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精)》是于斯曼著的一部长篇小说。

德塞森特是没落的贵族后裔，他选择了一条与世隔绝的颓废生活道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他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躲到了乡下的一幢房子里。他按照自己的喜好，将房子布置得非常华丽且充满艺术气息，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德塞森特厌倦了巴黎的虚伪和浮夸，转而避居于丰特奈小镇，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依据个人审美和品味布置住所，沉浸在自己一手缔建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中，对抗世俗的潮流。每个章节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涉及绘画、宝石、花卉、文学等。于斯曼借这位反英雄的主人公之口诠释了他的颓废美学，斩断了和自然主义文学的联系，奠定了19世纪邪典之作的地位。王尔德称于斯曼著的《逆流》是一部“毒液四溢的书”。

中译本序言

作者序言(写于小说发表二十年后)

逆流

《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若要从鲁尔普城堡①珍藏的某些肖像画来判断，以往德·弗罗莱萨·德塞森特②家族的祖先可能由一些皮粗肉糙的健汉、面目狰狞的外籍骑兵构成。他们撑张开宽阔强健的肩膀，局促地硬挤在狭窄的旧画框中，他们那凝眸而视的眼睛，他们那土耳其弯刀一样翘翘的小胡子，他们那用饱满的曲线把巨大的盔甲撑得鼓鼓的胸脯，令人不免心中发憷。

那些人是家族的祖先；一他们后代的肖像则没有；这一支脉的容貌之链存在一个空缺；只有一幅油画当作了中介，在往昔与现在之间加了一个缝合点，那是一张神秘而又狡猾的脸，面部线条死板，颧颊上满是点点脂粉，头发抹了发胶，卷成一颗颗珍珠的样子，扑了粉的脖子僵挺着，从僵硬的绉领褶纹中支棱出来。

在戴佩尔农公爵③和朵侯爵④最亲近和最熟悉者之一的这一形象中，已显露出脾性贫乏的瑕疵和血液中过多的淋巴液。

这一古老家庭的衰退，毫无疑问，循序渐进地遵从了自然进程；男子们的柔弱化有增无减；像是为了完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任务，德塞森特家的人在两个世纪期间，让他们的孩子彼此通婚，消耗他们在血亲婚姻中所剩无几的精力。

以往人口如此众多，几乎分散在法兰西岛和布里地区所有土地上的这一家族，如今只有一个后代还活着，那就是若望公爵，一个三十岁的柔弱男子，绵弱无力而又神经质，面颊塌陷，冷钢般的蓝色眼睛，鼻子笔挺却有些漏风，双手瘦削而又干枯。

通过一个奇特的返祖现象，家族中的末代子嗣跟老祖宗，跟那宠儿十分相像，也长了一把浅得出奇的金黄色尖胡子，构成暧昧的表情，既慵懒又灵巧。

他的童年是一场悲剧。受淋巴腺结核的威胁，被顽固的发烧纠缠，然而，全靠了新鲜空气和精心护理，他还是成功地跨越了婚龄的岩礁，于是，他的神经终于恢复过来，制服了萎黄病的委靡和懒散，把成长进程推向了彻底。

母亲，一个文静而又白皙的高个子女人，死于劳累，而父亲也紧跟着死于一种莫名的疾病；那时，德塞森特才刚满十七岁。

对父母，他只留有一种恐惧的回忆，毫无感激，毫无亲情。父亲通常待在巴黎，他几乎不认识他；母亲，他还记得她，总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鲁尔普城堡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夫妻俩总是离多聚少，对那些相聚的日子，他还能回想起一些褪色的会面，父亲和母亲，相对而坐在一张独腿桌前面，只有这桌子被一盏灯罩又大又低的灯照亮，公爵夫人无法忍受过亮的光和过大的声音，有可能神经发作；昏暗中，他们勉强交换一两句话，然后，公爵无动于衷地离开，匆匆去赶第一趟火车。

若望被送到耶稣会修士那里，开始他的学业，他在那里的生活更和谐，更温馨。神甫们开始疼爱起这孩子来，他的智力令他们惊讶；然而，尽管他们付出了极大努力，却无法使他不偏科；他学得进某些课程，在拉丁语方面表现出一种早熟的精通，但反之，他却连两个希腊语单词也无法解释，而且对活的语言没有显示出丝毫灵气，另外，一旦人们开始教他最基础的科学知识，他便迟钝得像是一块榆木疙瘩。

P3-5

记得，那是十多年前(但已被人们普遍称为“上世纪90年代”了)，当我首次把法国人的《理想藏书》翻译过来后，国内有读书人对照了其中所选法国文学的篇目，发现有那么几篇还没有中译本，它们是阿尔贝·柯恩的《主的美女》、于斯曼的《逆流》、福楼拜的《布瓦尔和佩居谢》，等等。于是，他们带着满腔的期望一再呼吁，中国的法语文学翻译和出版人，应该赶紧把这几篇小说译介过来。

