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工作，读书，见闻……用心感受的每一个点滴，化成文字，是记忆，是记录，也是热爱与启迪。

《走过人生(叶永烈谈生命的精彩)》是著名作家叶永烈的一本随笔散文集，分为两部分。

该书内容通俗，文笔自然流畅，叙述活泼生动。读之既能获得生活启迪，也能增加知识。

《走过人生(叶永烈谈生命的精彩)》是著名作家叶永烈的一本随笔散文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生命的精彩》，主要记述作者数十年的人生中所经历的一些印象深刻的人与事，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充满生活情趣，又充满人生思考。且很多事件常常“以小见大”，以生活中细微的变化，反应整个时代的发展变迁。譬如书中对“电子书”的记叙，对自己写作工具变迁的记述，都能反应时代所发生的巨大变迁。

第二部分为《知识的精彩》，主要为科学小品文，从科学的角度为我们解释日常生活中一些常见事物是如何做成的，譬如食用盐、镜子、邮票的制作方法，等等，饶有趣味。

该书内容通俗，文笔自然流畅，叙述活泼生动。读之既能获得生活启迪，也能增加知识。

我的精彩

风铃声声

我为什么写作？

双人伞

初入电影厂

家中的“传阅”

治家之道

散步胜药

家门的开放

“人才设计”泡汤记

启蒙情深

两代编辑情

难忘的约稿

贴近时代

“恒”就是“续航力”

结缘电脑20年

日坐书城

时光倒流

隔着海峡的家

家有小孙女

在台湾当家长

掌勺之乐

年年新年不一样

我家奇客

我家奇事

很“酷”，我当了回“考生”

附：东方巨龙的腾飞

面对语文课本的感叹

走上屏幕的时候……

爱之病?爱滋病?爱资病

清静的长假

我在春节不出游

又到全国书市时

我的纪实摄影

登机牌的妙用

“非典”之忆

我和警察

“捕捉”细节

相见恨晚电子书

《十万个为什么》最初的掌声

★知识之花

孪生趣闻

空气中的流浪汉

钢雕的联想

“金属也会疲劳”

“三色柱”忆昔

想起了四川杨妹

风筝的故乡

在邮票的诞生地

邮票上的化学故事

最后的贡献

“黑脸大哥”赞

盐场行

冬天里的春天

无锡陨冰的启示

雕栏玉砌依在

万绿丛中一点红

我想得到南极考察队员的一根头发

美国来的“硬壳大使”

液晶电视机

理发奇遇

当你“嚓”的一声……

风云可测

忠实的镜子

银鲫

“永恒的工业”

煤中瑰宝

原子姑娘下凡尘

千禧回眸

只有香如故

科学家写作文

化学的邪用

“尽信网不如无网”

与蛇共舞录

初入电影厂

2013年夏，听说上海电影博物馆开张了，便带着孙子、孙女去参观。他俩爱看电影，所以对上海电影博物馆饶有兴味。我呢？走进那里，却勾起18年电影生涯的诸多回忆……

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来到电影厂工作，在摄制组当场记。场记，是学习导演工作的第一步，借以熟悉电影的摄制。电影厂的“规矩”是由场记而助理导演而副导演、导演。一到摄制组，我就领到场记必备的“三件宝”，即小黑板、秒表和场记单。小黑板叫“拍板”。导演教我如何做场记：

一是每拍一个镜头，场记必须在“拍板”上写明是第几镜，第几次拍摄。摄影师每拍一个镜头，必须先拍“拍板”。这样，电影胶片到了洗印厂，一印出来，就知道这是什么影片第几镜第几次拍摄；

二是摄影师一开摄影机，场记就得摁下秒表，关机时则关上秒表，以记录拍摄时间。电影摄影机每秒钟拍24张画面，相当于消耗一英尺胶片；

三是每拍一个镜头，场记要像售货员开发票似的，填写一式三份场记单。场记单上要写明剧名，拍摄时间，镜号，内容，拍摄次数，长度等等。这一式三份，一份随胶片送往冲印厂，一份交给摄影助理，一份存底。

记得，每拍完一个镜头，导演总是挨个儿问：“好不好？好不好？”就连我这个新来乍到的场记，也要问。仿佛非常“民主”，善于倾听摄制组每一个成员的意见。后来，摄影师悄然告诉我：“导演问你好不好，就一定要回答说：‘好！’”

经过摄影助理向我“解释”，我这才明白：每一个镜头，导演总希望多拍几次，以便从中挑选出最好的一次，用在影片里。可是，要想重拍，总要找个理由。导演不便于自己说，于是他逐一向摄制组成员询问“好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他马上说“再来一次”。

