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传》抓住了传主余光中生命的美和历史的真,准确、生动、全面地记录了诗人的瑰丽年华,深刻、细致、精辟地阐述了诗人在创作和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分析了他的人格力量的时代意义和人学价值,肯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徐学以能“入”能“出”的辩证态度,用诗性的语言和理性的诗意使这部评传达到了精美细致、浏亮深邃的境界。本书无论从台湾文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人物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余光中为文学大家和翻译大家，社会活动又多，关于其的传记有多种，但《余光中传》的作者徐学与其有数十年的交谊，又以之为文学研究的专题，谙熟其事。作者文笔洗练，议论犀利，以深入议论代替叙述，多有专题视角，是了解、研究余光中较好的参考书。

修订版前言

初版前言

上篇（1928—1958）

 第一章 江南水与火

 第二章 古镇悦来场

 第三章 一口气读了三所大学

 第四章 红头疯子

 第五章 翻译乃大道

中篇（1959一1974）

 第六章 青青乡愁萌动，自冰上

 第七章 拔向蓝空最蓝处

 第八章 天狼厉嗥莲脉脉

 第九章 何时我们才不再争吵，亲爱的中国

 第十章 一辈子，闯几次红灯

下篇（1975—2000）

 第十一章 谁说迟开就不成花季

 第十二章 老得好漂亮

 第十三章 西而不化与西而化之

 第十四章 以文为诗 诗文双绝

 第十五章 未拥抱死的，不能诞生

余光中大事年表

余光中著译书目

初版后记

一九二八年，中国的龙年，海棠叶状的广袤国土依然列强宰割，日本军国主义尤其穷凶极恶，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忧患深重。

就在这一年五月，北伐军挥师北上山东，遭到日本军队的无理阻挠。明明是中国的国土，日军就是不让中国军队通过。日军强占了济南，残杀中国军民四千多人，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蔡公时等十七人被割去舌头和耳朵后枪杀。北伐军只能绕道而行。

也是在这一年六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未能满足日本军阀的贪婪胃口，在东北皇姑屯车站被炸死。

这一年秋天，南京栖霞山的枫叶依旧满山燃遍。农历九月，中国人登高的日子。栖霞寺、千佛岩，游人如织。有位普普通通的江南女子，随着登高的游人走下栖霞山后，第二天早晨生下一个男孩，取了个简简单单的名字，叫余光中。

孩子的出生平常顺利，没有什么怪异的天象或奇特的仪式。倒是他呱呱落地的日子，九月初九，在中国历史和民俗的重重包裹之下，有着丰富的含义，隐隐预示或者限定了这个孩子的一生，值得一提。

在中国的年历上，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九”是阳数，双九重叠，所以是“重阳”，又称“重九”。

重九是登高赏花饮酒赋诗的日子。九月本是一年中的黄金时节，“九九艳阳天”，云淡山青，秋高气爽，又值丰收季节，橘红橙黄，金桂飘香……无怪乎中国文学史上有那么多和重九相关的佳话：孟嘉落帽，陶令赏菊……有那么多和重九相关的佳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然而，重九又是驱邪避难的日子。魏晋小说《续齐谐记》有这样的故事：恒景跟随高人费长房学道多年。一天，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会有灾祸。恒景，你得赶快回去，只要依照我的方法行事，便可保你一家大小平安。恒景回到家乡，召集家人。在九月九日这一天，教他们按照师父的话，用红布做成小袋，里面装满茱萸，系在臂上，然后，避于高山，且饮菊花酒。待到傍晚还家，只见家中牛羊鸡犬死了一地，而家人逃过一劫。

余光中的父亲余超英，是福建永春人。永春，历来辖属泉州府。虽然地处闽南山区，却因为临近大海，历代都有许多人过海出洋去讨生活。弱冠之年，余超英也曾一度跟随兄长赴马来亚，拓殖橡胶园。创业之际，也与历代闽南商人一样，热衷教育，先后在马六甲办过育民、益智两所华文学校。回国后，就读于上海春申大学，毕业后回乡，历任永春县教育局局长、福建安溪县县长、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二支队副司令等职。后来调任国民政府海外部任常务委员，长期从事侨务工作，充分发挥他熟悉海外关系的长才。余老先生好客豪爽，退休后还担任台北永春同乡会的理事长；他立身处世，就像闽南一带常见的花岗岩——谨严方正。

