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戈斯(1849—1928)的自传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派传记。戈斯在《父与子--信仰与偏见(精)》这部自传中一反隐晦的维多利亚时代传记风。围绕父与子之争,建构了偏执、狭隘、固执的父亲形象,颠覆了维多利亚时代父权至上的伦理观。
戈斯从现代派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偏激、粗暴的父亲形象,一定程度上,把英国传记文学从“理论偏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他对父亲充满敬意。所以,他的所做所为,既无炫耀示威之意,更无公然对抗之为,他只不过利用了人类的特有权利,开始为自己塑造独立的精神世界。
新旧两代人在伦理道德观上的矛盾日益凸显,追求自由独立的年青一代对父权提出质疑,结果必然决裂。
埃德蒙·戈斯的这本自传是英国传记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派传记,现代主义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它已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M.H.艾布拉姆斯(MlH_Abrams)等人所描述的现代主义的特征——与传统相对立,质疑宗教和伦理道德,强调主观意识。在《父与子--信仰与偏见(精)》这部自传中,戈斯以自我表达为目的,讲述了自己摆脱父权和宗教压迫走向自由与独立的经历,建构了一个与维多利亚时代父权观念背道而驰的挑战父权和严父,从而形成“叛逆成长”的青春期的形象和过程。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在英美两国引起强烈的共鸣,被英国大文豪毛姆称作传记中的经典作品。
第一章
灵魂深处的力量
这本书记录的是两种气质、两类内心,甚至是两个时代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两者的决裂。这里讲述的两个人,一人生来就要飞回起点,而另一人则身不由己地要被带向前方。有时,两人都无法用同样的语言沟通;他们从未怀揣共同的希望,当然也不会为共同的渴望所激励。但至少,即使在最后时刻,没有一个人对另一方表现出怠慢,也未以一种可悲的迁就审视对方,这对生者而言,无疑是种慰藉。两人之间的情感,不断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相比之下,健康、命运或环境引起的变化,已无足轻重。两人都能笃守一个信条:血浓于水(紧密的家庭关系必须得到珍惜和维系),这也算是一种慰藉吧!虽然这种慰藉令人唏嘘感叹,但不管怎样,终究是一种慰藉。若非如此,本书的故事也就无从谈起。
两人的摩擦发端很早,但显然不可能在作者的婴幼年时期。为了让读者了解两个人的情况(非同寻常)和大致的气质(也许天生就是对头),有必要在开篇时尽己所能进行一番回忆,以期呈现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画面。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为了尊重家族传统,作者在讲述故事中还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释。
父母都是清贫、温厚之人,年事已高,孤独、敏感,而且清高——虽然他们都未意识到这一点。两人都属于所谓的中产阶级,有一个共同之处:祖辈都曾在18世纪时大富大贵,只是后来家族逐渐没落衰败了。这两个家族,都是在健康方面先出了问题,才导致财富的衰败。父亲的家族,衰败的过程缓慢持久;而母亲的家族,衰败的过程则快速迅捷。外祖父生来富有,19世纪初结婚不久,就在北威尔士的斯诺登峰①的山坡上买了一小块土地,过上了似乎有些骄奢的生活,养了一群猎犬,享受着挥金如土的快乐。他的妻子,对他过这种大手大脚的生活并不反对。他有三个孩子:我母亲和两个弟弟。他声称自己是卢梭②的信徒,极力督促孩子们接受教育,这也算是他性格中屈指可数的优点了。但他自己却难以笃守《爱弥儿》③的教导,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雇用了家庭教师教授卢梭一心想要阻止的课程——历史、文学和外语。
