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麦卡锡、陈众议编著叶红婷编译的《她们(精)》是一部长篇小说，20世纪30年代，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女孩从纽约的著名学府瓦萨学院毕业，即将步上人生新台阶，她们立志成为职业女性，开启属于她们的美丽新天地。《她们》一书讲述的就是这些女孩的故事。几个代表人物被选出来，作者藉以巧妙的叙事技巧和辛辣直白的语言穿插描绘她们每个人独特的人生故事、生活体验，逐一塑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女性人物形象。

玛丽·麦卡锡是一位重要女性主义作家，作为她著名的一部小说，玛丽·麦卡锡、陈众议编著叶红婷编译的《她们(精)》开启了女性自我解放主题讨论的先河。

《她们》出版于1963年，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八个20余岁的女孩从美国著名女校瓦萨学院毕业后的人生轨迹。

她们名校毕业，心中满怀理想，她们不甘做没有自己姓名的家庭主妇，努力工作养活自己。但当她们与现实生活遭遇时，虽有惊喜，更多的却是种种问题。

虽然时代变迁，但每一代的女性其实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婚前性行为、不靠谱的男人、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人生的控制权其实并不在她们自己手里。她们本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但最后却发现，她们始终要接受自己作为第二性的角色。

正文

这是1933年的六月，毕业典礼的一个星期之后，瓦萨学院33届的凯?利兰?斯特朗与里德学院27届的哈罗德?彼得森结婚了。在毕业日聚餐上，凯是班上第一个绕着餐桌宣布要结婚的姑娘。婚礼在圣乔治教堂的小礼拜堂举行，由教区牧师卡尔?F. 瑞兰德主持。外面，斯图维森特广场上，树木枝繁叶茂。参加婚礼的客人乘出租车三三两两地赶来，还能听到小孩在公园里绕着彼得?斯图维森特的雕像嬉笑打闹的声音。这些或两人结伴或三人成群的年轻女子都是凯的同学，她们付了车费，整理一下手套，下车后就好奇地四处张望，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她们忙着重新发现纽约。想象一下吧！实际上，她们当中有些人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要么住在80年代沉闷的格鲁吉亚式房子里，有很多浪费的空间，要么住在公园大道的公寓楼里。她们非常高兴置身于这样一个偏僻的角落，这里有绿树成荫，深紫色的圣公会教堂旁边还有红砖白边、用黄铜抛光装饰起来的贵格会教徒集会厅。周日，她们会和求爱者一起散步，穿过布鲁克林大桥，直入布鲁克林静谧的海茨区；她们会探寻默里山的住宅区、古雅的麦克道格街和帕特辛街，还有艺术家工作室随处可见的华盛顿巷；她们喜欢广场酒店和那里的喷泉、萨沃酒店那绿色的复折式屋顶，还有成排的马车和老马车夫，待在法国餐厅之类的地方外面，等着带她们穿过朦胧暮色中的中央公园。

这个上午，当她们在这个安安静静、几乎空空荡荡的小礼拜堂里轻轻落座的时候，一种强烈的冒险感向她们袭来。她们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新娘自己口头发出了邀请，没有一个亲戚参加，两边家里也没有任何长辈和朋友到场。她们还听说没有蜜月，因为新郎哈罗德正担任一出戏剧创作的助理舞台监督，而且今天晚上必须像往常一样到剧院催场，对演员们喊“半小时后上场”。这在她们看来非常激动人心，当然，这也证明了这场婚礼的不同寻常。哈罗德和凯都太忙了，而且活力十足，不会让习俗束缚住他们不羁的性格。九月份，凯要到梅西百货公司接受营销技巧的培训，和她一起培训的还有被挑中的其他毕业生，但她不想整个暑假都无所事事地坐等这份工作开始，她已经在商务学校报了名，学习打字。哈罗德说，这会让她掌握其他培训生还不具备的一门技能。另外，据凯的室友，正在上大三的海伦娜?戴维森说，他俩已经搬进了一套暑期转租的房子，就在东街50号一个环境很好的街区里。上个星期，也就是从毕业开始，他们就住到了那里。他们自己连条亚麻床单和银器都没有，用的还是转租人留下来的床单。海伦娜刚好去那里，全看到了。

