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常编著的《蔡元培传》讲述了一代教育大家蔡元培的传奇人生。蔡元培出生于中国东南人文荟萃的绍兴，从小受最传统的中式儒家教育，耳濡目染中打下了“经世济民”的深厚底蕴。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中国政坛变幻莫测，身为革命元老的蔡元培没有迷失在政治洪流中，而是袒露出学人本色，主领中国的教育界，践行“教育救国”的理念，力图从精神上改造中国人，从根本上促成民族的强大。

唐振常编著的《蔡元培传》为近现代史名家唐振常所撰写的蔡元培传记，从其生平事业思想文章入手，回顾了蔡元培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关系，以及蔡元培对后世的影响。书后还附有唐振常撰写的若干蔡元培研究文章，已使传记更为完整。

序言 蔡元培研究我见

第一章 家世和教养

第二章 在科举道路上

第三章 思想一变

第四章 委身教育

第五章 昌言革命

第六章 同盟会前后

第七章 四年老学生

第八章 民国教育总长与壬子迎袁

第九章 去官求学由德而法

第十章 兼容并包，孕育新北大

第十一章 “君子难罔以非其道”

第十二章 “于我多恕词”

第十三章 科学事业培育者

第十四章 行在民主自由 

第十五章 寂寞晚年

附录一 两部失而复得的近代史重要资料

附录二 蔡元培与北大精神

附录三 一个待研究的课题

附录四 蔡元培之丧补记

编辑后记

第三章思想一变

蔡元培于甲午(一八九四年)春入京应散馆试之后，供职翰林院，留京四年。二十余年沿着旧学道路发展，尽管学问渐趋广泛，不全同于一般科举出身的人，毕竟离不开旧学的老路子。这时，在国势日危的形势影响下，关心时局，寻求思想和政治上的出路，一改旧日所学，留心西学，思想为之一变。

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在近代中国史上是充满着耻辱的年代。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老大封建帝国的门禁，从此，中国人民在封建主义的重压之下，加上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欺凌。如何富国强兵，如何救国救民，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经营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也引进了不少古所未有的事物。然而，巍巍帝国，经营多年号称强盛的海军，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败于蕞尔日本，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知识分子自然一马当先，率先议论。维新图强的呼声日肆高扬。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于檀香山，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号召。翌年正月二十七日(阳历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设兴中会总机关于香港，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正式提出了反清的口号。但是，其时能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人，即使在知识分子中亦属不多。应运而生者，为维新变法之说。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上书言变法，于七月(阳历九月)与梁启超、文廷式等人创强学会于北京，维新变法之说，渐成趋尚，朝士竞言西学，以图自强。

甲午战败消息传来，元培对此极为悲愤。他曾列名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领衔的一份奏折，奏请密联英德以御日人。而他对时局的关心与意见，在他的《杂记》手稿中，有较详记载，摘录数则如下：

二十七日得报谓，日人已发哀的美敦战书，订期于昨日十二下钟开仗。据此，则中日已构兵矣。此间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按：此则记于光绪二十年六月间，当日本侵朝部队将袭驻朝清军之时)

上决与倭议和……。日蹙百里，且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倭饷竭师罢，不能持久。而依宋、聂诸军，经数十战，渐成劲旅，杀敌致果，此其时矣。圣上谦抑，博访廷议，而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偈，以成煬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按：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签字之时，

三月二十三日，阳历四月十七日记)

此外，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的一则《杂记》，对于清政府之屈膝于德俄，评为：“吾中国近二十年傍范雎远交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

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运动兴起于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在中国广泛传布。蔡元培开始涉猎介绍西方世界的文字和西学著作译本，并阅读自然科学书籍。“朝士兢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几年之间，他读了不少这类书籍，诸如《日本新政考》、《环游地球新录》、《日本史略》、《日本师船考》、《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入门》、《电学问答》、《光学量光力学图说》等。他对有的书在读后作了评论，如阅郑观应《盛世危言》评为：“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对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评为：“区书名，拟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六品，甚便翻检，识语皆质实。”对梁启超的《读西学书法》评称：“则取《西学书目表》之识语演简为繁耳。末篇立意本正，而窜入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读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四卷后，评称：“其人于西学极深，论铁道，论海军，论外交，皆提纲挈领，批邰导窾，异乎沾沾然芥拾陈言、毛举细故以自鸣者。”P17-19

序言蔡元培研究我见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了我的《蔡元培传》，至今十四年了。去年五月，赴北京参加纪念蔡元培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聆听各位高论，并和几位青年学者畅谈之后，才知道了蔡元培研究的现状。于是，我感到这本浅薄之作尚未过时，最近乃求出版社考虑能否予以重印。

出版社对于我的要求郑重将事。他们告我决定重印。并云：原纸型可以应用，内容可否不改。我同意了。写这篇前言的用意，则在于对书中一些说法或须加补充，或在今天有了新的看法，或由于有新材料发现须作补证，都应在这篇《重印前言》中加以申说。书中几处有错误，亦在此简单列出。其所以定名“蔡元培研究我见”，是因为还涉及了对现行研究中我所不以为然之处，也就是上文所谓蔡元培研究的现状。

