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权，这叫“民权”。最后归结到“民生”，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孙中山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最开始的两大内容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当然也要土改，节制资本就是不许个人的资本无限扩大，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业都归国营，铁路、银行、大型厂矿都归国家所有。这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不过后来并没有真正实行，蒋介石走了官僚资本的路。蒋介石时期，确实大的事业或者企业大都是国营。大的银行，像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都是国营，也有私人银行，那都是小银行。问题是，所谓的国营实际上乃是“政府营”，所谓的“政府营”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其实就是官商，和国家、人民没有关系。

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体制上学苏联，我们解放后的体制也是学苏联，所以基本上是一样的。国民党时候，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党部，相当于我们的党委了，党委现在还是第一把手，国民党那时候也一样。国民党执行“以党治国”的路线，解放后叫作“党是领导一切的”，其实内容相同，即一党专政，以党来治理国家。简单解释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党是唯一的，绝对统治一切，“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什么都由党来决定，这是苏联的模式。西方政党的体制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是选举制，这个下来、那个上去，孙中山改组以后的国民党不是这种制度。他的那个“总理”也不是责任内阁制的“内阁总理”，而是总揽一切都归他管，所以叫“总理”——后来蒋介石改称“总裁”，即一切最后都由他裁决。孙中山有一个规定，那是连黄兴都不赞成的，即入党的时候宣誓，不但宣誓入党，还要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所以“总理”或“总裁”，也就是个人独裁。

P6-9

修订版序言

何兆武

这本小书《上学记》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靖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靖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和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甚至于想要自杀，终于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诗与真》时，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然则“两般谁幻又谁真？”我以为，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都是诗人自己个人真实的写照。

《上学记》一书出版后，我送给当年同在北京（北平）师大附中读书的一位老同学，当时我们同样经历了卢沟桥事件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也同样对当时政局的内幕一无所知。不过据我当时的印象，宋哲元只不过是一心想在夹缝之间做他的土皇帝。七月七日卢沟桥开火，几天之内日方就以重兵包围了北京城，而当时的宋哲元却还一味地大谈其什么：“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纯属一派胡言，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足可以和阎锡山的哲学（什么“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类的混沌逻辑）相媲美。正当他大做其和平美梦的时候，就被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沦敌，二十九军还牺牲了一个副军长和一个师长。1940年，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临死时还感叹：“这个局面怎么向国家交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学则认为宋哲元还是抗日的。当然，他也同样地不了解当时的内情，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我想，我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写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学者研究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感受不同，回忆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情，更不妨碍事实的真相。相反，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即我对殷福生（殷海光）学长的印象。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我和顾寿观很要好，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总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褒贬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这一点上，不愧是一个法西斯。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他到台湾之后，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作为回忆录，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于书中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辩白。凡是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会一清二楚。邹承鲁院士的学术和人品大概是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致公认的，他对当时老师的月旦，可谓要言不繁、一语中的（见《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2页）。凡是对当时同学们的诸多壁报还有所记忆的，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大量严厉的批判文字。本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卢梭的一篇《忏悔录》是千百篇卢梭传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以几度私下的闲谈而居然能滥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许多重要的遗漏，如旧时代学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当时学术界的感受和批评，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补充了，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

2008年2月28日

北京清华园

把名字写在水上

文靖

访问何先生的缘起有好几个版本，记得在清华作研究生时上葛兆光先生的课，他不止一次地感慨说，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整理，至少留一份珍贵的史料。之后不久，金克木去世，大家深以为憾。2004年，我的心情很差，拖着半个身子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想起葛先生那几句话，觉得至少有这样一件具体的工作值得去做，找个理由把时间塞满就不必直着眼睛过日子了，何况对别人也是有意义的。为“别人”受益，所以“自己”要去做，自古就是一个冠冕而有效的理由，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件事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正在被不断修正。