我发现，导演总是把“再拍一次”的镜头，称之为“NG”。起初，我不明白这“NG”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是“Nogood”的缩写，“不好”之意。

摄影师呢，当然希望拍好每一个镜头，有机会重拍一次，固然不错。不过，电影胶片很贵。为了节约胶片，电影制片厂对“耗片比”作了很严格的规定。所谓“耗片比”，就是拍摄成功的镜头长度和消耗的胶片长度之比。当时规定的“耗片比”，有时候只有“1：1。75”。也就是说，拍成功1000英尺的镜头，只给你1750英尺的胶片。“耗片比”超过了，就得扣摄影师的奖金。正因为这样，摄影师在拍每一个镜头之前，都仔仔细细，生怕浪费胶片，尽量避免“NG”。

摄影师也抓我的“差”，叫我帮助他看“光影”。所谓“光影”，是指一个光源之下，被拍物体只能有一个影子。拍电影的时候，灯很多，光线分为主光、辅光、侧光、顶光、背景光，可是只许主光方向产生影子。平常在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刻意关注过影子问题。到了拍摄现场，老是要看有几个影子。特别是在看样片的时候，如果看到两个影子或者三个影子，便大声叫起来：“影子！影子！”于是那个镜头只得重拍。当然，如今拍电影，似乎已经不那么讲究了，光影混乱的镜头，比比皆是。好在观众只注意戏，并不注意有几个影子。我在摄制组受过“训练”，见到光影混乱，总感到不舒服──只是没有大声叫起来：“影子！影子！”

刚到摄制组，什么都干。比如，拍摄帮助摄影助理用皮尺测量摄影机到被摄物的距离，这叫“拉皮尺”；拍摄推拉镜头的时候，要不断改变摄影机的焦距，这叫“跟焦点”，我也帮着“跟焦点”以至“跟光圈”。

跟录音师在一起，也十分有趣：每到一地，录音师总是用他那特殊的耳朵谛听着。比如，在选外景的时候，导演和摄影师选中一个景点，表示十分满意，录音师却摇头，说此地蝉鸣太响或者蛙声太吵──在平时，我根本没注意什么蝉鸣或者蛙声，而录音师出于职业习惯，每到一地，首先要侧耳听声。凡是杂音太多的地方，他总是摇头。

样片冲洗出来了，只有摄影符合标准，曝光准确、焦点不虚，洗印厂才给粉红色的“红单子”。如果圆铁片盒里放着白单子──用电影厂里的“行话”来说，那叫“报丧单”。见到“报丧单”，摄影师的脸拉得老长，只能“NG”了。P10-12

“东张西望”系列《罗布泊归来》《相反的国度》与“晚风徐来”系列《穿越历史：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走过人生：叶永烈谈生命的精彩》，选人我为各家晚报所写的文章。

多年来，我跟多家晚报保持密切的联系，自称是“晚报作家”，用的是“晚报笔法”。

在1999年， 《北京晚报》为了庆祝出版一万期，邀请了当年为《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积极撰稿的两位作者参加纪念大会，一位是刘心武，另一位便是在下。

1999年9月4日，我为祝贺《北京晚报》出版一万期，还写了《话说“晚报笔法”》一文，全文如下：

岁月飞逝，《北京晚报》已经出满一万期。屈指算来，我与《北京晚报》的笔墨之交，也已有28个春秋。作为一个多年来受到《北京晚报》提携奖掖的作者，我对编辑部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2月7日。当时，我21岁，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喜欢写作，成为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 (1961年5月出版)的主要作者。在写作《十万个为什么》的同时，我以笔名“叶艇”在《北京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发表许多知识小品。

回首往事，我以为给《北京晚报》写稿，最大的收获是从中学得了“晚报笔法”。因为晚报的性质不同于日报，更不同于杂志，为晚报而写的文章，应具有“晚报风格”，要用“晚报笔法”来写。

晚报可以说是一张老百姓的报纸，以普通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给晚报写的文章，要雅俗共赏，老少成宜。动笔之前．先要想一想，要写的文章，是不是一般读者感兴趣的。起初我不懂这一点，往往选题过于冷僻或艰深。编辑部常常给我出题目．约我做文章。编辑成为教我“晚报笔法”的老师。渐渐地，我懂得选一些与市民生活密切的题材写文章，选题务必注意读者的“共同兴趣”。另外，也注意新闻性和季节性。我学会在春天的时候讲春天的话，给《北京晚报》写《阳春三月种树忙》(1961年3月14日)，夏天的时候写夏天的文章，如《的确凉》(1964年7月14日)，不做“背时工作”(诸如夏日写如何防冻疮之类)。

