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宝藏，你不知道的，以及想不到的名人故事，都在这里：

陈云夫人于若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毛泽东长媳刘松林、蒋介石女婿陆久之、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美国科幻巨头海因莱因、“童话大王”郑渊洁、“ 三毛之父”张乐平、著名诗人汪国真、音乐家贺绿汀……

《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的作者叶永烈见证了这许多名人的传奇人生，抓住了许多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他用温情的笔触、不长的篇幅清晰记下一段段人生，随手一翻，人物带着历史的烟尘扑面而至。一边是恍悟，一边是感慨，这样的绝笔，该有多少历经沧桑的人会读到唏嘘辗转。

历史的绝笔，写绝了，以后也绝少有人写了。

多年以来，叶永烈从事当代重大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人脉甚广，穿梭于名人之林。正因为这样，他收到并精心保存了诸多名人书信。

如今，随着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的普及，纸质名人书信已经成为 “绝品”，成为收藏市场的新宠，增值潜力巨大，人称“软黄金”。叶永烈把自己收藏的诸多名人书信无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

在捐赠之前，作者摩挲故纸，深感各人用富有个性的字体写下来的这些书信，面字如人，温存温馨，泛黄而不褪色。作者由此萌发用散文笔调写一本名人书信背后的故事，亦即这本《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的想法。

《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是以叶永烈直接交往中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不仅令读者广见闻，领略名人风采，而且具有历史与文化的双重价值。

序

长者手札

 平生第一封信

 冰心称我为“小友”

 陈望道不多见的亲笔信

 谦和细心的于若木

 沉寂之后的千家驹

 “死而复生”胡愈之

 坦荡的北大校长陆平

 “老干部作家”朱仲丽

 周恩来叹她“红颜薄命”

 “较真”的鲁迅之子周海婴

 哲学家艾思奇名字的来历

作家书简

 柯灵“煮”字

 “蛰”字贯穿施蛰存一生

 “掌故作家”郑逸梅

 《秋海棠》作者秦瘦鸥画“地图”

 散文大家峻青

 《文汇报》总编“陈虞老”

 “儿童文学宗师”陈伯吹

 楼适夷：傅雷不愿因“右派”而改名

 周煦良写在氧气瓶前的信

 梁实秋长女沉浮记

 流沙河释笔名之由来

 宗福先与他的《于无声处》

 从“豆腐干”起步的胡万春

 戴厚英一生三劫

 鲜花为陆星儿送行

 “童话大王”郑渊洁成名之前

 多才多艺汪国真

艺术锦书

 贺绿汀的“三重奏”

 她期望与我共写《马思聪传》

 “三毛之父”张乐平

 潇洒淡泊的傅聪

 一丝不苟的傅敏

 超凡越圣的女钢琴家李翠贞

 “二胡皇后”闵惠芬

 与电影导演张建亚三次握手

 六小龄童的“美猴王”情结

 “坐家”庄则栋

 记忆中的剧作家吴祖光

 手握烟斗的剧作家杜宣

 头顶上的艺术家

史海钩沉

 毛泽东长媳刘松林的信

 低调的毛泽东侄子贺麓成

 耄耋罗章龙忆往昔

 《红樱桃》·烈士遗孤·罗西北

 紫光阁风云中的“小米”

 与红色特工面对面

 “蒋介石女婿”传奇

 特别党员杜重石的风雨岁月

 “民国大律师”吴凯声

 张灵甫长子忆张灵甫

 弟弟忆罗隆基及其三位夫人

 他曾是陈独秀机要秘书

 他曾是向忠发“同案犯”

 张治中秘书提供“重要信息”

 陈伯达晚年速写

 此王力非彼王力

 一封华籍美国人的信

科学华笺

 华罗庚的“处女作”

 “数学诗人”苏步青

 “七国院士”夏鼐的大师风范

 与钱学森院士的谈话

 彭加木的绝笔

 张存浩院士笔下的傅鹰院士

 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两封指正函

 百岁命笔：“雪侮霜欺香益烈”

 高语·高体·高人

 女友眼中的高士其

 淘书结缘 传为佳话

 数典忘祖猕猴桃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催生信”

