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著的《家教/叶辛长篇小说精品典藏》是一部关于家庭内部伦理关系思考的长篇小说，本书是一部反映家庭、婚姻、教育问题的经典之作，书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家庭的不同态度，家不仅是幸福的港湾，亦是心灵的归属。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描述得很细致传神，它让我们懂得去处理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引起广泛反响。

叶辛著的《家教/叶辛长篇小说精品典藏》是一部长篇小说，是反映家庭、婚姻、教育问题的经典之作，小说书写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家庭的不同态度。

小说记述了倪院长和老伴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是家庭妇女；一个当院长，一个做家务。照传统的观念，两人似乎格格不入，但却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倪院长的家教在邻里，甚至在医院、学界都是很有名的，他们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性格不一样，情感经历也不一样。由于观念的不同，一个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虽不是大起大落，却也并不是无波无谰的戏剧。

正文

一

福仁医院的下班铃响了。在上海春天的傍晚，这铃声显得有点嘈杂，有点震耳。

倪维宇院长瞅了客座上的中年人一眼，客人也正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盯着他，铃声对客人根本不起作用。是的，只要不明确答复，这位客人就会一直磨缠下去，管你啥下班不下班。

倪维宇院长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抹拭了一下太阳穴。这位客人姓啥，叫啥名字，他全记不住了。只记得他好像是报社的记者，《文汇报》或是《解放日报》。来找倪院长的目的，是希望在他的妻子动手术时，由倪院长主刀。当然咯，不是在上海滩有点身份的人，是提不出这种要求来的。他们甚至想都不敢往这上头想。记者嘛，那又另当别论了。倪院长心里头非常清楚，上海的这两家报纸，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报，他们是有全国影响的。得罪了报社记者，将来不知什么时候，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那是真正的吃不消。答应下来嘛，唉，这些病人家属哪里晓得倪院长的苦衷。

于是局面便僵持下来。

倪院长照样在办公桌旁端端正正坐着，右手的手指在沙发椅扶手上轻轻叩击着。其实，每天到这下班时分，忙碌了一整天，他已甚感疲倦，腰也有些酸。但客人在座，他有啥办法。

客人大约也找不到话讲了，在无目的地拨弄着自己的手指头。但他就是有这点坐功；坐着不走，看你怎么办！

“丁零零……”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了。倪院长身子微微向前倾，一只手扶着桌沿，慢条斯理地抓起了话筒：

“喂……我就是……哦，是光辉灯具厂啊，久违了……啥？你讲啥？嗯，我听着。嗯……嗯……嗯……”

倪院长约莫接连嗯了十几声，最终客气地道：“谢谢，谢谢，谢谢你及时给我通了气。”

搁下话筒以后，倪院长脸上的气色好了一点，电话里似乎给他报告了好消息。他的背脊往沙发椅上一靠，微带点笑地对客人道：

“话，刚才我都讲了，你好像仍旧迷信我……”

“不是迷信。”记者急忙申辩，“倪院长，谁不晓得你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十把刀之一，驰誉……”

倪维宇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往下说了：“今天上午，报社老张打电话来，我就表示，如果病人家属都这样提要求，那医院里就热闹了，对吗？”

“我爱人是特殊情况，她是演员……”

“听说了，听说了。这样吧，手术我做……”

“哎呀，那真感激不尽了！”记者以同他年龄不相称的敏捷跃了起来，一把抓住倪院长的手，连连摇晃着，他那微秃的额头上，也泛出一片亮光来，“有你这句话，我晚上睡得着了。”  倪院长笑出了声，伸出食指点了点他：“不过，你那不相信中青年医生的思想，还是得改！”

“当然，当然。”记者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笑容。

客人走了，倪维宇院长颓然坐在沙发椅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墙上的电子石英钟已指向六点一刻，他却丝毫还没有回家的意思。