蔡元培研究质疑

对于蔡元培研究现状，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研究队伍扩大了，著作出版多了。一句话：热热闹闹。忧的是，真有质量之作不多，时见陈言。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对蔡元培颇为冷淡。这在海峡两岸如出一辙。彼岸不怎么喜欢蔡元培，当由于蔡元培曾参加和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权蹂躏人权；又因其主张兼容并包，提倡学术自由，甚至提倡对共产主义学说应该自由研究，此亦为主张党化教育的国民党当局所不喜。其结果是多年以还，台湾的蔡元培研究显得冷落，除了孙常炜编的《蔡元培全集》、陶英惠编写的《蔡元培年谱》上册这两部资料书，研究之作寥若晨星。此岸情况是，在一九八。年举行全国性的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之前的三十一年之间，我们只编选出版了两部资料书(《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研究之作，一部也没有。甚而在一九七九年举行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之时，竟没有一篇写蔡元培的文章。原因所在，不难想象。蔡元培在一九二七年曾经主张“清党”，且是“清党”案的主要提案人，其积极之状，仅次于他的老友吴稚晖。

此岸这种状况，至一九八○年后有所改变。一九八。年三月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各界隆重举行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昔日在民权保障同盟与蔡元培并肩战斗的宋庆龄为之主持大会。如响斯应，编选蔡元培文集，写作蔡元培年谱，研究蔡元培之作，有所兴起。然细察内容，则多片面。对于政治上的蔡元培，只谈他如何从“排满”到参加民主革命，尤着重于民权保障同盟时期之力主维护人权，于四一二“清党”，则回避不提，真是为贤者讳了。于他的办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思想和实际，往往是浅尝辄止，述而不周，论而不全。对于他在北京大学时期对待历次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取文章所需，力言蔡元培如何保护学生，而对于他主张学生不应参与政治，应以读书为主，则避而不谈。一二·九学生运动之时，蔡元培斥学生为人利用，以致为南下请愿学生所殴，有研究文章竟无根据地断言无其事。如此等等，这些著作中的蔡元培，已非真实的蔡元培。甚焉者，一位作者甚至曲为蔡元培主张“清党”作解释，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香港《平民日报》一条毫无根据的记载，说是蔡元培主张“清党”是为了保护共产党，因为把人关起来了就不会被国民党杀掉了。蔡元培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平民日报》，在这张报纸上批道：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于我多恕词”句，史家当能鉴别，蔡元培本人亦以为不然也。

凡此，已见逐渐兴起的研究非由反映真实而出于政治所需之风。这样，形成的结果，便是拔高蔡元培。又十余年，从表面看，蔡元培研究甚见热闹，出版物很多，仅《全集》、《文集》就有多种，你编我也编，甲地出乙地也出。这种做法，自无益于研究。

至去年五月参加蔡元培学术研讨会，所见论文，有两位青年之作，颇有见地。而会议所闻，真叫我大吃一惊，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如此研究，伊于胡底？真拿历史真实当儿戏！

兹举其实，请史家评说。

……

四、书中《昌言革命》章，写蔡办报经历，应补入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与张元济等在上海同办《外交报》旬刊，蔡任撰述，张为董理。这年一月四日创刊，至一九一一年一月停刊，共出三百期。时蔡已出国。(据《张元济年谱》)

五、原书第一四一页，谓“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发表于一九一七年二月之《新青年》，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起而响应……”，实际首创文学改革的是胡适(尽管他当时不称为文学革命)，陈独秀是接着胡适的主张而加以发展，正式宣称为文学革命的。

拉杂写来，大致如此。原书中还有一些错字(远比现在出版的书中的错字少)，好在非属要害，也就不列举了，请谅。

原想对于《蔡元培传》全面增订，怎奈年老力衰，不复有此精力，写这篇《前言》，聊作代替，算是对于此书读者、编者的一个交代。而当年这本小书出版后，承蒙朋友不弃，谬加赞许，为此书写评论的老友陈旭麓、沈以行，均仙逝有年，不胜怀念；远在加拿大与法国的两位中国近代史专家陈志让、巴斯蒂夫人，当时远道来函，鼓励有加，志让兄且责我为什么不在书上写一个前言后记。此话常印心间，今天写了这篇迟到的《前言》，不知志让能见到否，不胜依依。

除了这本《蔡元培传》，有关蔡元培的论文和文字，还写了几篇，其可参照的论文可举如下三篇：《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原发表于《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收入我的《近代上海探索录》)、《蔡元培北上迎袁考略》(原发表于《近代史研究》，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原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收入我的《识史集》)。我的蔡元培研究尽于此，这篇《前言》如果也可以称作研究，当是献给蔡孑民先生的绝笔，请鉴之。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九日

唐振常先生所著《蔡元培传》于一九八五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一九九九年再版。本次重新编订出版，基本保持原貌，仅对少量文字讹误等进行了调整。同时删去了原书附录的《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一文，增补进《蔡元培与北大精神》《一个待研究的课题》《蔡元培之丧补记》等三篇与传记相呼应补充的文章，以较为全面呈现唐先生的蔡元培研究的成果。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唐振常先生后人唐明先生、饶玲一女士的大力支持，并承唐明先生悉心通读、审订了书稿，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