在幼年余光中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公务在身，很少在家。余光中总是依偎在母亲的怀中，静静地等待迟归的父亲，直至暮色苍茫。父亲是严厉的，他教余光中古文，大多选择有关历史兴衰和励志立身的文章，也以《古文笔法百篇》为例，为余光中讲解作文之道。和许多旧时的家长一样，他不苟言笑，从来不同余光中一起做儿童喜欢的游戏，但他也不反对儿子读小说曲词——所谓的闲书。余光中记得这样的场景：“长夏的午后，吃罢绿豆汤，父亲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细览他的《纲鉴易知录》，一面叹息盛衰之理，我则畅读旧小说。”

余光中的母亲孙秀君，江苏武进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省立中学教师，哥哥做过教育局局长。她从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到永春教书，在那里她做了教育局局长余超英的妻子。不久，便离开永春，和北上任职的丈夫一起到南京。

余光中本来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在余光中孩童时就已辞世。因此，儿童时代的余光中总是和母亲相伴，母亲时常带余光中回常州老家。外婆家在武进县（现为武进区）漕桥镇，那是一个大家族，建有六十四间房，大多是四进，有天井，有楼屋；最让童年余光中欢喜的是有三四十个表兄妹。那些表兄妹都喜欢这位能画马画门神的小表弟，众星捧月般地围着他嬉戏——“记得小时候，在江南，秋天拾枫叶，春天养蚕”，余光中在追忆江南的诗中这样写道，可见，余光中的童年并不孤单寂寞。

P3－4

本传问世已经十二年了。十多年来，余光中诗文创作和文学翻译依然丰盛，“余光中热”在文坛学界依旧方兴未艾。

十二年来，我与余先生互动颇为密切，信件来往，电话互通，相会于两岸会议，长谈于重庆、高雄、厦门、永春……我还陆陆续续收到余先生寄来的新作十余本。十多年前，写本传后记时，提及“余学”中有许多问题尚未深入或未及涉猎，希望有机会再作修订，可是，我的研究追不上余先生的创作，所以修订版一拖再拖。

本传原名《火中龙吟》，出版多年，有许多朋友和读者前来索取，每次去高校或图书馆做有关余光中创作的演讲，都有听众希望购买，同济大学喻大翔教授四处觅书不得，竟去复印了一本。

考虑到“余光中热”的需求，就将《火中龙吟》增补修订推出，更名为《余光中传》，修订版增加两章。“翻译乃大道”一章，详尽地论证了余光中的翻译观，为便于读者了解余光中的翻译功力，特地把当代多位名家译诗一并列入与余氏之译相对照。“以文为诗诗文双绝”一章，深入分析了余光中诗歌创作承传中国古典文学中“以文为诗”的方法，发展“适度散文化”的新方法，相信此一方法对当代乃至后代的中国诗坛大有助益。

其他，如余光中的重庆之行和永春之行，余光中与台湾现代民歌的关联都有更多的补充和阐释。余光中大事年表与著译书目也都延伸至二〇一三年。

审视修订版，依然觉得只是勾勒出传主的大略轮廓，要完整、深入、细致地刻画还需努力。最大的欠缺在于我对西方艺术与宗教的学养不足，因此无法透彻阐释传主化解与借鉴西方艺术与宗教（绘画、音乐、诗歌、小说）的成就。我还需更加努力，也希望学界豪杰出手，让余光中研究更上层楼。

二〇〇二年是马年，我的本命年，初版《余光中评传》问世。而今又逢马年，出自对于校友余光中的推重，也出自对文化的敬重，厦门大学出版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隆重推出《余光中传》，我将此视为我生命中的机缘与运气，为此，特请余光中先生亲笔书写杜甫《房兵曹胡马诗》一首，现置于书中，用于鞭策自我，不辱使命。

此书的出版，还要感谢许多亲人和友人，特别是永春乡贤、泉州宏裕贸易公司的余秉足先生多年来的支持。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于厦门大学敬贤楼