刚才光辉灯具厂打来的那个电话，把他的情绪全破坏了。

P1-2

长篇小说《家教》，是我三十年前写下的一部作品。至今我还记得，我是在贵州黔灵山麓用了半年时间写完上半部分的。夏天动的笔，写完上半部的最后一句话，正是1984年除夕夜的十二点，爆竹响彻山城夜空，耳朵震得耳膜里嗡嗡嗡。第二天，中央电视台还对贵阳市除夕夜燃放烟花爆竹作了专门报道：第一批乘着改革开放东风富裕起来的万元户们，用鞭炮表达他们辞旧迎新的心情。

后来小说先后两次在《十月》杂志刊登，又分别出了两小本单行本，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分别于1986年、1987年里出版的。

再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其改编为十集广播连续剧播出；紧接着中央电视台又将其改编为九集电视连续剧于1989年播出，还得了全国优秀电视剧奖，那个时候这一奖项叫“飞天奖”。

把两本薄薄的小书《家教》和《家庭奏鸣曲》合并成一部长篇小说，以《家教》命名出版，是1995年春天的事，到了1995年夏天，连头搭尾四个月，印刷了三次，总计是五万册。因为销路好，出版社还印了一部分精装本，我是满意的。

从那时候至今，又是近二十年过去了，编过《当代名家精品》六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七卷本、《叶辛知青作品全集》八卷本，甚至《叶辛文集》十卷本，都没有把《家教》收进去。不是出版社不收，而是我没有把它摆进去。我总觉得，《家教》在我已经出版的一百二十余部作品中，是有它特殊的地位和价值的。

看过小说和电视剧的朋友都知道，《家教》写的是留美博士、德高望重的医院院长怀着良好的愿望精心安排并干预儿女恋爱婚姻的故事，一番好心却给儿女们带来了深深的不幸，展示了他们不同的爱情观、婚姻观、伦理道德观，以给读者一点惊醒和启迪。

三十年以后的今天，这样的故事是否过时了呢？三十年前和父母意志抗争的一代人，如今也像我这个当年的青年作家成了老作家一样，他们都步入了老年的门槛。但是，我们的报纸上、电视里，经常在报道活跃于上海市相亲角里的父母们，在积极地、热心地、不知疲倦地挑选自家儿女的对象，为儿女们安排人生大事。稀奇的是，我们的媒体，甚至我们的社会学界，还有人对这种现象报以赞许和首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教》的再版，还是会有它独特的意义的吧。

叶辛

2014年5月22日

甲午马年春

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十集广播连续剧《家教》之后，《家教》的单行本就问世，《家教》的电视连续剧，也被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投入拍摄。导演仍由曾经导过《蹉跎岁月》的蔡晓晴担任。再度合作，这对我无疑是件高兴的事儿。

自从中篇小说《家教》在《十月》杂志发表以来，自从广播剧播出以后，不时有些读者和听众来信转到我手里，或直接寄给我。广大读者和听众从不同角度谈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看法，谈了对作品中几个人物的看法，有的同志还把他们那儿交谈中发生的争论告诉了我。不少人在读了小说、听完广播剧之后，甚感不满足，有的来信询问，小说中的人物后来怎么样了？有的干脆把自己对这些人物未来的设想，续成广播剧下半部分，寄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者、听众和写续集的同志们怀着良好的愿望，把自己认为《家教》中那些人物该有的结局，坦率地谈了出来、写了出来，这无疑说明了大家对我的作品关心。出了二十来本书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有趣的事儿。

当然，也有不少年轻的同志，在来信中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小说？写作意图是什么？据他们所知，近一二十年来，我长期生活在贵州，写的不少作品都是取自当年的知青生活和农村题材，怎么突然想到写起上海题材的作品来？

借《书林》杂志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我想就《家教》这部小说，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反正，自从我写了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的几部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之后，自从我写了反映农村生活的《三年五载》、三部曲《基石》《拔河》《新澜》之后，自从我写了一些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小说之后，我总有一种不满足，总觉得还欠着一笔什么账没有偿还，总感到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讲，在我记忆的仓库里，还有一些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画面没有诉诸笔端哩。那该是啥呢？