母亲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能让她出人头地是他最值得炫耀之事。她学习希腊语、拉丁语,甚至还接触了一点希伯来语。但最重要的是,她学会了独立思考,这也直接导致了在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总与她那随和、奢侈和放纵的父母势不两立。母亲到了30岁,在回顾人生时,曾私下里写过这样的话:“回想起来,我从未有过一刻不挚爱宗教。”她的想法与众不同:“如果必须追溯自己献身宗教的起端,我最初的愿望和尝试应该开始于婴幼儿时期。假如要把我的悔改一直推迟下去,直到我不再犯下罪过,那么,我就永远都不可能献身宗教了。”当时,如很多年轻人一样,她的道德意识已然复苏,因此,她对父母恣意妄为的寻欢作乐深恶痛绝。外祖父因毫无节制且肆无忌惮地挥霍,最终败光了家业,不得不卖掉地产,过上了一贫如洗的生活;母亲是家里唯一不为这种衰败而感到懊悔之人。而我,尽管外祖父的所作所为实在有些离谱,可以说罪孽深重,但我想,自己应该还会喜欢他的。可惜他80岁去世时,我才9个月大。
就宗教信仰而言,父母几乎是沿着同样的路径走到了同一地点,这种人生交集,也算冥冥之中的定数吧。母亲最初入的是英国国教,而父亲则起源于卫斯理宗,两人都在未征求对方意见的前提下,在体验了千奇百怪的神学经历后,不约而同地对新教的所有教宗取得了几乎截然一致的态度:于超然孑立和毫无偏见之中,投入自我冥思。父母所认同的那些教宗,应该行走于光明之中。而每个与他们意见相左的宗教,都几乎确定无疑地滑落到其宗教界限的边缘,那里漆黑一片,父母是永远不会跟随的。因此,通过不断抉择,两人完全出自个人意愿,将自己关在了任何新教的大门之外,最终,只与一些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的极端加尔文宗的信徒聚会,他们一致奉行的是所谓的“摒弃”信念——摒弃牧师、摒弃仪式、摒弃节日,摒弃任何形式的教堂用品。只有上帝的晚餐和研习《圣经》,才能令这些古板苛责的灵魂凝聚成一体。他们互称“弟兄”,是外界把他们夸大为了“普里茅斯弟兄会”①。P1-3
信仰的力量
时下,小说的创作形式日新月异,却也往往因过于粉饰美化而变得似是而非,因此,也许有必要做出声明:作者在讲述下面的故事时,为了确保故事的严谨和真实,自始至终都在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故事不真实可靠,就是对那些有兴趣拜读本书的读者的一种轻视。作为一种文献资料,本书记载了那些早已匆匆而过、无可挽回的教育问题和宗教事宜。从这方面来说,它是对渐趋消亡的清教主义观念开出的一份诊断;同时,作者也希望借此令读者有所获益。
其次,本书还将作者婴幼儿时期的道德和思想的演变过程呈现出来,这些非同寻常的境遇别具深意,定会让那些有心之人获得启迪。作者注意到,写过自己真实童年经历的人,通常最初是不愿下笔的,而往往是在岁月匆匆而过、记忆变得模糊之后才想起拾笔追忆。也许,这类自传会走入一些常见的误区,它们要么过于多愁善感,要么过于沉溺自我不能自拔。这篇回忆录的作者认为,如果有必要对自己的早年时光进行反省,就该在记忆犹然鲜活之时进行,因为这时的他还未因岁月流逝而变得健忘或敏感,更不会滋生偏见。
书中提及的人物,除了儿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健在了。只有这一点,可能对事实有所损害。虽然如此,为了避免出现任何冒犯行为,经过深思熟虑,作者还是对书中谈及的大多数人物的名字都进行了处理。
作者本人也是匿名的,读者无论认为他是熟稔的老相识也好,还是萍水相逢的过客也罢,都无足轻重,因此,不必费尽心思加以掩饰或明确。
也许,对思想冲突的描述,在杂糅着快乐和幽默的同时,还应融入对最严肃话题的讨论,但这并非是通常之法。本书讲述的故事,却无可避免地将两者交织并行起来。诚然,有趣的书籍总想将趣味贯穿始终,可一旦神学惊醒了一丝笑容,就会遭到非议。生活的构成并非总是如此随心所愿,如果本书不能反映真实生活的一面,它就毫无意义可言。在本书描写的故事中,悲喜交融的情景随处可见,那些为故事的悲怆所感染的人们,不必努力寻求解释:为何喜剧肤浅苍白,而悲剧又总难以或缺?
