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出国
本文标题是为同另一篇文章《高尔基回国》呼应，如不加说明，读者难免产生歧义。这里是指十月革命后，1921年10月，高尔基离开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而不是指高尔基曾多次离开过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这次出国，80年代以前出版的各种苏联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高尔基传记都一笔带过，一律解释为“出国疗养”。我过去对他这次出国也未留意。后来读过几本俄国侨民作家的回忆录，特别近几年①接触到高尔基部分档案（不少档案仍未公布，如他致列宁、斯大林和他前妻彼什科娃的大部分书信），便产生疑问：为什么呼唤革命的“海燕”在革命成功后却离开社会主义祖国到意大利去，并一住便六年多。我渐渐意识到官方为了制造它所需要的高尔基形象——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布尔什维克坚定的盟友，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最严厉的抨击者，苏联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联系的牢固纽带——而有意掩饰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如果找出真正原因，几十年塑造的并深印在几代人脑子里的形象便会受到严重损害，但却能使我们接近真实的高尔基。而真实的高尔基对我们更可贵。
二月革命前，高尔基支持过布尔什维克，特别在经济上。他同列宁关系良好，尽管两人在造神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互相仍视为朋友。二月革命后关系发生变化。高尔基认为现今主要的任务是捍卫二月革命成果，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列宁则坚决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向临时政府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爆发前夕，10月31日，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无法沉默》，公开反对暴力革命。高尔基的这种立场在十月革命后必然使他陷入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境地。70年后才得以同读者见面的他的政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便是他同布尔什维克抗争的记录。高尔基关心的是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布尔什维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政权。布尔什维克坚决镇压反对、反抗以至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不管他是否是知识分子或在文化领域做过多少贡献。高尔基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竭力关心、帮助、保护和拯救知识分子，并不看重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当今在俄罗斯走红的宗教作家罗扎诺夫，1918年给高尔基写了一封求救的信：“……屋里没生火，没有劈柴。女孩子们望着冰冷茶灶旁边最后的一块糖。半瘫痪的妻子躺在床上，两只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孩子惊恐的眼睛……马克西姆什卡（高尔基名字昵称），亲爱的，我该怎么办？我已给你写过很多信，都撕了，这封马上寄出，不然我又撕了。我写了20本书出不来来，书商罢工了吧。马克西姆什卡，你能否想办法让书出版……马克西姆什卡，我抓住你的手不放……我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高尔基收到信后立即给罗扎诺夫女儿寄去一笔够三四个月用的钱。高尔基很早就认识罗扎诺夫，但两人并非朋友，因为高尔基从不赞成罗扎诺夫的哲学观点。不认识高尔基的人向他求救，他也有求必应。一位年轻女诗人生了孩子弄不到牛奶，找高尔基要。高尔基给供应部门写信，要求发给她牛奶。为了加强效果，在信中末尾说明孩子是他的私生子。后来许多年轻妇女找高尔基要牛奶，高尔基在信中一律说是他的私生子，以致引起供应部门人员的怀疑：高尔基哪儿来的那么多私生子？为了帮助和营救著名作家、学者，高尔基几乎跑断了腿。诗人勃洛克病倒，必须出国治疗。高尔基同卢那察尔斯基立即行动起来。高尔基亲自给列宁写信，由卢那察尔斯基转呈。但迟迟不见下文。高尔基携带医生诊断书面见列宁，列宁让他找明仁斯基。明仁斯基在肃反委员会里负责出国事宜。明仁斯基也爱惜革命诗人勃洛克，但认为不需要出国治疗，只要改善生活条件就行了。他所说的改善生活条件是增加勃洛克的口粮定额。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不同意，又分头找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最后终于批准勃洛克到芬兰治疗，但批准的第二天，勃洛克便死了。另一位诗人古米廖夫因所谓塔甘采夫叛国案被捕，高尔基联合各创作协会上书彼得格勒契卡②主席团，保释古米廖夫，“因为他对俄国文学意义重大”。这对契卡当然不是理由，古米廖夫被枪决了。这是两个失败的例子，还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我无法一一列举。用他好友、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的话说：“多少人经过他的请求而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可真是好人。”P13－15
