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频著的《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为官有术做人有道)》一书,选取左宗棠毕生9个关键面:“选择、交友、修身、创新、识才、用人、家风、曾左比较、国际左”,着眼于左宗棠“慎权、慎独、慎微、慎友”,“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等做人为官的独特理念,围绕左宗棠相关的人和事,通过突出的亮点、印象深刻的故事细节,不同人物和事件的分析与比较,逐层深入解剖,将人物的正面事迹与背后心迹同时呈现,深入探究他赖以成功背后的观念、方法,立体解密质感左宗棠,勾勒出“正面霸道,背面王道”的不凡品相,进而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与当今理念接轨的、可触可感可近的左宗棠。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读左宗棠,总能让人得到精神激励、文化提升、方法启示。
左宗棠精神,是创新勇气,是民族骨气,是“中国精神”。它不是标签,不是图腾,是特定时代锻造出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流淌在每个中国人血液里。
左宗棠文化,儒学为根,中西兼容,博大深沉。他做篆体书法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被众多领导人和企业家奉作座右铭。
左宗棠方法,毛泽东从他收复新疆的战略中得到过大启示;王震将楚军路线图当过活教材;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借鉴它来反击日军。
左宗棠半生置身战场、革新官场、开辟商场,风波叠起,总能化险为夷,智慧深不可测,留下太多待解谜团。
正面事迹,背面心迹,一个“看不见的左宗棠”,通过徐志频著的《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为官有术做人有道)》逐渐无遮掩地显影出来……
两人亦师亦友,交谈日益深入,贺长龄对左宗棠的了解也日益深切。
一天,贺长龄像是有感而发,长叹一声道:季高,你要留心了,今天中国官场人才已经严重缺乏。我观察你,发现你是个办大事的好苗子。人生的路很长,你要立大志,将来一定不要被小官职、小事业诱惑,随便谋个职位,以免浪费了自己的才能,限制了自己的成就。
这是寄托,更是鼓励。左宗棠虽然才18岁,但已经历过苦难,遭遇过挫折,经受过歧视,从来没有人这样高看过自己,心里不免感到热乎乎的。他将这句话刻进了心里。以后的人生道路,每到选择关头,他都会想起贺长龄这个鼓励。
贺长龄以其学问、人品,对左宗棠在行不言之教。左宗棠记忆中的贺长龄,“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
1831年,贺长龄守孝未满,但朝廷缺人办事,皇帝一纸诏书“夺情”,遂回任江苏布政使。也是碰巧,其弟贺熙龄刚卸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官职,回到长沙,城南书院聘他担任主讲。贺长龄及时将左宗棠介绍给贺熙龄,让他收左宗棠作学生。
这是关键的一步。贺长龄在志气上鼓励,在学问上引导,只能给到左宗棠启发。贺熙龄作为老师,则手把手将左宗棠带进别开生面的实学新天地。
贺熙龄具体如何指点左宗棠?
专攻“儒学加实学”,贺熙龄悉心引导
贺熙龄也是湖南一位推崇实学的急先锋。
左宗棠后来这样描述当年的贺熙龄老师:“君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
贺熙龄比左宗棠大24岁,虽然贺熙龄临终前约左宗棠做了儿女亲家,但此时还是师生关系,年龄差距摆在那里。贺熙龄爱才,也不摆老师架子,2人像“忘年交”,兄弟一样一起探讨学问。
对左宗棠有了一番了解后,贺熙龄确认他是个人才,断言说:“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在贺熙龄眼里,左宗棠是个标准的“读书范”,独立精神尤其让人刮目相看,他读书能举一反三,禁得起追问,说话、做事都有规有矩,大方得体。
贺熙龄接过贺长龄的教棒,引导左宗棠朝经世致用的实学路上继续勇往直前。他指点左宗棠只关注两方面的学问:义理之学、经世之学,即儒家经典与实学技术。至于科考必需的“制艺、括帖”,则放到一边去。
这一时期是左宗棠求学路上心情最为舒畅的快乐时光。不单可以为兴趣读书,而且身边有随时可以释疑解惑的师友。以前哪里有这种好事?父亲左观澜一介乡间秀才,一生没有出过湖南,除了授他千年不变的儒家经典教条,并不能用新知识帮他打开眼界,更无从让左宗棠获得多少自信。
贺长龄、贺熙龄就不同了。两人不但见过大世面,而且有为官办事的实践经验。他们别开生面的教学方式,毫不吝啬的当面夸奖,让左宗棠的自信得到印证,“工为壮语”的特性,没有因为生活穷困而被压制,反而完好保留下来。
这是左宗棠毕生最关键的一步。毕竟,早年寒素的生活,少年连失双亲的打击,已经造成负能量郁积。此时的他,倔强、偏激,如果沉于乡村民间,很容易沦落为村野鄙夫。
随着接触日深,了解增多,贺熙龄也看出左宗棠的缺点。后面将专门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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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关注左宗棠?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一边邀请张治中商谈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一边邀集彭德怀、王震见面商量解决办法。毛泽东说:“我们那位老乡左文襄公(左宗棠)说:‘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这话是有道理的,新疆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王震在解决新疆问题后回忆:“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
如今,左宗棠去世已过130年。历晚清、民国、新中国,经时光淘洗、岁月打磨,评价几经反复,定论越来越清晰。
中国人为何不分阶层、年龄,如此集中地关注左宗棠?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读左宗棠,大约总能让人得到精神激励、文化提升、方法启示。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如水,不激则下惰,常激常新。人类隔4年就会热血沸腾地办一届“世界杯”,同时又看奥运会,体验挑战极限的运动与激情,原因即在于此。多少中国人此刻又在期盼2022年办在家门口的“北京-张家口冬奥会”!