那便是我自小是个上海人，我从小就在上海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许许多多往事，历历在目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么清晰，那么牵人的心绪。是哪位作家说的，创作，便是在回忆中进行创造？不是有人说我在贵州生活了十七八年嘛。有时候，对一件事物的认识，是需要隔开一段距离的。就如同从来没坐过飞机的人，对他天天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对他司空见惯的楼房、马路、弄堂、街道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一样，他会认为城市就是这个样子的。一旦他头一次坐上飞机。透过舷窗往大地上望去（当然是要晴天），哦，他会突然意识到，原来他所熟视无睹了的一切，还有另外一副面貌。我在偏远的贵州住久了，陡地回到上海，就会有种强烈的对比感，哪些东西是外地没有的，哪些东西是上海没有的，哪些东西是过去的上海早就有的，哪些东西是上海近些年来才出现的。毋庸赘言，所谓“东西”，当然不仅仅指的是物质。况且在我脑子里，在我记忆中，上海自有她那始终未曾变化的一面。记得是在小学快毕业到中学头一两年中，我和一些伙伴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做完了功课，我们就推出自行车到马路上去兜风，就如同今天刚刚学会骑雅玛哈的上海小青年在马路上扬扬自得地兜风一样。我们有计划地先兜大圈子，再兜小圈子，绕着上海城兜圈子，也绕着十个区兜圈子。我们骑着自行车，去过康平路、武康路、宛平路、高安路一带的高级住宅区，我们也穿行过闸北、南市、普陀区的一些破街陋巷，我们带着欣赏的眼光，观察过老式弄堂房子和新式弄堂房子的区别，对比过公寓和楼房的不同之处，惊叹过花园洋房和棚户地段的巨大差异。哦，上海这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有着全世界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房屋式样，日本式、荷兰式、法国式、英国式的，站在马路边上瞅不同的阳台和式样迥异的窗框实在是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利用自行车去远足，骑到南翔，骑到浦东的高桥，骑到松江，甚至还骑到嘉定、昆山、苏州。自行车轮胎爆了，我们还乐呵呵的。

这些事儿自然只是一帮十五六岁小伙子的闹剧，仅凭这些经历，是永远也写不成小说的。但是，恰恰又是这些事儿，加深了我对上海环境的认识，对上海地-域风貌的了解。这无疑对写小说是有好处的。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掀起来了。不知什么缘故，我们这些要好的伙伴不约而同地当起了“逍遥派”。除了去南京路看大字报，除了躲在家里看书听唱片，我们一觉得腻味了就互相串门，读书的时候就很要好。常有来往，互相都尊称对方的父母叫“爸爸妈妈”。到了停课闹革命的年头，我们串门聚在一块儿，就无所节制地纵谈起来，不必担心第二天上课会迟到，无须为作业所累，谈久了，谈到夜深人静，干脆在同学家阁楼上、地板上搭起铺，五六个、七八个同学躺在一间屋里继续聊。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常常出现一些不对劲的时刻，兴冲冲跑到同学家去，坐下不足五分钟，就觉察到同学家里气氛不对头，赶紧转换阵地，到另一个同学家去。要好了，相互之间无话不谈，就要问，怎么回事儿，噢，是同学的父亲受冲击了，挨批斗了，关牛棚了，家里被抄了，是同学的母亲受牵累了。为啥？为过去的某件事，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某一段经历，为在单位得罪某某头目，为……讲完了，听的人都默默无言，叹息几声，另一个同学又讲起来，讲的也是他们家的情况，祖父、外祖父干什么，父母亲过去怎么样，这次遭受了怎样的冲击。天天相处一块儿的同学、伙伴，原来一个个都出自不同的家庭，一个个家庭里都有很多很多故事，叔叔是干啥的，娘舅在做什么，这一位的爸爸是教授，那一位的父亲是烧锅炉的，第三位的父亲是老板，那模样就像个笑弥陀佛，某位同学家里从来没见“父亲”露过面。过去我们不注意、不在乎的这些情形，原来都是有缘故的，都有一段长长的或是短短的故事。有位同我很要好的伙伴，一天晚上跑到我家里，神秘地告诉我，他那当和尚的舅舅到上海来了。为什么？说红卫兵砸五台山的庙宇，他舅舅从山上跳下来，折断了腿，跑到他家来了。他还说舅舅是“佛学家”。我们慢慢地开始领悟到了一些什么，原来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社会上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内幕。糊里糊涂的，我们就在那样的岁月里慢慢地懂事了。虽然当初盛传因为记日记被批斗、惹祸的事，虽然自己也亲眼见到一些人因日记上记了些什么话而惨遭毒打的场面，但我还是瞒着所有的人，跟谁也不说地记下了很多很多听来的事情……