对一位文学家的敬意，最好的表达方式是为他的思想和作品拂去历史的尘埃和偏见的积垢，使其在世人面前大放光彩。记得郁达夫在悼念鲁迅时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没有杰出人士的民族是不幸的，有了杰出人士而不知爱惜和褒扬，这样的民族则更加可悲。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无论从创作的质量和数量，还是从文学活动的多样性和影响力，余光中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无疑都位居前列，然而深入详尽地阐释这位杰出文学家生平和艺术的著述尚属空缺。为此，我扔下所有的工作，耗时一年，撰写了这鄙评传。

贯穿本传的脉络，是余光中对艺术和时代的挑战。有了个性的张扬不羁和生命的超拔坚毅，才有艺术的升华与蜕变。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新的大陆和一个半岛，再从那个半岛回到海港……几十年，余光中走过的道路，都是生命与艺术开拓二者合一的道路。

因此，本传撰写中努力兼顾的是传主生命与艺术统一，遵循的是学术性和艺术性合一的写作准则。

坚持学术性就必须与历史文学、传记文学划清界限。对传主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观点不作任何虚构，言必有据，尽可能避免悬拟和“合理想象”的场景描绘。凡传主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都力求与可资核查的作品、访谈和回忆录完全一致。幸好在求取实证上，我们并不苦于资料欠缺，虽然，传主未出版过日记、自传、书信等私密性的文件，但传主作品前序后跋和自述自剖的散文极其丰富。需要下苦功的只是熟读和消化这大量的材料，将传主的诗、文、论、译以及文学活动、日常生活熔为一炉，相互生发，细针密线地将其融入传主生命蜕变进程中去。基于此，我在撰写之前必不可少的一个准备工作，是将这一时期传主所有的文字集中起来，编出每年每月的写作年表，并与所有该时期的回忆口述相参照，以求得真实而立体的观照和评述。

学术性的另一面是述中有“评”，力戒泛述草评，力求细述精评。学术性当然不排斥主观性，选择、理解、分析和评论都需要主观臆断，不言而喻地含有某种假定性，这无损于学术。相反，如果不坚持“评”，以作者之是为是，以作者之非为非，甚至将作者的自剖全然照搬生吞活剥，那才是对学术的伤害。应该承认，传主的认真、谨严、渊博和勤于自省勇于自剖，使他的生平自述创作自省相当真实中肯，超越其上并非易事。但是许多传主点到即止的关节处，还是需要加以生发和挖掘，本传在这方面也用力甚勤。

艺术性指的是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要能通透个中玲珑文心。传主诗文双绝，即便是评文论译，也灵动绝妙。要将其丰富的诗文在小小的一本书中艺术再现，除了忍痛割爱，斟酌引用，也需要生发和引申。为此，我在评析时，哪怕面对的是一首小诗，有时也反复阅读不下十遍，瞻前顾后，琢磨字句，不敢恣肆，唯恐唐突。即便只是概述和论说事件与背景，也力求行文活泼精当。在章节的安排和标题选用上，也煞费苦心，甚至多番改动，战战兢兢，唯恐酷嗜传主锦心绣口的读者怪我佛头着粪。

尽管如此，还是无法尽善尽美。余光中的艺术创造属于当代中国文学中最为精致的部分，它是一个艺术宝库，琳琅满目，蕴藉丰厚。进入其中，我是目迷五色，目不暇接。书是写完了，作为传，自信已经相当完整而丰满地勾画出传主的生命年轮；作为评，自信本书在游记、评论、语文论、性爱诗和闲适诗的研究上也具有开拓之功，但对于余光中创作这么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还是有许多课题尚未深入或者未及涉猎。比如，《圣经》乃至西方的宗教，特别是它“救赎”的思想，是如何通过西方的文学艺术(梵高的画、梅尔维尔的《白鲸》等)影响诗人；又如，对于余诗“以乐为诗”的特点，或者“以文为诗”(诗歌的散文化)的变化，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究。另外，细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此书有赶工的痕迹，特别是最后一章还大有伸展的余地，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对全书再作修订。

一年来，追随传主足迹，走过了长长的岁月，有如一次艺术洗礼，一场文化沐浴。我希望朋友也能从此书中分享我的愉悦和体悟，也希望朋友推敲我的评析并多多指教。

感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为我提供充分而便利的科研环境，感谢海内外众多朋友提供书刊、资料，在此无法一一罗列他们的姓名，但我会将他们的帮助铭记在心。

二〇〇二年一月于厦门大学敬贤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