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着恶意地笑了。米兰当然也有窝，而且比他的窝不知大多少，可米兰敢在窝里使劲放屁吗？她不过是拿她的年龄和身体换来一个窝。现在两个人都有了窝，但都没有了爱情。
从阳台上看过去，槐树叶在微风中朝他眨眼。他朝着树叶深吸了几口气，槐树释放出来的氧气一定比其他树养人。那叶子绿得让他伤心。
后来他发现，槐树深处居然还有一个鸟巢，一个做得近乎完美的鸟巢。用细细的树枝编成一个椭圆，每根细枝没有疤痕没有分枝没有树皮，是鸟嘴加工出来的。这是一只追求完美的鸟。
他一直没见过这只爱美的鸟，只在清晨或者深夜听过它的叫声。清晨的声音悠扬、舒展，深夜的则短促、焦虑。他不知道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
入住后不久，就有业主动议把树砍了，说与小区风格不统一、落叶影响卫生等。杨槐树坚决反对，差点儿和动议的人打架。物业也说在城市里砍树要经过园林处批准，不然警察要抓的。杨槐树找到了市园林处，居然从那里讨了块牌子挂在树上：“古树保护编号1987市园林处”。
杨槐树是一家小拍卖公司的经理。这个市里的拍卖公司多得他自己都不记得，拍卖公司卖出一件物品拿佣金，东西是人家的，所以是无本生意。生意场如抢劫场，抢的方法主要是钱或者人或者钱加人。你找局长我可以找副市长，你找到市长我可以找书记，你在市里找我到省里找，你给十万我给二十万。杨槐树哪有人家大公司的势力，而且在这个城市立足不久，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就拾一些“边角料”，比如法院扣押的旧摩托车、偏远地点的房产、一些过时的衣服，往往是赔本赚吆喝。但这也是不易了，毕竟他一个乡下的孩子挤入城市，毕竟这片天下是他和米兰共同打拼出来的，只是米兰有了更好的天下。
他知道迟早有一天米兰会离开他。米兰走的是一级级向上的阶梯，她踏上一级阶梯时眼光就已经在寻找下一阶梯。自己只是她向上阶梯的一级，而且是最基础的一级。当然，他也不傻，所以米兰常常说两个精明的人在一起“窝工”。患难时可以拧成一股绳，成功后就会抵耗能量，反目成仇。为什么不开辟出两重不一样的天呢？
当初俩人走到一起，是因为在公司里杨槐树是老总。在当时，杨槐树也可以算是这个异乡女子的靠山，尽管这“山”其实只是个土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
米兰做业务精，记忆超常，往往一次接触后再遇，就能准确地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职业、职务和电话号码，让对方很感动也很吃惊。杨槐树和米兰白手起家经营了这家拍卖公司，而且杨槐树通过了国家拍卖师资格考试，自我觉得也应该是个很优秀的人了。但他知道米兰只是公司的过客，也会成为他生命中的过客。 有段时间，他非常想让米兰成为主人，但米兰不干。她说这样会害了两个人。
米兰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她说：“等我们完成了资本积累，也该退休了。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不会这样长久地等待的。”
“我完全有条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不呢？”
“如果有个梯子，为什么不用呢？只有傻子才会放着现成的梯子不用，自己踮着脚呢。”
“你说我们现在这叫‘业务’吗？和卖笑没什么区别。陪笑陪唱陪吃赔钱，就差没陪睡了。我的巨人啊，你在哪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女人的一生如股票。订娃娃亲是‘原始股’，自由恋爱是‘自选股’，嫁不出去只能‘配送’；二十岁以后是‘牛市’，三十岁以后就是‘熊市’；二十岁以后三十岁之前不抛出去就被‘套牢’；要‘解套’只能放血……”
有时说急了，杨槐树就和她辩论，“你说的‘巨人的肩膀’也许只是站在楼上看月亮，和我们这些站在平地上的有什么两样呢？微乎其微。”
“对月亮是微乎其微，但对看月亮的人不是。”米兰认真地对他说。
“这个巨人你找到了吗？”杨槐树竭力微笑着问。
“心若在，梦就在。我会找到的。”米兰依然认真。