左宗棠的精神,是创新勇气,是民族骨气,是“中国精神”。它不是标签,不是图腾,是特定时代锻造出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文化是绵延民族生命的源和流,是民族不死的灵魂。文化让我们清晰地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提升文化,内可以蓄养气度、外可以涵养风度。
左宗棠是喜欢文化的。他说,“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左宗棠又是嗜好读书的,他旨在“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腹有诗书,左宗棠胸怀文化大气度。平定大西北后,他欣然自述心境:“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这是早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志愿的兑现。
左宗棠的文化,还体现在他能写得一流书法。他作篆体书法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被很多领导人和企业家奉作座右铭。
如果时空可以穿越,我们还可以在1884年五月初九这天看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与左宗棠当面坐而论道,毕后在当天日记里落笔惊叹:“余服其(左宗棠)经术气!”
高端大气接地气。左宗棠不但完好地继承了儒学,他还精通实学。同时代大儒中,左氏文章最没有“故纸气”。细品他笔底落下的文字,总能掂出历史的沉淀。人性的温度、个性的体验,正直与深情,洋溢其中,人间正气跃然纸上。
读前人不是为了替古人担忧,也不只为纪念或消遣。读者更在意借鉴他的智慧、方法,让自己提高,从而避开人生路上可能的陷阱,取得稳稳的幸福。
左宗棠是能给到今人启发的。不仅毛泽东从他收复新疆的战略中得到过大启示、也不只王震将楚军路线图当过活教材,即使抗日战争时期,左宗棠的常胜战术,仍被国民革命军借鉴来反击日军。
军事智慧之外,本书剖析的左宗棠,能给到我们人生其他诸多方面的启发,事实更多。
但左宗棠一生却给我们留下许多待解谜团。以晚年入值军机为例,他负责“神机营”,直接领导皇家禁卫军,统领各路大内高手,保护大清朝廷的安危。他到底以何取信,凭何自稳?
1875年起,他占据3倍于法国面积的新疆,完全有能力独立建国,而朝廷始终如一信任,全无隔阂。这与曾国藩1864年打下南京后遭遇极度猜忌,被逼自剪羽翼,构成强烈反差。朝廷对两人态度判若云泥,背后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探?
左宗棠智慧过人,胡林翼早就已看出:“横览九州,无人能出其右”。夸左宗棠智慧中国第一,大概不只是为了虚与委蛇。我们如果细想想,会惊讶地发现:无论身置官场,还是身处战场,左宗棠一生从没遭遇过明显的失败。解释为运气,未免有智力上的偷懒。
深入研读左宗棠,根据史料去领悟,去判断,会逐渐感觉到,他的智慧深不可测。
可惜左宗棠去世后这130年来,报章图书、街谈巷议、野史酷评,多用漫画方法,将他浅薄化了。
深入到历史幕后,开启这些私人故事,深入到左宗棠内心,一个“看不见的左宗棠”,将渐为清晰……
这本书是我进入40岁后动笔的第一部书。
孔子说:四十不惑。我的体验,人过四十,不大容易被外界诱惑。
我记忆里很少有迷惑。不是说自己早熟,大概与从小偏爱哲学有关。
我的家乡祁东在湘南一个闭塞的山冲里,四周群山起立。据说,生活在山地中的人,偏好哲学思考,生活在平地上的人,喜爱艺术表达。有人据此推断,这是德国人与法国人的差别。
果真如此?2014年6月下旬,我第一次到访法国。会后漫游欧洲,发现德国果然多见屏蔽了坦地的密密匝匝的森林,大概它逼得人仰望星空,由此产生康德、尼采、黑格尔、叔本华;而法国多见一望无阻的清油草地,它引得人不由自主地放眼平视造物主的杰作,眼光扎进土地,由此产生巴尔扎克、雨果、梵高、毕加索。
西方“地理决定文化论”曾一度遭遇质疑。事实它对应了中国那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从欧洲回来,我扪心反观,自己还能立在这个世界,无非靠早年吸取土地的那点营养。
在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自己。
这是一种恐慌且糟糕的感觉。我并没有去想是文化的原因。祖辈、父辈都是粗人,“幼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身上打下过什么文化烙印。
我对西方文化的兴趣,20来岁时起,十分浓烈。但第一次走进欧洲,我脑海里冒出两个正反比照的词语:文化理性与文化本能。
文化理性大概就是,当你清醒时,用头脑可以将一件事分析得头头是道;文化本能却是,你半夜被人摇醒,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如果“醒话”跟“梦话”完全不搭调,说明文化理性与文化本能完全错位。这像在巴黎圣母院吟故宫腔调一样。
