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偶记(精)/碎金文丛》即为陈岱孙早年回忆文集。书稿所及，无论是少年时从私塾转入新式学堂，青年留洋，还是之后回到祖国，在清华、联大、北大等顶尖学府教书育人，都是极珍贵的记录。尤其其中关于私塾的回忆、专读生制度的回忆、清华教授治校的回忆、西南联大的回忆，以及与梅贻琦、叶企孙、金岳霖、周培源诸位先生的往来追忆，既有理性的制度记录，也有感性的个人体验，颇值得一读。

《往事偶记(精)/碎金文丛》为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的随笔集。平实的笔触问。回忆其少年求学、归国治学的经历，以及与梅贻琦、叶企孙、金岳霖、周培源等诸位同道好友的往来；更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记录下了其所亲历的大时代，其中关于私塾与专读生制度、教授治校制度以及西南联大的诸多回忆，多有不同于人文学者的客观描述与理性观察，独具价值。

往事偶记(代序)

私塾内外——童年学习生活片断

我和英华学校——对“专读生”制度的回忆

乡声

我的青年时代——从求学到从教

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

绥北道上

笳吹弦诵情弥切

抗战中的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校舍的沧桑

西南联合大学的蒙自分校

日军铁蹄下的清华园

给清华大学校史组的信

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太傅陈公生平叙略

同忆梅贻琦先生

回忆叶企孙先生

回忆金岳霖先生

忆念周培源先生

回忆张奚若先生

回忆刘仙洲先生

后园种菜忆沈同先生

怀念许涤新同志

我和商务印书馆

附录：梁思成、林徽因致陈岱孙的六封书信

编后记刘昀

私塾内学习的当然是中国的古书；主要是经、史，辅以诗、文。我记得我人私塾的第一课就是由老师讲授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的《论语》这一书。(当然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学过若干的汉字，念过一些幼儿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等等。)念完四书之后，便开始读经了。(其实，四书中的《论语》、《孟子》同时也就是两种经。)七八年中，把所谓十三经(《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中，除了《论语》、《孟子》及《孝经》在开始上学时念过；《尔雅》一书实是古代的字典，没法可以当书来念，只好取消外，其余都念了一遍。虽然，老师对文字加以讲释，我和我的同学恐怕没有一人真知道书的内容，只要能和顺口溜一样从头念下去，就算不错。

经之外主要的读物是史——中国历代的史。经和史几乎是同时诵读的。史可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种。关于通史，我在这些年里念过《纲鉴正史约》、《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书。我应该补充地说，在读通史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并读到一本名为《读史论略》的书。它把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浓缩为薄薄的一本书，一个朝代甚至用几句话就叙述过去了。它也许可以称为一本最简短的中国通史：通史以外，我还读了几部断代史。其中最主要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所谓“四史”，此外加上《战国策》、《国语》等几部应该算为断代史的书。(实际上，《尚书》、《春秋三传》都是史书，但俱已列入经的范围，这里就不算了。)

诗和文在我读书的范围中，只能算为辅科。文，不限于读某一本如什么《古文观止》等这一类的选集，而是由老师在各种文集中选出文章作为课文。时代的范围很广，从秦汉至明清都有被遴选的。选得最多的是唐宋若干大家的文章。当然，人选的文章都是所谓古文，即区别于由所谓四六形式的对偶句子组成的所谓骈体文的散文。但我的一位老师——下面将会提到的石卓斋老师——也曾选了几篇骈体的范文让我读，说这也是古文之一体，不可不知。我对于骈文颇感兴趣，觉得它富于文采。古诗也是作为辅课的，但似不受重视；也没有一定的教本，而是利用几本当时认为标准的选本，掺杂着选读。

学习的形式也有其特点。因为，在一个私塾中的十个，八个学生年龄都不同，程度参差不齐，学习的书本或进度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得由老师单个地授课。每天早上入了书房，首先是把书送到老师书桌上，然后转身向外，进行背诵昨天老师所授的某一段的书。背诵下来，就由老师立即讲授书中的新段落，讲授后下去自学。背不下来，老师有时可为“提辞”；“提辞”还背不下来，则罚去重习，明日再背。如果屡次背不下来，老师就要用竹板子打手心了，不是所有念的书都要背。“四书”是要背的，诗文是要背的，大部分经是要背的，史是不要背的。