蓝英年先生是理性而智慧的。他精当运用史料，平常道来，逼人去体味“历史”二字的真谛和沉重。我们曾经奉为“经典”的《联共布党史》，原来是精心编造的谎言，庄严的文字背后埋葬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带血的故事呵！面对历史和将要成为历史的今天，我们除了感叹和扼腕之外，还能做点什么呢？
——胡可
蓝英年先生笔下的人和事都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虽然是远离我们半个多世纪的故人和往事，但那些人毕竟是经历了政治风云、垣赫一时的文人学者、社会名流；那些事也曾是撼天动地、惊世骇俗的事件。作者回忆这些往事，既是为了怀念故人，探求真理，也是警示后人善待历史。
——韶
1993年我离休后原想译书。偏巧两家出版社约我译书，我很高兴，用不着再找出版社联系了。谁知他们请我重译古典名著。我一般并不反对重译，解放前从日语、英语转译的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误译的地方很多，有重译的必要。二三十年代即便从原文翻译过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发生变化，也可重译。蒋路先生在谈到英国女翻译家加尼特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任何译本在年长月久之后，随着人们的语言习惯的变化，其词汇、句法和文风总不免显得陈旧，难以满足新一代读者的要求，且不说先行者笔下必然总有较多的失误和疏漏。”这是一生从事翻译的老翻译家的由衷之言，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
但我反对出于功利主义目的的重译。像至今堪称俄国文学名著翻译极品的满涛先生的译文有什么重译的必要？说穿了不过是出版社经济效益的需要和新译者名利的需要，而不是广大读者的需要。而出版社约我重译的名著正是已有这类译本的名著，我自然拒绝了。
我倒不怕离休后无事可干。有多少该读的书没读啊。何况我还从苏联带回两箱新书呢。不知别人怎样，我读了有兴趣的书总喜欢同别人谈谈。我便经常找董乐山先生和舒展兄聊天。没想到我讲的他们竟闻所末闻，同样感兴趣。董先生劝我把对他们讲的写出来，他推荐报刊发表，并说一定会有读者。舒展兄说得更尖锐：“你不写就说明你太懒。”我在他们催逼下写了《冷月葬诗魂》，选个《读书》编辑不在班上的日子，放在赵丽雅女士的办公桌上。第二天赵丽雅女士便给我打电话，说稿子下期用，并决定给我开专栏。我想了个专栏题目，同董先生商量，他把我想的《扫墓者说》中的“扫”字改成“寻”字。后又征求舒展兄的意见，是否不用真名用笔名，他在电话里大声对我喊道：“你的真名都没人知道，还用什么笔名，就用蓝英年。”就这样我开始在《读书》《寻墓者说》专栏下以真名发表文章。
我译过书，但没写过文章。我不爱看我所属的圈子里的文章，或者由于自己水平低，看不大懂，或者由于文章本身云山雾罩，看了不知所云。但我所属的圈子要的就是这类文章。我开始写文章后，阅读范围扩大，读了很多好文章，这时才认识到，原来我所属的圈子里的文章，只是各类文章中的一类，而且是没人爱看的那一类。
集子中收入我1993年至1998年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大多数发表在《读书》、《随笔》、《博览群书》和《文汇读书周报》上，在此对发表我文章报刊的编辑深表感谢。
蓝英年
寻墓者不再孤独
没有人比我更没有资格为《寻墓者说》写序了，理由不言自明：我不是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甚至连读者也谈不上。尽管我的外国文学启蒙是在30年代以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文学巨匠的作品开始的，并且还涉猎了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但是从我进了大学以后开始能够用英文阅读西洋文学起，我对不能用原文阅读的俄罗斯文学逐渐失去了兴趣。
这其中的一半原因是当时不少译本的译文佶屈聱牙、不忍卒读。虽然我当时的英文阅读能力还没有达到自如的程度，但已经发现，阅读英国女翻译家加奈特的托尔斯泰作品英译本要比阅读中文译本流畅多了。
另外一半原因是苏联时期开始的俄罗斯文学掺杂了太多的非文学因素，使一个单纯的读者实在感到扑朔迷离，不可理解，同时也枯燥乏味，难以接受。比如在革命初期涌现的许多令人激动和兴奋的先锋派作家后来怎么都销声匿迹，不知下落，他们的作品也随之从此湮没无闻了呢？为什么我读了《铁流》、《夏伯阳》（今译《恰巴耶夫》）、《士敏土》（今译《水泥》），甚至《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作品后所获得的印象与当时流行的评价怎么也调和不起来？是我作为读者的观点错误，还是作者所企图传达的信息被官方评论所曲解了？世界上大部分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主题都不外乎人性和爱情，但是在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用美国一个评论家的通俗的话来说，这些作品的主题不再是“boy meets girl”，而是“boy meets tractor”了。对于我这个“庸俗”的读者来说，这样内容的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学就不再具有吸引力。