 与梁晓声“漫游未来”

海外飞鸿

 她从台北寄来花哨书信

 “黑蝙蝠”未亡人的夙愿

 “江南命案”·崔蓉芝·陆铿

 台湾作家张系国与《幻象》

 韩素音的家庭生活

 美国科幻巨头来上海

 研究沈从文的“洋人”

 德国的“中国通”

 视角独特的日本学者

 相逢莫斯科

附录一

附录二

跋

我写这封信背后的故事，就从信封与信笺所折射的朱仲丽的双重身份写起。

朱仲丽是名副其实的老干部。她在1932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到延安工作，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5日，她与王稼祥结为伉俪，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她不久之后担任中央军委医务所所长……

朱仲丽又是勤奋的作家。她是医生，解放后担任过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第一副院长。在丈夫王稼祥1974年1月25日去世之后，她于1979年以62岁的年纪开始学习写作，以笔名珠珊发表作品，1982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的晚年是在写作中度过。她总共写出了500万字作品，如《江青秘传》《爱与仇》以及《春露润我》《艳阳照我》《彩霞伴我》“自传三部曲”，还有《黎明与晚霞》《灿烂红叶》《难以忘却的昨天》《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生活中》《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等。

1991年7月8日，我在北京一座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采访她。当时，我应上海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电影剧本《遵义会议》。王稼祥是第一个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人，主张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轰下来”，为在党内、军内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我把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列入采访名单。虽说她头发已经花白，但穿了一件玫瑰红连衫裙，步履轻捷，仍显得年轻。她带着湖南口音，非常健谈，从上午9时一口气谈到下午1时多，毫无倦色。她一边聊着，一边嗑几颗瓜子。

那天，我除了请她回忆王稼祥之外，还请她谈自己。

记得，香港一位朋友曾寄赠我港版《江青秘传》一书，书的作者为“珠珊”。当时我不知“珠珊”为何人，后来，才从报上的介绍文章中得知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笔名。

我请她说明笔名“珠珊”的含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珠”是由她的丈夫的“王”姓和她的“朱”姓“合二而一”！至于“珊”，也是“王”字旁，而“册”象征着两人之书。

她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15年2月8日。她出身名门，祖父是清朝兵部尚书，父亲朱剑凡(1883～1932)早年留学日本，回国之后致力于教育事业。

她跟毛泽东主席是世交。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密友，两人曾一起留学日本。朱剑凡先生回国后，在长沙开办了周南女校。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一师附小主事时，经朱剑凡先生介绍，寄宿于周南女校。据朱仲丽回忆，她在8岁时，见过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那青年便是毛泽东。

朱仲丽曾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又在南京的中央医院工作过两年，后来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便从事医务丁作。她给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跟王稼祥结婚后，更是一直生活在政治高层圈子里。

我请朱仲丽谈王稼祥，她谈了许多、许多，其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第一件事发生在1938年六七月间。稼祥从莫斯科回延安，他带着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30万美元，又带着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取道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回延安。车队离开兰州后，途中突遭土匪拦劫，王稼祥镇定地打开装满书籍的箱子，土匪毫无兴趣。他又打开自己随身的皮箱，取出衣物及一些国民党政府纸币，又摘下了手表，送给土匪。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也就放行了。王稼祥长长舒了一口气，那30万美金现钞从土匪眼皮底下滑过去了。此后，车队一路上不敢逗留，夜以继日行车。车到延安时，王稼祥那辆卡车的司机打瞌睡，车子翻进沟里，王稼祥的眼镜摔坏了，人倒安然无恙……他抵达延安，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企图夺毛泽东的权，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这下子，王明像泄了气的皮球——因为在此之前，王明长期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回国后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打着共产国际的牌子吓人。

第二件事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刘少奇最早提出的，朱仲丽给我看了《王稼祥文集》，其中收入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一”正因为这样，我看到种种关于中共的知识测验题中，大都有一道“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题目，答案是“王稼祥”。