当这件事沿着她们坐的靠背长椅传开来的时候，她们不无怜爱地总结说，这像凯的风格！她们觉得，自从凯在大三时选修了老沃什博恩小姐（她的脑子一心想的都是科学）“动物行为学”的课，就一直在发生令人惊讶的变化。这一点，再加上她在戏剧创作课上与海莉?弗拉纳根 一起工作，彻底改变了她。凯以前是一个腼腆、漂亮、微胖的西部女孩，留着一头浓密光亮的黑色鬈发，面若娇艳的野玫瑰，喜欢打曲棍球，还参加了合唱团，习惯穿大号的紧身胸衣，来月经时量总是很多。现在她变成了一个身材苗条、进取心强，而且很有威信的年轻女子，穿着工装裤、运动衫和运动鞋，没洗的头发上常常溅有颜料，手指被香烟熏得有些发黄。她大大咧咧地谈论海莉和海莉的助手莱斯特，谈论平底鞋和点画，谈论发情期和犯花痴。她大声地直呼朋友们的名字——伊斯特莱克、伦弗鲁、麦克奥斯兰，建议她们结婚前先试婚，要科学地选择另一半。她说，爱情是一种幻觉。

凯的那群姐妹，一共是七个，现在都出现在小礼拜堂里。在她们看来，凯身上的这种变化虽然通常被她们称为“一个阶段”，不过一直让人担心。当凯深夜还在外面粉刷公寓，或与海莉的助手莱斯特在剧院修理电路时，她们常常坐在大礼堂南楼的公用会客厅里，反复说凯是刀子嘴豆腐心。但她们担心，有的人不像她们这样了解她这个老朋友，会以她说的话判断她。她们也琢磨过哈罗德。去年夏天，凯在斯坦福德一个夏季剧场里当学徒时认识了他，当时男女都住在一个宿舍楼里。凯说哈罗德想和她结婚，但是他写的那些信在她们这帮人看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就她们能看到的，那些信根本算不上情书，而是历数他在戏剧名人圈里的成功，比如，他知道埃德娜?菲博尔 对乔治?考夫曼 说过什么话，吉尔伯特?米勒 如何派人请他过去，还有一位女明星曾央求他在床上为她念他的剧本。那些信件结束得很草率，要么是“想象你自己被吻（Consider yourself kissed）”，要么就是这句话的缩写“C.Y.K.”，再没有其他的话。这帮女孩曾措辞含糊地表示，像他这种和她们的教育背景差不多的年轻男子，写这样的信是很冒犯的，但是她们所受的教育让她们谨记，从一个人一小段狭隘的经验出发做出粗略的判断并不明智。尽管如此，但她们可以看出来，凯并不像她假装的那样对哈罗德有把握。有时，他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写信，可怜的凯就只好在黑暗中百无聊赖地继续吹口哨。波莉?安德鲁斯和她共用信箱，所以知道这个事情。直到毕业日聚餐那天，也就是十天前，这帮女孩还觉得凯自己叫着喊着说的“婚约”很可能是子虚乌有。她们几乎想求某个明智的人指点一下凯，学院里的老师或心理医生，只要能让凯坦率地对其说出心里话就可以。后来，那天晚上，凯绕着长条餐桌跑了一圈，向全班宣布了她订婚的消息。她气喘吁吁，接着从胸前掏出了一枚有趣的墨西哥银戒指来证明这个消息。她们的惊讶渐渐消散，最后变成了由衷的欢乐。她们鼓起了掌，笑得露出了酒窝，眼睛闪烁着光芒，显出早就知道这个消息的样子。更加郑重其事的是，在毕业典礼上，她们用一种时髦的语调低声向自己的父母保证，他们的婚约由来已久，哈罗德“人非常好”，而且“非常爱”凯。现在，在这个小礼拜堂里，她们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貂皮大衣，冲彼此点头微笑着，就像一群成熟的小黑貂。她们是对的，艰难只是一个阶段。对她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社会旧习的嘲弄者和打破者——凯，成了她们这一小帮人中第一个结婚的。