……

讲到最后，总是摇头叹气道一句：唉，这类触目惊心的事，只有在偏僻闭塞的山寨上才会发生，那儿落后，那儿文明程度差，那儿的好些人没文化，太愚昧。就是在城市里，特别是我们自小长大的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是不会有这种事的。

当初，连我都持这样的观点。

曾几何时，就是说这些话的当年那些知青，有的跑到我家里，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向我说起恋爱婚姻中的苦闷和痛苦，有的怨自己一念之差贪图了对方的条件，有的怨家中父母替他撮合了婚姻。这不是颇具喜剧色彩吗？

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妇女刊物上，我们的社会性杂志、法制、宣传材料上，不是时有关于父母威逼子女成亲、纯真的姑娘反抗包办婚姻的报道吗？

记得那是个夏天，我在省里主持一个全省小说散文作者的会议。会议期间，省报上恰好登了一篇女儿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遭毒打的通讯，作者们议论起来，自然而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农村逐渐富裕起来的今天，还有这类事儿发生呢？有人说，在偏远闭塞的乡村，封建的幽灵还在横行，陈旧落后的观念还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当真仅仅是在乡村中如此吗？我想起了知青伙伴们当年以嘲弄讥笑的口吻谈及山寨上出的那些事儿，而今天他们本身陷入苦闷难言的境地的状况。

生活在城市的人头脑里就没有封建的幽灵在徘徊吗？家长式的作风在我们的城市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真的荡然无存了吗？

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岂止是在乡村，就是在城市，在省城里，在北京、上海这样一些举世闻名的大城市里，甚至在大城市的一些很有水平的干部，很有地位和名望、知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在我们的身旁，都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呢。

我认识这么一个人，父亲是个大学教授，父子之间平等相处，关系不错。可当这个同学找了一位饭店服务员作对象时，他的父亲就有态度了……结果闹得父子不欢而互结怨尤。

我还认识这么一个老干部，当他和自己多年未逢的老战友晓得彼此的子女未找到对象时，于是便想当然热心地为子女撮合婚姻。子女的品貌、为人、工作都极为般配，顺着他们的意愿成了家，但是夫妇之间没有感情，一层阴影笼罩在小家庭里。

我曾多次听一些女同志抱怨，在名义上她们有了工作，可以同男人们一样从事所有的社会活动，她们也算有了经济收入和生活保障。可实际上，她们并没有真正地获得解放，她们除了要上足八小时班，回到家里还要整整地做三四个小时的家务，时间和生活本身限制了她们成家以后的发展。每当听到这样的抱怨，我便会很自然地想到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讲的一段话：“今天，妇女虽然不再是男人的奴隶，但仍然依赖男人。男女两性从来没有平等地共享这个世界。就是在今天，虽然妇女的境遇已经开始改善，但她们仍然受着重重束缚。妇女的法律身份不同于男子，她们经常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在抽象的意义上，妇女的权利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但传统习俗在很多方面限制她们充分运用她们的权利。”（波伏娃《第二性》序言）

我还收到过这样一封读者来信，信里说，他屈服于家长意志结了婚，以至于多少年来一直在吞噬着苦果，内心矛盾重重，且有苦难言……

要讲，这类例子可以讲很多很多。

由于陈规陋习的影响，由于我们头脑中，或多或少还有封建的幽灵在徘徊和作祟，由于客观存在的感情上的隔阂的落差，由于处在改革与开放时代新旧思想和观念碰撞得又格外激烈，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就会演出一幕又一幕虽不是大起大落却也并不是无波无澜的戏剧。

循着这一思路往深处去想，去思考，我便写下了《家教》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