朱仲丽告诉我，在延安，她跟毛泽东是邻居。她和王稼祥所住的窑洞，与毛泽东的窑洞紧挨着，这邻居一做就是八年。她不仅与毛泽东非常熟悉，而且跟江青也很熟悉。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首任驻苏大使，朱仲丽随王稼祥长驻苏联。这时，她的身份从医生转为大使夫人。

我问朱仲丽，怎么会从医生、大使夫人成为作家的？

朱仲丽说，在“文革”中，王稼祥遭到隔离审查，下放农村。1973年8月，王稼祥在中共“十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在北京去世，终年68岁。王稼祥之死，给了她最沉重的打击。  她与王稼祥婚后，没有生儿育女。她在延安的时候曾经怀孕，但是不巧在怀孕期间得了盲肠炎，必须动手术。孩子没有保住，后来没有再生育。

王稼祥19岁的时候，父亲包办婚姻，与查瑞香结婚。翌年——1926年——查瑞香生一子，而查瑞香在产后病逝。这个儿子叫王命先，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在“文革”中受王稼祥牵连，遭到迫害，投河自杀。

朱仲丽说，王稼祥去世的时候，她60岁。她在创深痛剧之际，尝试用各种办法解脱痛苦。她开始学钢琴，织毛衣，做衣服，但是总感到心灵空虚。她说，最后选择了把回忆凝固成文字，就这样走上写作之路。

如果说，她的丰富的阅历是巨大的水库，一旦开闸，创作的激流就猛烈地喷泻而出。她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用笔在纸上写出一部又一部长篇，成了中国文坛上一位特殊的作家——“老干部作家”。

在那次与朱仲丽的长谈后，我除了把她所谈的王稼祥的内容写入电影剧本《遵义会议》之外，还顺便写了一篇散文《访“珠珊”》。P51-53

序

在北京嘉德2013秋季拍卖会上，传出惊人消息：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的一封信，不过200多字，以655.5万元的天价成交，平均一个字值3万元人民币！同样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2013年5月，鲁迅两页《古小说钩沉》手稿以690万元成交，为起拍价的11.5倍。2014年1月，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经过44轮激烈竞价，最终以1207.5万元的天价创下中国文人手稿拍卖新纪录。

名人书信（包括著作手稿），成为中国收藏市场的新宠。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方面是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以及微信取代了纸和笔，纸质书信几乎绝迹，名人书信成为“时不再来”的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名人书信当然也就价值倍增。

另一方面则是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把购买、收藏名人书信作为新的投资渠道，人称“软黄金”。由于名人书信增值速度远比真金白银快，鲁迅书信从十年前的数十万元急升至如今的数百万元，所以名人书信也就成了拍卖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值得顺便提及的是，台湾前“行政院副秘书长”萧家淇在申报个人财产时，特别注明拥有包括林书豪、林志玲、姚明、周杰伦、蔡依林等名人签名物件。在他看来，这些名人签名物件，也是很有价值的财产，所以需要申报。

我还要顺便提及一件小事：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图书馆出售摘录文献的卡片，一分钱可以买几张。我买了几十张。最近整理手稿、书信时，发现这一摞泛黄的卡片。细细一看，竟然是一张张印着孙中山头像邮票的民国时期明信片。在明信片的反面，被印上一条条红色横线，供摘录文献时写字之用。在卡片之末，还印有“孑民图书馆”字样。孑民，是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的字。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为了纪念蔡元培，北京大学建立孑民图书馆。孑民图书馆利用已经成为“废纸”的民国明信片印制登录图书的卡片。在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把多余的这些卡片作为摘录文献的卡片“贱卖”给学生。最近我上网查了一下，这种民国明信片如今每张价格为3600元人民币！这清楚表明，时间使邮品不断增值，同样也使名人书信不断增值。泛黄，是时间沉积之色，也是黄金之色。

我从未从拍卖行购买过一封名人书信，家中却拥有那么多名人书信。我是在无意之中，收藏了许多名人书信。这些名人书信写着“叶永烈同志收”“叶永烈先生收”。我的那么多名人书信，可以说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方面大抵由于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采访的层次高，“人脉”甚广，所以与许多名人有了交往，有了书信往返。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正是纸质书信盛行的“黄金时代”，所以收到的纸质书信甚多。

