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礼乐框架承载的哲学理论都没到信仰体系的层面上去。国家礼乐秩序所附庸的理论体系的确立，是构建国家系统信仰文明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万工赋著的《文上宫学(精)》看似内容庞杂，中学与西学兼容，自然与人文相映，古籍与今典互参，实则以文明体系重建为终归，颇有“六经注我”之意趣。本书主要是作者对传统文化多方位的思考，依据传统文化，论述、解析了今天的经济、文化、艺术等多方面。

《文上宫学(精)》为作者万工赋文集，内容由散文、诗歌、杂言三部分组成，主要是作者对传统文化多方位的思考，依据传统文化，论述、解析了今天的经济、文化、艺术等多方面，从解构儒家与礼乐框架的承载精神中，叙述了一种国家秩序统一而多元文明系统共存的架构理想。

第一卷 国家人文信仰框架———无冕之神

 第一章 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

 第二章 大同之器———礼、乐系统的框架承载精神

 第三章 意识形态的僭越

 第四章 世界观的隐匿

 第五章 孔子的大策划———华夏文明的守护体系

 第六章 三道三分法———元道、中道、器道

 第七章 众神狂欢

 第八章 救赎的悖论

 第九章 流变之妖

 第十章 人文涅?

第二卷 重构节点———三道同易

 第一章 神性国度

 第二章 公祭精神

 第三章 雅乐精神

 第四章 心性驱动

 第五章 区域文明重塑的基础

 第六章 悬空的民权

 第七章 外其身而身存———一党执政的恒久合法性和“布道者”

 第八章 群居的精神领地———人文礼堂

 第九章 流动性对国家机制的绑架

 第十章 生活资料生产的去工业化

 第十一章 艺礼空间

第三卷 文上宫学

 一、情本论

 二、人文创世

 三、肃统论

 四、杂篇

第一章 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

直到今天，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来自何方，又去往何处。智者对世界观的假设都是探索精神所致，而探索却是追求真知的过程。人类在不自觉中形成了文明系统，文明系统又是随着“信仰”的一致性体系与时流变。无论是西方的神权基因下的信仰体系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意识形态更迭；还是东方(中国)儒家人文信仰体系道统客观性的可延续性系统，都是为了解决集群与个人在生产与生活方面、政治与社会人文关系上的理论一致性系统问题。这种一致性系统体现在单体的个人身上，就是作为群居中个体人的“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不管是宗教信仰还是道德伦理、自由意志、个人主义，或者是信念、目标等，都能为人在生命过程中的活动及意义提供相应的心理依据。当这种心理依据能够保持体系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拥有信仰的人。这种一致性体系的构建差别就是各宗教及人文体系的差别。