“谁会想到呢？”“波奇”?玛丽?普罗瑟罗抑制不住地说。她是纽约上流社会的女孩子，胖胖的，很开朗，长着绯红的大脸盘，黄头发，说起话来就像麦金莱时期 快活的纨绔子弟，和她那个爱好驾游艇的父亲如出一辙。她是她们那一群里的“问题儿童”，非常有钱但很懒散，各门功课都需要辅导，考试打小抄，周末就偷偷开溜，还偷图书馆的书，没有道德感也没有心机，只对小动物和跳舞感兴趣。学院年鉴上登载的她的志向是当一名兽医。她这么好心地来参加凯的婚礼，都是因为朋友们把她拽到这儿来，就像她们以前拽她去参加学院的集会那样，她们冲着她的窗户扔石子，把她叫醒，然后将帽子往她头上一扣，为她罩上皱巴巴的长外衣。现在，她们已经安全地把她带到教堂，晚些时候还得推着她去蒂芙尼 店里，以确保凯收到一件像样的且有点分量的结婚礼物。而波奇自己则认为那是个没必要的东西，因为在她看来，结婚礼物与伴娘、豪华轿车车队，以及在雪利酒店或克鲁尼俱乐部设招待宴一样，纯属特权的一部分负担。若不是在上流社会，这些无用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她声明自己讨厌被拉去试礼服，讨厌参加被介绍进入社交圈的派对，而到她结婚时，她也会讨厌自己的婚礼。据她所说，她结婚是必然之事，因为得益于她爸爸有钱，她可以在那些求爱者中挑一挑。坐在出租车里的一路上，波奇操着她那上流社会聒噪的刺耳嗓音，提出了所有这些反对的意见，直到出租车司机在一个红灯的间歇转过头来看了看她。只见她胖胖的，皮肤白皙，穿着一身貂皮衬里的蓝色罗缎套装。她举起那副镶钻的夹鼻眼镜，靠近有些弱视的蓝色眼睛，凝视着司机，然后又看了看他的照片，最后她在室友们的耳边大声坚定地说：“这不是同一个人。”

当哈罗德和凯从教堂的法衣室走进来的时候，来自波士顿的多蒂?伦弗鲁喃喃地小声说：“他们看起来多般配呀！”这让波奇安静了下来。伴娘是凯的前室友，可爱的海伦娜?戴维森，来自克利夫兰。伴郎是一位面色发黄的金发青年男子，留着小胡子。在他们的陪伴下，新郎和新娘在身着白袍的助理牧师前就位。波奇的夹鼻眼镜再次派上了用场，她像个老太太一样眯着她那长着浅睫毛的眼睛。这是她第一次“评估”哈尔拉德，因为有一次他来学院的时候，她溜出去过周末了。“还不错，”她宣布，“除了鞋子。”新郎是个清瘦的年轻人，有些紧张，一头黑直发，体型非常好，像击剑运动员一样柔韧。他穿着一套蓝色的西装，白衬衣，脚上是一双棕色的麂皮鞋，搭配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波奇将打量的目光又转向凯。凯穿着浅棕色的薄真丝连衣裙，上面缀有大大的白色丝绸领子。她头戴一顶黑色的塔夫绸宽檐帽，上面点缀着一圈白色的雏菊。她那棕褐色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金手镯，是祖母传给她的，手里握着一束野雏菊夹杂铃兰的捧花。她那红润的双颊、黑亮动人的鬈发，还有黄褐色的眼睛，让她看起来就像某张老旧彩色明信片上的乡村少女。她丝袜的缝合线歪斜不平，而脚上的那双黑色麂皮鞋后面还有磨损的痕迹，就是她的两个脚后跟经常相互磨来蹭去的地方。“难道她不知道吗？”波奇哀叹着说，“婚礼穿黑色是不吉利的！”“闭嘴！”一个愤怒而低沉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波奇很受伤，斜眼环顾四周，发现艾莉诺?伊斯特莱克正盯着她看，细长的绿眼睛中透着刺人的冷峻。艾莉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森林湖，一头深褐色的头发，是她们里面不大爱说话的美女。“但是莱基！”波奇大声喊道，表示抗议。莱基是个芝加哥女孩儿，聪明，没什么缺点，有些倨傲，差不多和波奇一样有钱，是她们里面波奇唯一敬畏的人。在波奇十足温厚的本性后面，还夹杂着些许势利。她认为，在这七个室友中，只有莱基理所当然地应该出席自己的婚礼，反之亦然，当然，其他人可以来参加招待宴。“傻瓜！”来自森林湖的那位美女从紧咬的贝齿间吐出两个字。波奇白了她一眼。“喜怒无常！”她对多蒂·伦弗鲁说。两个女孩儿会心地偷偷瞥了一眼艾莉诺那高傲的侧脸。她那白皙的鼻翼上现出了一道痛苦的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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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岁的时候，我母亲向我推荐过《她们》这本书。她知道我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就经常让我看一些当代女性作家的书（“当代”指的是作成于20世纪初到7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期），比如，弗兰纳里·奥康纳 、阿娜伊丝·宁 、伊迪丝·华顿 、安·兰德 和玛丽·麦卡锡。我非常喜爱奥康纳、宁、华顿和兰德，但对玛丽·麦卡锡并不是那么喜欢。她笔下的人物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回想起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大多数伟大的小说都是半大的孩子无法理解的，那个年龄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去理解成人的种种失望及其背后复杂的原因。就这样，我把这本书束之高阁，又过了二十七年才重拾起来。