晚报的文章注意趣味性，寓知识、寓教育于趣味之中，绝不可板起面孔跟读者谈话。文章要写得通俗、活泼、引人入胜。讲究标题，要有新意，讲究一开头就得抓住读者。最初，我写的文章内容枯燥，学术名词太多。写多了，才慢慢知道要用聊天的口气写晚报文章，要讲究构思，多用小故事、掌故，多用比喻、注重文采、注重可读性。

学习“晚报笔法”还使我改掉哆唆的毛病，努力做到短小精练。晚报副刊乃尺幅之地，惜字如金。洋洋万言，无处容身。晚报文章通常是“千字文”，以致数百言终篇。革除空话、废话，每“爬”一个“格子”，都实实在在。写作时只准备两张或三张稿纸，虽纸短意长，但这“长意”必须像压缩饼干或浓缩橘汁似的容纳于“短纸”之中。说给晚报写文章像打电报似的字斟句酌，当然未免有点夸张，但晚报的文章必须挤干一切“水分”，却是确实如此。

“千字文”往往一气呵成。常给晚报写稿，使我变得勤快起来。想到什么好题目，马上构思，马上动笔。如用不蠹的户枢，脑子常用常灵，笔头越写越快。

“晚报笔法”给我以深刻的影响，使我写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时，也注意可读性，努力出新和讲求简练。另外，还使我的观察力变得敏锐起来，写作也变得勤勉起来。

就此打住吧。谨以这篇新的“千字文”献给《北京晚报》

一万期。

我在为《北京晚报》撰稿的同时，也为上海的《新民晚报》写文章。我在《新民晚报》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1961年1月17日——稍早于《北京晚报》。

到了1962年，由于第l版《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的我，收到诸多报刊的约稿信，从1962年4月19日起我为《合肥晚报》撰稿，1962年5月20日起在《天津晚报》(《今晚报》的前身)发表文章。稍后，我成为《羊城晚报》的作者。

虽然当时我同时为许多日报写稿，如《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以及《中国青年》等，但是我似乎更加喜欢也更加适合为各地晚报撰稿。正因为这样，我为各地晚报写的文章，多于日报的文章。

1963年夏，23岁的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很自然的，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发表的文章最多，而且从1961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前后达半个多世纪。最近几年，我差不多每月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散文。

我也经常为天津《今晚报》撰稿。1984年，我为天津《今晚报》创刊，写下《我爱晚报》一文：

《今晚报》创刊了。我在黄浦江畔遥致祝贺之意。

《今晚报》的前身是《天津晚报》。我是《天津晚报》的老读者、老作者。我虽在上海工作， “文革”前却订了一份《天津晚报》，天天看。从1962年起，我在《天津晚报》发表过近80篇文章(有的署笔名)。

意想不到，在那人妖颠倒的日子里，突然飞来横祸：就在那“批判”所谓“天津黑会”的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上海文艺界大查与天津文艺界有“黑线”联系的人。我那份《天津晚报》是订在单位里的，在“大揭大议”时，便以为我与天津有“黑线”联系。我被突然抄家，文稿、信件、剪报集、照相册之类，洗劫一空……我可以说与《天津晚报》有着“患难之交”。

大地回春，各地的晚报纷纷复刊、创刊，唯独《天津晚报》久违，毫无音讯。去年年底，天津的同志来沪，告诉我《今晚报》在筹备之中，我深为欣慰。不久前，当报社的编辑约我为《今晚报》写作，我一口答应了。

我爱看晚报。这几年，我一直订阅《北京晚报》《新民晚报》和《羊城晚报》，每日必读。我觉得晚报文风活泼，短小精悍，接近生活，信息量大，乡土新闻多，读来饶有趣味。

我也爱给晚报写作，自以为是一位“晚报作者”。晚报的副刊题材广泛， “自由度大”，有所感、有所闻，涉笔成文，几百字，千把字，说一件事，谈一个观点。这样的“千字文”，是很灵活的“轻武器”。笔调往往很轻松，寓思想、教育、知识于情趣之中。我喜欢写这样的短文，也就加入“晚报作者”的队伍。