作为个体的“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体系，有着不同的层级。在这不同层级的一致性系统的人文构建历史中，西方文明从文艺复兴开始打破神权而提倡人文性以来，试图在“人文”层面构建能替代神性统领的自我救赎途径。经过数百年的理论探索，最终在唯物主义为基础之上形成了工业革命之后的科学理性主义的世界性普世大趋势。尽管该世界观性的世界普世过程是通过全球化和市场机制的运营来实现的，我们却在商业文明的碎片意识形态中混淆而迷茫，这种由商业文明多元随意性意识形态的传播、灌输和个人主义结合之后，形成了世界性的人文秩序冲突。我们在市场机制里不断被商业文化左右着生活方式，甚至被该机制裹挟前行，而自我救赎的途径却依然如“哈姆雷特’’式的不得不面对“死亡之死”。我们堕入了不可救赎的人文怪圈，好似被神灵抛弃的孩子。“启蒙运动”更加强化了个人意志的独立精神，在现在看来，独立精神于今天而言，已经成了人类灵魂上的灾难。终极坚强是种天赋和经历，极少数的坚强者能直面终极死亡，而普罗大众的脆弱灵魂却无法获得救赎。即使如此，对于极度坚强者而言，终极的也不是获得救赎，而是极度的痛苦。我们在独立中孤独无依，可以断言，这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运动的终点。宗教也不能在这唯物现实主义世界中承担起救世的重担，也不可能重蹈覆辙，重新确立宗教的政治统领地位。在人文理性主义的社会机制运行时期，我们共同见证了“众神卸甲”。诗歌、艺术、工作、人生哲学、宗教、政治制度等，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国家的完善信仰体系。纵向的国家人文框架层面而言，一个完善的国家信仰体系应该涵盖个人心性救赎体系、伦理体系、集群风俗体系、祭祀体系、雅颂人文体系、国家道统，并且保证所有体系的兼容一致性。西方文明的神性道统于神权的败亡中隐退，从而走向了国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替代国家道统的人文主义历史(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基因)；而中国文明所传承的客观性道统(天人合一)，也在近代西方文明东渐的历史洪流中被消解。我们也走向了试图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作为国家道统的历史时期。在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大背景下，政治体制作为运行框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人文统领，市场机制形成国家生产关系，毫无疑问，我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也卷入了人文主义运动的“独立意志”时代。这种把国家救赎责任交给“个人自我救赎”的市场自由过程中，我们对国家只承担了创造税收和市场流通的角色，国家意识形态也只是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理论性指导体系而已。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为政治体制服务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上演了一场为生产和流通而活的现代版原始生存场景。那么，自我救赎的可能性存在吗?西方历史证明，不存在，我们无法自我面对终极救赎；甚至无法在群居生存中获得安宁。个人心性修持体系经不住群居关系的考验；传统伦理秩序也在独立意志中破坏；集群风俗已经被流行文化替代；祭祀仅剩下仪式感的空壳；国家已经抛弃道统而走向了实用主义强国之路。国家信仰的一致性早已打破，我们在生产中遥望远去的“理想国”。不要忽略，群体救赎也是国家秩序的重要一极。国民心性、伦理体系、社会角色可以构建国民的生活方式；而区域集群风俗体系却可以构建区域生存方式(也就是区域文明体系)；祭祀体系、国家道统却可以构建国民的国家政治性和国家区域文明共性。

立于此时的社会结构当中，我们似乎拥有了信仰自由的权利。其实不然，我们所以为的自由信仰选择，只是拥有了作为国家信仰系统中的残缺一角。诗歌、艺术等文艺救赎不能解决自我心灵之外的问题；哲学流派的修持解决不了阵营之间的一致性秩序；宗教信仰却无法介入当下风俗体系和生产关系中生成救赎意义，宗教信仰也并不是国家信仰的全部，它总会在适当的时候充当国民心性救赎的角色，并会在社会全系结构中形成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冲突。这就是当下信仰自由的残缺性。我们在残缺性中走向流亡，不但不能如常所愿，还在人文冲突中更加迷茫不安。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生活现实中扭曲流变，我们已经无法走在实现的路上，而是在追问的路上妖艳不已。文学艺术等创作的个体性救赎倾向，恰恰违背了群居文明构建原始精神，反而造成了人群的孤独纵深，并与群居精神背道而驰。古圣的救赎体系却在以资本力为驱动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流动性中失去了“文而化之”的机会和土壤。越救赎越媚俗，思考与创新只是给了一个未知的希望，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流行与流变诠释了一切失去道统的意识形态都是历史过客，甚至还构不成历史。

与纵向国家人文框架所对应的，是“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体系在国家社会结构中的横向体现。在社会结构中，第一个层次是社会群居最小单元个体的“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称之为国民心性；第二个层次是血缘氏族关系中的“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称之为伦理秩序；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生产中的“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称之为社会秩序；第四个层次是区域集群中的“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称之为区域风俗文明；第五个层次是国家机器所构建的“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称之为国家道统。P2-4

没有礼乐框架承载的哲学理论都没到信仰体系的层面上去。国家礼乐秩序所附庸的理论体系的确立，是构建国家系统信仰文明性质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国家所能确立的信仰体系，不能依赖宗教(事实上中国人文传统里没有这个土壤)，因为中国一直是多教并存的状态。除了宗教之外，多民族风俗信仰差异和生存方式都是中国多元文明并存的传统特点，也与当下的唯物史观对立。比宗教作为国家信仰辅助体系更大的人文体系载体是儒家思维客观性的大格局表征。理性人文道统的信仰理论体系，不仅仅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导向，更重要的是参与重建国家文明模式，所涉及的领域是无穷大的，只有确立道统之“一”，无穷之大就能得到纲领性的统摄。也可以说，唯有儒家是唯一一个可以包容并蓄并能秩序化“驱逐性文明”的文明范本，这可以从中国传统人文系统中找到佐证，那些排他性的民族文明因素都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被儒家道统思维“共处秩序化了”。

