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988年的选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分水岭。
几乎是一觉醒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180度的大转弯，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发家致富和能挣会花。从“谁富谁光荣”到“谁穷谁光荣”，血流成河；从“谁穷谁光荣”再到“谁富谁光荣”，转这个弯只有痛苦、躁动和期盼，没有流血。
1988年。
1988年忽然就有了许多选择。
多少年了，面对命运，我们没有选择，只有服从，我们是“齿轮”和“螺丝钉”。忽然间选择来了，选择事关决策，检验我们的能力、识见和魄力，我们手足无措，我们惶惶不可终日。
我的许多当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和“赤脚教师”的学生，跑了，不再吊在教育这棵树上了。一些人跟着建筑队跑到新疆大庆，写写画画，当个半拉子管理人员。一些人跑到乡镇企业，给厂长经理涂脂抹粉兼跑腿。更有那胆识过人的，孔雀东南飞，跑到深圳掘“人生的第一桶金”去了。
我的1988年很烦心，我本人同样面临着跑还是不跑的选择。
1988年，有两个词依旧还有含金量，一个词是“计划”，另一个词是“分配”。粮票、油票、布票也还管用，粮票每月28斤，油票每月4两，布票每年一丈五尺。这些票证，1960年前后比什么都重要，是城镇户口拥有者的命脉，饿不死胀不煞的保证。到了1988年，肉票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粮票、油票和布票在“黑市”(自由市场)可以买卖，粮票已经贱至两毛钱一斤。布票也不很值钱了，一种无需布票的“的确良”(化纤织物)大行其道，鲜艳，挺括，可惜容易捂出痱子来。
1988年，计划经济的坚冰开始消融。人人烦躁不安，争着抢着从潘多拉的匣子里探出头来看世界，一边盼着摆脱穷神晦气，一边盼着组织上分配一个好工作，安排一个好位置。
1988年，我的人生面临选择。
1988年是我的教师生涯的第十一个年头。此前十年，文凭大热，各类补习班如雨后春笋，我的课堂每每爆棚，常常连走廊里都坐着听众。南风北渐，随着“下海”、 “万元户”等等新名词的涌现，我任职的海安县师范(教师进修学校)学生花名册开始缩水。浓缩的都是精华。坚持下来的学员都能拿到中师函授毕业证书，伸长脖子等转正，转为公办教师，捧一只朝思暮想的铁饭碗。
能不能转正，猴年马月可以转正，是个未知数。
干一行，怨一行。
我在海安县师范担任中师函授教研组组长。备课，上课，两年一轮，周而复始，了无新意。学员都是成年人，可塑性有限，享受不到桃李满天下的快慰。1986年春天，费尽周折请假，去南京参加江苏省作家协会第四届读书班，三个月，眼宽了，心野了，不想再过那种脚踏两只船的揪心日子，想调文化部门。出名要赶早。我已经不早了，我要赶人生中的末班车。
回老家跟父亲商量，父亲不以为然。父亲一辈子做教师， “文革”期间被斗得七荤八素。父亲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放着师范学校的老师不做，去做什么半吊子文化人？
我也犹豫。三尺讲台给了我足够的人生自信，到一个鱼龙混杂的所在，与吹拉弹唱为伍，是不是自讨苦吃？那年头我还年轻，喜欢唱歌，唱《雪城》主题曲：“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
吃饱了撑的，撑出酸味来了。
1988年，我的许多学员，曾经的同学，还有同事，面临着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这一选择，不只影响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更改写了远在八千里之外的少数民族子女的人生轨迹。
赴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群体支教。
后来的日子里，国务院两度予以表彰。
那时候还没有“群体支教”这个词条，那时候叫做“协作办学”。
协作办学的媒介是木材。
计划经济时代，木材是和钢铁、煤炭和水泥一样紧俏的“战略物资”。我插队的那几年，人民公社社员的钉耙锄头镰刀上要用杉木煞，买不到杉木，有钱也买不到。正赶上“学大寨”，平整土地，搞“方整化”，地里扒出沤得灰黑的棺材板，做煞做粪桶。棺材板大多是杉木，董永卖身葬父，拿自己的100多斤给死去的父亲换一口薄皮棺材，那大约是一口杉木棺材。不可能是金丝楠木，更不可能与黄肠题凑有牵连。
祖宗留下的最后一点遗产，救了我们这代不肖子孙的急。我们用棺材板打制学桌板凳，甚至有用棺材板做锅盖做蒸笼。救急不救穷，棺材板毕竟盖不了房屋教室。我们发明了“三合土”替代水泥，芦柴替代钢筋，浇筑立柱、过梁、檩条、门框和窗框。用今天的标准看，这种房屋从落成之日就是危房。好在那些年号召备战备荒，人都有革命警惕性，一有风吹草动，老师自会领着学生往外跑。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