从此，我就告别了俄罗斯文学。但是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爱好者，我仍是关心和注意曾经出过像普希金、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的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的。从英美方面的来源，我也约略地知道了一些造成上述令我感到不解的问题的原因。但是我还是受到传统概念的约束，总是怀疑西方来源的是不是有政治上的“偏见”，是不是可靠？在没有读到《日瓦戈医生》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自己也经历了劳动改造生活）以前，也入云亦云地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反苏”立场？
这些疑团徘徊在我心里很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大约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共同朋友那里认识了蓝英年教授。虽然我们不是同行，但一见如故，几次畅谈之后，解决了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许多疑问。从此我们时常往来，交换彼此对俄罗斯文学，对它的政治环境，它的作家的浮沉的一些看法，这帮助我澄清了许多情况，也证实了我当初一些没有把握的不成熟的看法，真使我获益匪浅。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在苏联时期受到政治扭曲阶段的真实情况，我竭力劝说蓝英年把他所掌握的材料写出来供诸同好。但是蓝英年在书斋里做学术研究惯了，感到写文章总要言之有据，方能言之成理，因此踌躇良久，不肯贸然动笔。而我则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专著是一回事，可以慢慢进行。而根据现已掌握的材料，写一些感想性的随笔，又是另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更有迫切的意义，因为这可以让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及时了解一些在官样文章中所无从知晓的真实情况，对于长期受正经框框束缚的中国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这样，在我的再三劝说之下，蓝英年才勉为其难，开始动笔写了起来，这一写就不可收拾了，许多报刊都纷纷前来约稿，使他忙得不可开交，好几次打电话来“抱怨”我给他惹了“麻烦”，使他没有时间安下心来继续做学问或者译小说。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若没有我为他惹的“麻烦”，就不会有这么多报刊慕名前来约稿，今天也不会有几家出版社竞相争取出书，这至少证明，蓝英年的这些文章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寻墓者在西伯利亚扫祭冤魂了。
因此，我对他的“抱怨”处之泰然．一点不感到抱歉，一点不后悔当初我向《读书》推荐为他辟一专栏。当蓝英年征求我对栏名的意见时，我也姑妄言之地建议他把原来的“扫墓者说”改为“寻墓者说”，因为当初惨遭迫害和流放，或瘐死狱中或一枪毙命的许多作家，他们的尸骨或者不知下落，或者墓地已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从寻找他们的葬身之地了。
也许就是这一段文字因缘，使我这个最没有资格为蓝英年这本集子写序的外行义不容辞地为他写了这篇必然会被正统派贻笑大方的不像样的序。
董乐山
1997年1月开笔大吉
高尔基、肖洛霍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
您想了解这些熟悉的名字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众人所知的秘密？
蓝英年著的《寻墓者说》讲述了苏联时期众多作家、诗人鲜为人知的身世沉浮和命运遭际，每一个故事都会刷新您以往的印象，引发您重新思考和认识苏联文学的历史……
曼德尔施塔姆是如何死的？
高尔基为什么被逼着出国又为什么被逼着回国？
法捷耶夫为何举枪自杀？
马雅可夫斯基何以红得发紫时自动离开人世？
丑化农业集体化的肖洛霍夫怎么会逃出厄运？
巴别尔和他的红颜知己又是如何结局？
蓝英年著的《寻墓者说》这本书不仅是对苏联文学史的真实记录，而且也是对苏联政治、历史真相的揭秘，澄清了俄罗斯文学在苏联时期受到政治扭曲后的一些真实情况。书中作者将自述与挖掘苏联历史真相结合在一起，看似不相干，而深意自在其中，无论是回忆、揭秘，都让人感受到了在历史大动荡下，普通人的无奈和渺小，同时也引发人们重新认识和审视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