在这里，我杜撰了“晚报作者”这样的词儿。不过，说实在的，给晚报写稿，确实有点跟日报、杂志写稿不同，晚报的文章具有自己的特点。另外，就晚报而言，各家晚报也都应办出自己的风格来。因此，办好一家晚报，必须拥有一支自己的“晚报作者”队伍。

常给晚报写稿，会养成惜字如金的习惯，同时也培养作者的敏锐的观察力、敏捷的思维能力。我觉得这对于我从事中、长篇写作时，受益匪浅。

在《今晚报》创刊之际，写这几句，算向编者、读者表达我的一点感想。

我也是《合肥晚报》的老作者。1980年6月2日，我为《合肥晚报》复刊，写下《我与(合肥晚报)》： 人们常说，当你遇上什么事情，诗自然而然会从脑海中跳出来，这话不假。最近，当我获悉《合肥晚报》即将复刊，脑海中便马上浮现两句唐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呵，《合肥晚报》曾被“野火”烧毁，如今在春风拂面的日子里，又重生了。

说起来，我与《合肥晚报》渊源颇深，是她的老读者，也是她的老作者。自从1962年4月，我应《合肥晚报》之约，发表了一篇科学小品《蛙声阵阵春正浓》之后，竞与《合肥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编辑彭铭华等同志的热情鼓励下．我接二连三在《合肥晚报》上发表文章，达一百多篇(其中不少用笔名发表，或与爱人杨蕙芬合写的)。直至1966年4月14日，我还在《合肥晚报》上发表了《玻璃做的“棉花”》，这是我在《合肥晚报》上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我在“野火’，漫野之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我给《合肥晚报》主要是写知识性文章，拉拉杂杂，既给“工业知识”“科学之春”专栏写过，也给“工业之花’’“气象服务站”“大众科学”“非洲杂记”“运动场上”‘‘务农篇”“生活顾问”“祝你健康”“谈天”“在今天的日历上’’等专栏写过，还有的文章则标以“科学小品”“知识小品”之类的题花。这些文章，大都是《合肥晚报》编辑部点题约我写的， “逼”着我写了各种题材的短文。对于一个作者来说，“逼”是一件好事。记得王铁人说过这样的话：“井无压力不喷油，人无压力轻飘飘。” “逼”，就是加压力，给作者“加压”，便“逼”出了作品。如今，"-3年给《合肥晚报》写的文章，有很多收入我的科学小品选集《知识之花》中，没有《合肥晚报》的“逼”，也就不会有这些作品。

我记得，在上海刚出现一种新的汽车——蓄电池微型客车，《合肥晚报》便约我写了《不用汽油的汽车》一文。在第二届全运会召开的日子里，我应约写了《举重与体重》《运动场上的颜色》《竞赛中的争分夺秒》《塑料的新家族——··乌里当”》等文。当我写了《黏合金属的“糨糊”》一文，介绍当时的新技术无机黏结剂，立即收到许多工厂来信，要求介绍详细配方。于是，又写了《再谈(黏合金属的“糨糊”)》一文……为了约我写这些稿件并告知读者的反应，《合肥晚报》的编辑部给我寄来了数以百计的信件。有人用唐朝诗人秦韬玉的诗句“为他人作嫁衣裳”来贬低编辑工作，我却以为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私精神是很值得敬佩的。

在“野火”遍野的日子里，《合肥晚报》停刊了。我也被戴上“杂家”“文艺黑线干将”之类的帽子。剪报集被抄走，并遭“批判”。不久，我下放到干校。彭铭华同志也被下放，来到农村。然而，就在那样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们之间仍保持通信，我们的友谊并没有中断。

在清除了那帮害人虫之后，彭铭华同志回到《合肥晚报》工作，又约我写稿。我陆续为《合肥晚报》写过些短文。特别是在去年春天，我来到合肥，旧友重逢，分外高兴。

如今，《合肥晚报》又与读者见面了。我为她劫后重生而欣喜，祝愿她越办越好。如今，我依旧是她忠实读者和作者。愿在她的培养和帮助之下，不断写作，不断前进。

值得提及的是，我给各地晚报大都写“千字文”，而《羊城晚报》多次约我写整版文章，5000字上下。

我为全国各晚报写的文章上千篇。我早年为各晚报写的文章以科学小品居多，后来主要是写散文随笔，尤以游记为多。《新民晚报》的办报宗旨是“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也借助于各晚报把我的一篇篇短文在晚风徐来的时刻“飞人寻常百姓家”。

我为自己编过各种选集，却从未编过晚报文选。“晚风徐来”“东张西望”，但愿给你以别样的文学和科学的感受。

叶永烈

2014年5月14日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