一本有文学价值的小说，迟迟没有翻译过来，其原因大致可以猜想。是作品太难了，不太好翻译？还是作品不太不合国人的口味，或者说不太合国情？是作者“反动”、“消极”，还是反华、仇华？再不然，就是题材不合适？为色情、暴力，怕出版上通不过？

实际上，《逆流》跟反动、暴力统统不沾边，至于色情，也只局限于幽默含蓄地描绘，不属于挑逗性欲的pomo。要硬一说它有什么趣味上的毛病，恐怕只有一点：“颓废”。

那么，于斯曼的《逆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颓废”呢？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首先，我们恐怕得认识一下这位于斯曼。

其实，《逆流》、的作者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真正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参与了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活动，以一篇小说《背包在肩》而成为“梅塘集团”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同为该集团的成员，除了左拉、于斯曼，还有莫泊桑、阿莱克西、塞阿尔和埃尼克。而代表自然主义“宣言”的短篇小说集，除了于斯曼的《背包在肩》，还有更著名的左拉的《磨坊之役》和莫泊桑的《羊脂球》。

不过，自然主义流派的好景不长。后来，于斯曼因为小说美学的趣味、诗学倾向的追求、宗教观念上的观点与左拉相抵牾，逐渐离开了自然主义流派。

于斯曼发表的小说作品，除这一部最重要也最有名的《逆流》(1884)之外，还有《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1876)、《瓦达尔姐妹》(1879)、《同居》(1881)、《顺流》(1882)、《那边》(1891)、《路上》(1895)、《大教堂》(1898)、《居士》(1903)等，被后人认为是19世纪后期法国文学中某种从现实、科学的潮流走向象征、神秘倾向的代表，受到后来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家的推崇。他的艺术评论集有《现代艺术》(1883)、《某些画家》等，对当时还尚未成名的塞尚、德加、瑟拉等印象派画家大加赞赏。

在于斯曼的前期小说作品中，《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以写实的笔法描述了当时法国合法妓院中的情景；《瓦达尔姐妹》则讲述了在巴黎一家书籍装帧工厂中工作的工人两姐妹的故事。《同居》讲述了小说家安德烈·雅扬的生活，他婚后发现妻子贝妲不贞，便离开她而前后与一个叫布兰雪的高级妓女和一个叫雅娜的女工同居。《顺流》讲述了一个受蹂躏的巴黎小书记员让·弗朗丁的故事，他始终在寻找精神的幸福和物质的舒适，却屡屡遭受挫折。以上作品，都因其高度写实的风格、直接描绘社会的主题，而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

于斯曼出生在巴黎左岸的圣日耳曼德普雷街区，那天我去见P．O．L．出版社的老板Paul Otchakovsky-Laurens(P．O．L．恰恰是他姓名的首写字母)0他的办公室窗户正对着的，就是当年于斯曼出生的那栋房子：那是Suger街的9号。Paul Otchakovsky—Laurens先生热心地领我出后门，来到那9号的门前照相留念，并预祝我翻译《逆流》顺利。

又一日，我从Saint Placide地铁站出来办事时，专门绕道到Saint Placide街31号，那是于斯曼的故居。1907年5月12日，于斯曼就死在这栋楼里，享年不满一花甲。

另外，我还特地去了向往已久的小镇丰特奈玫瑰。因为这是于斯曼写不朽小说《逆流》时，想象主人公所居住的地方。一经过丰特奈玫瑰镇的小树林，《逆流》的感觉就扑面而来了，离巴黎那么近，却那么安静，这应该就是于斯曼的选择。告别巴黎，告别科学，告别自然主义流派，告别左拉；走向寂寞，走向孤独，走向神秘，走向象征森林。

最后，我还去了他的坟墓，那是在巴黎左岸的蒙帕纳斯墓地，第二墓区中，墓碑石上最醒目的是-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形状的凸雕。

他的坟墓附近，就有不少法国作家长眠的安息处，如莫泊桑，如波德莱尔，前者曾是“梅塘集团”中于斯曼的同党，人们一说到于斯曼的《背包在肩》，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莫泊桑同样在梅塘小镇左拉的家中讲述的《羊脂球》；而波德莱尔则可被看作是于斯曼的精神导师，一本《恶之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逆流》。一百多年来，于斯曼始终与莫泊桑、波德莱尔为邻，而他的《逆流》，则在读者的心中，跟《羊脂球》和《恶之花》一样，标志着19世纪法国文学史的那一段：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从现实走向神秘……

余中先

2011年圣诞节写于

北京蒲黄榆寓中

改定于2011年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