沈从文先生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文化是网,不但有点,而且有线,由无数点线织成面与体。照巴黎圣母院思索,我只能做“文化变性手术”。
文化本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理性却是后天习得的。有能力反看清自我并能领悟内心的人,可以发现,放进一个迥异的逻辑系统的价值体系内,自己不做文化变性手术,理性的观念走着走着就与本能冲突,自己跟自己打架。
毕竟,文化体验不同于文化思考。固然,文化思考可以加深文化体验。
从欧洲返回长沙,我再次将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闲话中国人》、《费城风云》翻看着,思考着。这三部著作,深入解剖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并引以美国制度参考、比照,给到我不少启发。我又将南怀谨先生的《庄子请薛(喃哗)》、《南禅七日》找出来细读,体会他扎根传统文化、将宗教引向“生命科学”、“传统文化”背后的悲悯与命意。最后,我将曾仕强先生的《易经的奥秘》、《曾国藩的启示》、《胡雪岩的启示》买来,一口气通读。比较三位前辈学者,我有了一点粗浅发现:易中天先生站在国内,引导国人借鉴学习西方;曾仕强先生站在欧美,告诉国人,我们传统的精华是什么。
大方之作,自成体系,教会我的,是反思与比较。我开始意识到,文化只能寻根,不能拔根;只可嫁接,不能变性。
我早年崇拜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经梦想成为那样的作家。巴尔扎克这个跟左宗棠一样矮矮胖胖的乡下人,声称“拿破仑用宝剑未竟之事业,我将用笔来完成”,青年时代“喜为壮语惊众”,计划要写下1 50多部小说,集成《人间喜剧》。虽然活到5l岁便累死,满打满算只写了21年,但到底也写出96部小说,相当于普通作家10辈子的产量。
在我眼里,巴尔扎克相当于文坛的左宗棠。两人相似处,都倔强、自尊、出身平民,奋斗欲强,有虚荣心,口气奇大。区别是,在浪漫的法国,巴尔扎克为挤进法国上流社会,在名字前加上贵族姓氏“德”,名气大后,居然弄假成真。在实在的中国,左宗棠干脆自号“湘上农人”,但他晚年也用赌气的方法获得了一个“赐同进士出身”,这点与巴氏无异。
中国文坛产生不了巴尔扎克,诚如拿破仑不是欧洲的左宗棠。
在《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左宗棠的过程,是一次深入探问中国传统文化、探寻做事做人奥秘、山先生借用理学“知行合一”方法论,发展为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这启发我们,每种学问都有价值,不存在全无用处的学问。
作为一名作家,我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世界,必须通过物质的手段,才可以认识与改变。如果读者据此认定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也不表示反对。但我尊重每个人的信仰自由。
牛顿晚年成了基督教徒,爱因斯坦成了“泛神论者”,霍金则是无神论者。霍金说:“天堂是为害怕黑暗的人编造的童话。”三个科学家,三种信仰,我都尊重。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上帝与如来,因为多信仰等于无信仰,正如多中心等于无中心。但无神论者可以做到同时尊重三人。中国文化信仰祖宗与历史,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缺陷。如果我们今天依然能尊重祖宗与历史的话,这应该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包容与海纳的一大优势。
作家关注的重点,不在世界“有神”还是“无神”。正如基督教背后对应的西方民族的基本文化观念,禅宗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对应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通过它,可以为我们打开古人心灵的密室,与古人神交。
禅宗直指人心,影响中国如此深远,以至今天要读懂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不能只靠逻辑与理性去读,更要靠心去感悟。佛教说的“正法眼藏”、“拈花一笑”、“以心传心”、“心心相印”,全是从心术着眼。一字不识的惠能,仅在湖北黄梅寺院里呆了8个月,每天砍柴烧饭,偶尔旁听五祖弘忍讲经,凭心就顿悟佛理,成为一代开山祖师,原因在此。而不懂人心的神秀等一帮教授级的佛门高足,跟着弘忍大师辛苦诵经几十年,最后还是不得要领地搞出个“渐教”,严格说来,神秀的北禅还没入门。
六祖惠能将佛教从天国拉进人间,他以强烈的入世精神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真正要读懂儒学创新者左宗棠,不妨参照禅宗的方法:人物在世间,不离文化觉,离心觅大道,恰如求兔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