除了读书外，私塾第二大项教学工作就是作文章。我大约是九岁左右，也就是说入了私塾三年之后，才开始作文章的。先写一些如日记、游记一类的写景和叙述性的文章，然后才进而写较为抽象的带有思辨性的文章。记得当时学写的文章有三个类型。第一，是“义”。“义”是从经典著作——一般是《四书》——中摘取一句作为题目，要求作者用圣人讲这句话的命意作一篇文章。老师教导我们写一篇“义”所要牢牢掌握的是“代圣立言”这一标准，《四书》这一书，实际上，是以孔子孟子为主的孔门语录，所以差不多所有可能的题目都是语录。要求的是作者尽力体会、阐述圣人这条语录的本意，绝不许有自己的、有悖于圣人立言本意的所谓一切“放言可喜之论”。第二类型是“论”。“论”的题目大多数来自历史——对于历史某一事件的评论。第三类型是“策”。“策”是“时事对策”，即对当前国内外时事的意见和建议。对策一辞我国古代已有之。当年皇帝有时接见民间推荐的“贤士”，垂询他们对于国家政事的意见时。这些“贤士”们的答案发言就是所谓“对策”。不过在本世纪初叶，它却一变为科场考试的一种文体，二变为私塾习作的文体了。对于这几种习作文体的熟悉，对我却有一作用。在我十五岁那一年的夏天投考中学，为了赶以二年半时间念完四年的中学课程而申请入学后免修中文专习英语各课程时，学校让我参加一个特别的中文熟练程度的三场考试，要求写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就是一篇经义，一篇史论，一篇时事对策。私塾的训练到此派上了用途，考试顺利地通过了。此后，“义”、“论”、“策”这三种习作文体都被抛在脑后了。只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动乱中，看到了、听到了一些对于“经典著作”中某些词句及几种“语录”的所谓“活学活用”的文章和报告，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自顾年龄老大，赧于再为“冯妇”了。

P23-P27

学问一事，见微而知著，虽片言鳞爪，却浑然一体。及今观之，札记、书信、日记等传统书写方式，更是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

文丛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并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映衬。丛书所录，非为诸名家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著作，而是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分为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等系列，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问经年未见的佳作。希望这些短小而精美、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能帮助读者领略名家学者的点滴妙悟、雅趣文字，一窥学术经典背后的丰富人生。

一

本书收录了陈岱孙先生的二十三篇文章，除《绥北道上》写于20世纪30年代，其余均为其晚年之作，所记所忆者，大多又是前半生的往事。

陈先生为文严谨，记忆力超强，所著文章，一字一句，皆为信史。

陈先生修辞朴素平实，虽字斟句酌而无矫饰之感，看似淡淡如水，实则饱含真情。文如其人。君子之风，温润如玉。

二

陈岱孙(1900—1997)与20世纪同龄。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这一年，北京发生庚子事变，我国陷入有史以来国运最为衰落的谷底。

由于地方官员的明智，远离京城的东南各省得以偏安，北方地区的战乱没有波及这里。故乡福州街市太平，波澜不惊，这是陈岱孙尽管生逢乱世，但能够幸运地在安定环境中成长并且接受良好早期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岱孙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前代且不论，祖父(陈宝璐)和两位伯祖(陈宝琛、陈宝瑁)，便是“兄弟三进士”。父亲(陈懋豫)和叔父(陈懋咸)也都有举人功名。循着家学的轨迹，陈岱孙在四岁时开蒙，六岁起正式人塾读书。

帝制时代，我国的私塾尽管由各地乡绅自行捐资筹款举办，但课程体系实有一致的程式，均以“四书、经、史、诗、文”划定范畴，培养学童的国文功底。

私塾教育并无规定年限，一切以科举功名的进阶而定去留。1915年，陈岱孙年届十五，已入塾九年。……

四

1952年，陈岱孙先生离开清华，任教北大，专授经济学说史课程，自1954至1984年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

这期间，他遭遇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所有政治运动，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概莫能免的冲击，他都经历了。

不过，也许是由于他既没有因个人历史问题获罪也没有因言获罪的缘故，陈岱孙并未受到足置死地的羞辱和折磨，其亲友和学生也无一人因为他而受到株连。另一方面，陈岱孙更是从来没有作践自己、打击他人，也没有献上忠心、歌功颂德，而这些恰恰是多数人在历次运动中求得自保或是求得生存处境改善的惯用手段。

就这样，陈岱孙保持着尊严，“安然”度过了二十年(自1957至1976年)学术空白期。这是带着苦笑的奇迹，又是知行合一的必然。他以一叶孤帆，优雅从容并坚定不屈地驶过二十年惊涛骇浪，这包含了何等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

在陈岱孙先生的职业生涯(1927—1997)中，他的三重身份，学者、教师、教育家，不能始终同时展现，在某些历史阶段，他不得不放弃其中之一、之二。只有教师这个身份一直伴随着他，从教七十年，春风化雨，桃李满园，他的生命由一代一代弟子延续着，不会结束。

所以，陈先生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