我的母亲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她就读于曼荷莲女子学院，该学院与瓦萨学院和史密斯学院均为美国享有盛名的“七姐妹女校”之一。《她们》是她那代人钟爱的小说。这本书出版于1963年，恰逢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一场巨变。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刚刚遭到刺杀，嬉皮士们正在宣扬自由恋爱，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已长达四年。在和平的20世纪50年代，人们以家庭为重，快乐的家庭主妇穿着围裙，踩着高跟鞋，端着鸡尾酒在门边迎接白领丈夫的归来，而到了60年代，那样的神话开始被打破。

1963年，贝蒂·弗里丹 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刚刚出版。在史密斯学院毕业十五年的同学聚会上，弗里丹分发了两百份问卷，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许多女性在为人妻为人母后觉得自己深居简出的生活并不快乐，贝蒂·弗里丹将之称为“无名的问题” 。受调查结果的激发，她写了这本书。《她们》的出版时机可以说是再完美不过了。与弗里丹《女性的奥秘》一书中的女性现实生活一样，《她们》的七位女主人公也深受“无名的问题”之烦扰。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女性证实，《她们》曾连续两年盘踞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想知道，我母亲还有她的朋友们在读《她们》的时候是不是都会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快乐，因为她们的人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劫持”。而我所知道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我母亲和她最要好的朋友开始自己创业，她们的丈夫对此非常懊恼，而且常常出离愤怒。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毕竟，所谓的事业只不过是一家旅行社，不过我母亲却可能会借此在银行担任理事，成为我们当地身居要职的女商人，但当时这在我们家简直可以说是革命之举。但我母亲一直坚定不移，而我也就是在那一年，在我八岁的时候，决定长大后成为一名作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为《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写《欲望都市》（the Sex and the City）专栏时，经纪人为我谈下了我第一本小说的合约。当我告诉我之前的编辑时，她激动地说：“你应该写一本现代版的《她们》！”极少有女性在《纽约观察家》工作，而她正是其中之一。于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本《她们》，然后两天不到就读完了整本书。对十七岁的我来说毫无意义的那些内容，竟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变成了一本启示录，真是令人惊讶！那些人物一下子跃然纸上：一群二十来岁的女孩，怀揣着理想主义，面对着“现实生活”的困难和惊喜。

尽管每一代女性都喜欢宣称，随着她们成为现代女性，就会拥有一系列“新问题”，但《她们》提醒我们，事情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改变。婚前性行为、坏男人、工作和家庭的矛盾，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事实上，在看这本小说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想，今天的女性与七十年前的女性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可能就在于“选择”这个词。这个词诱导我们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自己的生活，甚至觉得我们已经解决了“无名的问题”。然而，在《她们》这本书中，麦卡锡笔下的人物并没有找到出路。