何先生的渊博自不必说，在他面前大可不必班门弄斧，只要带着你的好奇来，就像小的时候搬个马扎凑到邻居家的收音机前，捅一下开关，再拨拉拨拉旋钮，孙敬修爷爷开始讲故事了。何先生讲话风趣得很，八十多岁依然像孩子一样满是奇思妙想，平平常常一件事，被他一类比果然显出滑稽，说到兴起处自己先忍不住咯咯咯地笑，就算一只路过的蝴蝶也要染上他的快乐，每天陪着这样一位老人，书房里的桌椅板凳该是怎样的幸福呢。有时我把他想成一颗甘甜解渴的椰果，或者一株让人喜出望外又肃然起敬的芭蕉，释放很多很多的氧气，裹挟着雨后森林中的泥土香。这种感觉让人留恋，都市中人声鼎沸的喧闹难得如此一般的安宁与无争，在大自然本初的慢节奏下，找寻神经末梢原本最细微的灵动。我想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但绝不是一个称职的采访者，不会把握进度，不会引导思路，事先拟定的计划从来没有实现过。想来也许是受了何先生的影响，何必事事汲汲于功利？他的声音在我是一种心灵的安慰，我以为就足够了。不知不觉到了晌午，厨房传来哔哔啵啵的炒菜声，楼上楼下四溢香飘，清华附小的学生们麻雀一样在窗根底下叽叽呱呱个没完，这才发现，正题尚未完成一半，又要告辞了。换个有经验的采访者，同样的话题大概只要几个月就可以完成，我却断断续续用了将近两年，而且每星期都盼着见面的日子，以为年复一年，永远不结束才好。

……

“相信大自然”使他宽容、不争，“相信美”体现的是对精神世界的欣赏、无止境的漫游。但也不是“追求”，这个词太事功、太紧张了，甚至有点“革命腔”，与何先生的作风相距甚远。闲谈中，我发现他(或他那一辈人)对很多词的理解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比如“混饭吃”，于我是一个非常难堪的词，很不光彩。但对他来说，“吃饭”是第一需求，所以在他的语境中，并没有赋予这个词更多的道德意味，反而多了一种轻松。类似的情况很多，同样，“追求”二字对他也是严重了，大概会让他不知所措，以为在说别人。何先生小时候喜欢朱光潜的文章，其中《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里的“慢慢走，欣赏啊！”，这正符合他的人生观。生活在他好比是看风景，很美，于是情不自禁地走过去，并没有奋力地“追”或者“求”，却是自然而然就接近了。这就是境界吧，和百米冲刺是不一样的。

何先生总说自己自由散漫惯了，从小到老始终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读书方式，到头来没有做出任何成绩。也许别人把这当作一句谦辞，不过我以为，他是真心的。因为他知道更高的境界在哪里，自己的局限在哪里，这种局限不是出大力、流大汗可以弥补的，而自己在闲暇之余完成的那些有兴趣的事，除了内心的满足，在他看来没什么特别。几年前，清华、北大在蓝旗营盖新楼，分给何先生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比他现有的条件好许多，却被他婉言拒绝了，笑说：“年纪大了，嫌麻烦。”淡泊事功，淡泊名利，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当然，生活的标准只可以要求自己，强求别人便近乎邪教了。不过，当你看到一位老人用他的一生做到了，你依然会被感动。

康德的墓志铭上写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至此，我终于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内涵，同时明白了为什么何先生可以跨越人生的幻灭。要信就信更永恒、更无限的东西。这个广阔的宇宙真实存在，而你的内心也是无限深远的真实，那才是最值得我们把握的。至于那些人类假想的理想国，还是让它们停留在理论层面吧。潘多拉的盒子，该合上了。

做事拖沓，外加我的私心，让这部口述自传拖得太久了些，上、下本用了将近两年。其间，何先生的二姐去世、夫人去世，他本人因股骨头坏死、心脏病两度住院，一直陪伴他的孙女也出国了。何先生说：“从今往后，我得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像往常一样，说这话的时候他依然笑眯眯的，好像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我心里却不是个滋味。

天若有知，不该让这样可敬、可爱的人老去，他却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就随流水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