1907年9月
我渴望纯粹而简单的信仰自由
虽然这里讲述的故事,不允许儿子在结尾处位于突出的前景,但若其有价值的话,其价值就在于,它用怎样的光线,想方设法去揭示父亲那独特而高尚的品格。随着岁月的更迭,这个人的特征会变得越发棱角模糊,也越发局促逼仄。在与儿子的关系上,儿子还远未成熟,就已离家去伦敦开启新的生活,而父亲继续处于极度担心的状态,并随着担心的加剧,进而转为失望和醒悟。但是,他对人性弱点的苛求,却丝毫没有减弱。《圣经》就是他驾驭人性的缰绳,他将其紧紧握在手中,一刻未曾放松,虽然不断有颠簸晃动,可他仍能让沮丧的新教徒挺胸昂头。
那位年轻人,脱离了父亲的贴身看护,开始绽放人生之花,虽然开出的花朵粗犷而异样,却可以穿透包装层,展现崭新的人生阅历,融入全新的思想境界。至于那位在西部家中苦恼的导师,他柔弱而驯服的内心,就是他焦虑的根源所在。他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任何生活法则,宁愿为世界所忽视,也要将自己的内心全部奉献给服务上帝的事业。
刚在伦敦租借的房子里安顿下来,父亲的信件就尾随而至,询问我的情况,这令我感受到了一种折磨。对父亲而言,他有充足的空闲时间,对儿子的担心,令他一刻不得安宁,恨不得随时写信询问。其实保持通信的流畅,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虽然写信花费时间,但它询问的是正经事,还能带来满足感。但对我而言,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种劝诫的信件,里面是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询问我的行为举止,还有对我发出的一系列警告,这些都让来信变成了一种难以承载的重负,尤其是他要求我尽可能准时回信并详尽地回答问题,更让我如坐针毡。17岁时,我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阴影,因此,在外力压迫之下,对那些变化多端或难以捕捉的事物,准确地描绘出它们的轮廓,变成了一件可怕之事。在父亲看来,我竟然迟迟不对那些必须回答且反复问及的问题给出合乎情理的答案,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言。但在我看来,这种通信是一种折磨。当我婉转地表示异议、恳请他留给自己一些空间时,自然而然,而且的的确确掀起了轩然大波,唤起了父亲高度的警觉。
下楼吃早餐时,那封信,那封确定无疑会如期而至的信,总会放在桌上。当然,它也是我唯一的信件。虽然偶尔温情而可爱的继母,来了兴致也会写上一封惬意而亲切的短信,谈一些家常似的话题。比如,花园里的玫瑰开花了,或者左邻右舍的健康状况。但另一封信,那唯一的一封信,它白得令我感觉害怕,上面用漂亮的钢笔字写着地址——它会一直放在那里等我,它让腌肉变得索然无味,让香茶变得味如嚼蜡。我可以满不在乎地对待它,也可以对它假装视而不见,但它终究放在那里。早操开始之前,我知道自己必须要读它,而且更糟糕的是,要写回信。费尽心思掩盖信上的内容,没有任何意义。像之前所有的信那样,也像之后所有的信那样,它里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请求,如同在我童年时一样,一再反复强调,在所有的事情上,我都要“站在上帝一边”。
我的回信,有时如其所愿详细地回答他提的问题;有时会避开提问,顾左右而言他;有时会对这个折磨我的人发出回击,强烈要求他放开我敏感的青春。与父亲直接、坚定而执着的力量进行抗争,再如何示弱,都几乎毫无意义。一旦发现我呼吁解除如此没完没了且一丝不苟的通信束缚,父亲回信的速度往往让我目瞪口呆:
“让我解释一下,你所抱怨的‘一丝不苟’,不过是表达了一位父亲脆弱而焦虑的心情。他唯一的儿子,刚刚走向社会,远离父亲的关注,他应该走在上帝之路上。想一下,现在的你,与你当初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了,那时我们5天就可以进行一次亲密的交流。而现在,我们对你绝对一无所知,只有依靠你的来信获悉你的情况。如果它们不能表明你精神上的成长,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担忧,就无法得到慰藉。但从今以后,我会努力信任你,将我的担心置之一边,因为我对你有信心;你自己的上帝,和你父亲的上帝将会用右手将你高举。”①
这样的来信,可以毫无愧疚地说,常让我痛哭流泪。在我一直抄写的过去的来信中,常常有40年前滴落的泪痕;这些泪水之中,有对自己软弱的失望,有对自己意志薄弱的恼怒,有对父亲直白而可怜的担心产生的同情。他会“从今以后努力信任我的”,他说。天啊!这种“努力的信任”徒劳无益,只过了不到一两天,在信誓是因为那可怕而阴险的背叛,早已培育了恐怖的力量,在你的思想和灵魂中作祟。哎,更为糟糕的是,它正在啃噬着你信仰的根基,虽然那里寄托了所有至高无上的神圣,以及所有名正言顺的宗教。
“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恳求了。我发现,我们已无共同语言了。《圣经》再无权威,你已教会了自己逃避它的教诲。上帝任何特定的神谕施压于你,你都会轻描淡写地一走了之。即使上帝的形象,你都会拿来在你堕落的天平上进行衡量,然后恣意塑造。因此,在没有任何权威的指引下,你正驾驭着湍急的时间之流驶向永恒,只可惜是你自己打造的铁砧①,只可惜你的前景扑朔迷离。
“不要以为我在感情用事,说的都是些没有保证的狠话。如果《圣经》不是绝对的权威,那么,我们怎样了解上帝呢?从周围模糊而无语的现象里,我们又能推断,或者说猜测出像那些有思想的异教徒,如柏拉图、苏格拉底和西塞罗那样的教会?我们如何了解来世?如何了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特别是如何了解罪人与上帝的关系?如何知道怎样与神和好②?怎样了解人生的首要问题——完美无瑕、品行圣洁的上帝会怎样对待我,一个堕落的罪人,因为我早已践踏了他的律法,即使这些律法是写在我的良心之上…… “对于你可怕的行为,在多次祷告之后,我打算不再追究,但鉴于你情真意切地追问我悲痛的原因,这让我想彻底探究一下问题的根源所在,但这封信是无法将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的。发这封信时,我是痛苦的,却并不愤怒,只希望你能接受劝告,面对上帝回顾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而这封信,仅仅是其中的一段插曲。如果上帝赐恩典于你,噢,我会欣喜若狂,我会埋葬所有的过去,再次与我可爱的儿子恢复甜蜜的友谊,一如既往!”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一直追随着我,赏光读完这两种性格冲突的故事,一定会理解我刚才引用那封长信的特殊用意所在。这封信用最严谨的逻辑关系,总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决定用它留作我这本薄书的后记。
我还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具有正常冲动的21岁的青年人,如果他既有思想又诚实的话,当面对叛逆精神的挑战时,就只有两种选择了:要么放弃考虑自己,要么立即确认自我的人格独立,唤起人们对宗教独立必然性的关注。
显而易见,斗争的双方既没有达成妥协,又未接受任何和解的建议;这是一种“要么彻底接受、要么全盘拒绝”的局面。面对不计后果的挑战,年轻人终于唤醒了良知,勇敢地摆脱了“奉献上帝”的思想束缚。另外,作者对父亲充满敬意,所以,他的所做所为,既无炫耀示威之意,更无公然对抗之为,他只不过利用了人类的特有权利,开始为自己塑造独立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