因此，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一场以错误观念为指导的婚礼，还有一群令人眼花缭乱的来参加婚礼的女孩们。和新娘一样，她们都来自瓦萨学院，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主义。接着，内容很快就变成了遭受挫败的雄心，糟糕的性事（其中一个人物的丈夫要背诵乘法口诀表以推迟射精），与邻里的相互攀比，养育孩子带来的挑战，当然，还有男人的不可靠——在本书的开始，其中一个人物就安放了子宫帽，后来还得到了她情人的支持。

鉴于其对两性关系的关注，很容易让人将《她们》称为“鸡仔文学”的先驱。然而，它不是！虽然麦卡锡笔下的女性都在努力地寻找“好”男人，但这只是为更大的矛盾“装门面”。身为瓦萨学院的毕业生，《她们》中的女性都相信自己将会改变世界。然而，最终她们发现，她们非但不能改变世界，而且她们的生存还取决于对身为“第二性”这个事实的接受。麦卡锡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是个政治性很强的人，她认为，小说应该做的不只是娱乐。根据麦卡锡1981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她认为，“只有依靠公共问题、政治、宗教，比如自由贸易、君权、女性、改革等问题激发的思想和争论，经典小说才能成长且变得强大。一本严肃的小说，如果涉及权力、金钱、性和阶层的主题，就要应对这些问题”。

麦卡锡决然地接受了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人们希望的样子，这毫无疑问起因于她自己艰难的成长历程。她的父母在1918年的大流感中双双离世，六岁的麦卡锡因此沦为孤儿，由信奉天主教的亲戚抚养长大，记忆中，他们对她非常苛刻，而且还虐待她。

她十四岁时失去了童贞，据说，她从没觉得婚姻和性是快乐的。她在《回忆录》（Intellectual Memoirs）中描述她的第二任丈夫——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是一个“老男人”，“长得很胖，爱抽烟”，还有口臭。她声称自己从没爱过他，同意和他结婚只是“因为曾和他上过床，而将之作为对我自己的惩罚”。

虽然我们很容易将这句话理解为她很冷酷，但也可以将之解读为麦卡锡式的辛辣才智和黑色幽默，她匠心独运地将潜在的愤怒转变成讽刺。在《她们》中，她描述一个男人是“彻头彻尾的坏蛋”，当然，是会让女人伤心的那种男人。后来，普瑞斯这个人物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她不信任的一面，而这一面可以总结为他是一个共和党人。同时，另一个人物波莉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就害怕自己变老，她的一些朋友待她就像对待在旧货店里突然发现的一个“惊喜”，一个有轻微裂缝的古瓷器。

所以，不论是小说情节，还是其中的人物，麦卡锡都是毫无保留的。那些想在小说中看到“令人喜爱的人物”，并认为这一点高于一切的读者，会心生不悦地发现她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有缺陷的。有时，他们野心勃勃、迷茫困惑、冷漠、恐惧、傲慢和阴险。麦卡锡从不刻意编造人物个性以取悦读者，也不曲意逢迎去“补偿”她笔下的人物，而是让那些人物真实地上演，形成符合逻辑与合乎现实的结论。

自从十五年前拿起《她们》开始，我读这本书已不下十遍。这是我格外珍视的一本书，不仅仅因为其中辛辣的讽刺，还有一些技巧上的因素，包括麦卡锡对独白的巧妙运用、对节奏的把握，以及她那敏锐犀利的描写。每次我读这本书，麦卡锡身为一名小说家的实力都会让我肃然起敬。我很清楚，我永远都无法写出像《她们》一样的佳作，但麦卡锡将一直激励我。

玛丽·麦卡锡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女作家。

——《纽约时报》

《她们》既是一本及其出色的小说，又是美国社会历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

——《国家报》

自从十五年前拿起《她们》开始，我读这本书已不下十遍。……我很清楚，我永远都无法写出像《她们》一样的佳作，但麦卡锡将一直激励我。

——坎迪斯·布什奈尔，《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