国家意识形态体系虽然明确，而对道统人文的态度并不明确，从而令整体方向很难确定。安定富强是治国的本源目标，让阶段性的目标成了治国理念，这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特色。问题是，这种历史阶段性的使命已经危及到了本体，才出现了系列危机。在理论的两极固化思维里，我们被困于政治路线的争论，虽然走的是适合国情的实用意旨，却在理论思维固化中失去平衡，从而引发了群体对治国本源的思考。

在世界性的多元文明被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驱逐的趋势下，不但会引起世界经济格局争端，还会引发军事动荡等事件。这是一种文明模式所造成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争夺惯性。资本主义文明在当下所要面临的历史课题：一是由于世界秩序的构建意图所产生的世界格局的对抗动荡事实，在酝酿更加不稳定的未来；二是资本主义文明逻辑里的工业化对世界文明多元性的驱逐，摧毁了人类文明的人文统领意义，在科学理性主义下及其唯物史观的逻辑里所构建的商品社会秩序严重的摧毁了人文信仰的救赎途径；三是市场驱动的流动性经济秩序运行，已经完全背离了人类生存的安定本意；四是极致的市场机制流动性严重的裹挟了人们生活、生存方式，并把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分配交给经济流动性秩序，在“需求决定生产”的模式中对自然环境及资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极端的生活资料生产，打破了生态平衡，并在该模式中形成了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必然。这些问题，唯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里的道统思维才能解决。在人类强权史中，军事强权、政治强权、经济强权都是历史不断突破的动力。先秦儒家的思维里，孔子所策划的人文体系所关注的是和平共处秩序，而不是强权和兼并逻辑。若仅仅是形而上的理论，不足以说明该共处秩序的模式，本书在此基础上，尽力阐述了该模式下的纵向和横向的系统性框架及逻辑，希望能为文明重建提供一个系统性方案。  同时，也在分析西方文明纵横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特色的文明秩序构建。二是“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以中国先秦儒家思想逻辑为借鉴，要构建的却是当代甚至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价值大厦，有“古为今用”之意旨。三是“多元”与“主体”的辩证统一。该书看似内容庞杂，中学与西学兼容，自然与人文相映，古籍与今典互参，实则以文明体系重建为终归，颇有“六经注我”之意趣。

不仅如此，最终归结到文明重建和多元文明重建的主张。那么，我必须为工业化时代的多元文明重建提供方法论上的体系。这是第三卷《文上宫学》所要完成的任务。自从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已经逐渐替代了农耕文明。而这种替代却是工业化下的世界商品经济秩序的同一化趋势。所以，要重建多元文明，不仅要面对农耕文明的转折，还要面对商品经济秩序下同一化的生存方式的重新设计问题。在工业化时代的文明重建过程中，我们无法逐一重建各区域及各国度的多元文明，所能做的是提供一个构建文明最高统领形而上体系的心法体系(区域文明的意识形态体系构建逻辑)和区域文明次第构建的方法论体系。《情本论》是塑造构建不同文明的人文哲学体系的心法体系。

多元化的前提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而且要超越高于意识形态的道统，并在道统理论之下构建和平共处的秩序，这种秩序，就是我们说的：华夏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乐秩序。礼乐框架就如桌面，可以安放不同的器物，而要使得所有器物都符合天人合一的和谐审美要求，那么这个道统理论体系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儒家道统体系的独特之处。

人文意义上的“创世”，无疑是建立在一种文明体系的语境基础之上的。一个“文明系统”也就是一个认识论上的“一个世界”。一个能重建或者构建一个区域文明模式及系统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站在人文之上的角度去建立多元秩序的，本书正因此而立名为《文上宫学》。

以一己之力实难以梳理整套“国家道统体系”，吾仅以绵薄浅学之思而成此书。希望能为“护道”之士达成新时代“道统构建”的共识和构建思路上提供个人参考意见。也梳理了道统及多元文明国家秩序的构建逻辑及节点等，诸多不足，请见谅。

——工赋2016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