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从小养成的收藏习惯。我的父亲是一个细心人，他收藏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所有成绩单，在我成人之后“移交”给我。在我1957年考上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因为这封信教我如何写信。他在信封上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发

……

由于采访、通信，很多名人的通讯录上有我的地址，所以当他们去世时，治丧委员会往往会给我寄来讣告、生平，我把讣告作为他们最后的告别信保存。比如，我保存了罗章龙、巴金、张乐平、程之、秦瘦鸥、王西彦、陆星儿、顾均正等的讣告。我甚至保存了有的名人夫妇先后去世时的讣告，比如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和他的夫人石坚的讣告，高士其和他的夫人金爱娣的讣告。讣告往往对逝世的名人的一生有概括的介绍，尤其会对去世的日期以及终年年龄有准确的记载，具有史料价值。讣告通常是白纸黑框，但是作家陆星儿的讣告别具一格，是一本只有六页的小册子。封面印着她笑容可掬、坐在台阶上的彩色照片，仿佛她依然与你同在人间。在“陆星儿”三个字下，印着“鲜花为你送行”几个字，封底印着她的长篇小说手迹。她的讣告用两页印生平，两页印她最后的访谈，两页印作品目录。讣告，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名人书信。此外，我除了保存与著名儿童文学家、《神笔马良》作者洪迅涛的往返信件，还保存了洪迅涛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的请柬。

我在整理信件时，感到遗憾的是，很多作家、画家的信末只署月、日，我不得不依照信封上的邮戳或者信的内容“考证”年份。上海的“掌故作家”郑逸梅老先生写给我的信，甚至连月、日都不署。然而有着“七国院士”之誉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给我写过八封信，每一封信都在信纸右上角端端正正写明“19××年×月×日”，这无疑是他多年考古工作中养成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高士其母亲何詠阁在96岁高龄时亲自用毛笔给我写信，依照老人的习惯在信末署“戊午年仲秋节”，亦即1978年9月17日。顺便提一句，1982年盛暑我在福州拜访百岁的她，她在宣纸上用毛笔为我题词：“雪侮霜欺香益烈。”这是结合我的名字的含义所写的，足见她才思之敏捷，何况我当时正遭到某些“左兄”的“批判”。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出身理工科，他给我的信，月份写罗马数字，如7月写作“Ⅶ月”——不过他给我的两封亲笔信，都只有月、日，没有年份。“民国大律师”吴凯声先生写给我的信，往往注明“午”“灯下”，其写信时间更为细致、准确。

岁月长久，字迹最清楚的是毛笔字，蓝黑墨水次之，而早期的圆珠笔笔迹往往洇开，不清楚了。后来圆珠笔的质量改进了，字迹还算清楚。倒是我当年用黑色单面复写纸复写的底稿，字迹不退不洇。

这些名人用富有个性的字体写下来的书信，面字如人，温存温馨，泛黄而不褪色。一边整理书信，一边不时浮现写信人的形象，记起与他们的交往，记起这些书信背后的故事。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应当把这些名人书信背后的故事写出来，把这些名人留给我的印象写出来。因为不知道书信背后的故事，也就无法了解这些名人书信的来龙去脉，无法理解这些名人书信的内容以及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何况这些故事本身都很精彩。于是，我摩挲故纸，忆海拾贝，决定动手用散文的笔调写这本《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特写，一篇从记忆中“捡”来的散文。

大历史，小故事，讲历史，谈文化，这本书以我透过一封封名人书信所讲述的小故事，折射了时代。

这本书中诸多书信的作者已经离世，而纸质书信也日薄西山，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书中的这些泛黄的书信，已成历史的绝笔。

名人书信是天际的一抹晚霞，虽然璀璨，转瞬即逝。早在1998年10月24日，我便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作家书信的“消亡”》一文。接着，2002年7月17日，我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作家手稿的“消亡”》。这两篇文章，都与《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一书有关，作为附录收在本序之后。

叶永烈

2015年3月3日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