“槐树，将来我们可能成为朋友，也许成为对手，但不会成为敌人。”在一次依然高亢的做爱后，米兰说。
杨槐树这时比较疲惫，不想和她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就“唔”了一声。
“你说是吗？”米兰不容他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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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延样（安徽大学教授）：
有人说忧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我觉得忧郁的人往往不是廉价的乐观者，他或她对生活保持一种距离，因此能获得冷静、客观的视角，能看清光怪陆离的生活中种种不如意的东西。表现在张子雨小说中的忧郁、伤感恰恰是作家充满良知的表现，他把种种忧伤、郁闷化成小说，这是他责任心的体现。
七十年代末，我上初中。那个时候书和粮食一样短缺，我常躲在被窝里偷看小说，比如《民兵爆炸队》《山乡巨变》《艳阳天》。第一次看《第二次握手》手抄本，哭得泪流满面。父亲知道我读小说后开始彻底清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居然有闲心读小说？”
上高中时，读到了本县作家王余九的《风雪大别山》，写流传在当地甚广的一个土匪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在本县籍人士、著名作家徐贵祥《历史的天空》中亦有体现。有次王余九老先生去我家做客，我偷偷在门缝里观察他：矮矮的个子，笑眯眯的眼，烟熏焦黄的手指。借着上菜的机会我陡然问了一句：“王叔，你写的那个岳葫芦是真的吗？”他笑着说：“人是真的，故事是假的。”人可以是真，故事却可以是假，这真让我奇怪。一个假故事为什么读起来像真的一样呢？
在我眼里，作家简直是个神，是个谜，他们那只笔永远让你猜不透。
上大学我却阴差阳错地读了数学系，参加工作以后又鬼使神差做了律师，与文学相差甚远。但我却不务正业读了不少文学书，那时《收获》《十月》《当代》《清明》这样的杂志已经复刊，我可以畅快地读起小说，像个富翁。
九十年代初，我写了一个《山里大嫂》，注明是“散文”，一家报纸发表了，栏目是“小说”。当时脸就发烧。
2001年，我写了部中篇小说《校西那片桃林》投给《清明》编辑部的倪和平老师，她给我写了一封信，非常热情，先肯定了我的故事，然后才说你还没有把握住中篇的结构，要修改。但如何修改，什么是中篇小说的结构，我一无所知。正好我有出差的机会去合肥，我前往拜访倪老师。倪老师说这个人物没有用，这个人物性格特征不明显，这个故事不合理，这个结尾不科学……我当时就懵了，心想既然这小说都成这样了，你干吗还写信鼓励我？就好像是个病人开刀，胳膊大腿心脏都切错位了，这人还能治吗？我准备放弃。倪老师说你这篇小说不错，来自生活，很清新，修改后可以考虑发表。一句话又把我拽回来了。我修改了三次后，倪老师把它发表在《安徽文学》“皖军新秀”栏目里。“新秀”的意思也就是：如果不好，大家多担待一些，毕竟是新人。
那是2001年，我是一个人到中年的“新秀”。
但这对我的鼓励是非同寻常的。紧接着我写了《补丁》，倪老师大加赞赏，发表在《清明》上，并且认识了当时的主编段儒东先生。段儒东先生在他不大的办公室接待了我，说：“我知道你，你的小说我读了，语言很不错。”当时我激动得不知哪是北。段先生在安徽文学界也是泰斗级人物，得到他的肯定，我决定放开手脚写小说了。
后来有了《何天的故事》，被《小说月报》选载。重庆电台给我打电话，要把这小说改编成广播剧。我非常兴奋，问要不要付钱。编辑说不要，我们应该给你钱。他们给了我五百元钱，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改编费。后来广播剧播出，名字改成《一直想问你》，并且获了“五个一工程奖”。
2003年，段儒东先生把我推荐给了中华文学基金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这个“丛书”很有影响，我熟知的几个名家都是他们推出来的。我选了十部小说寄过去。在漫长的期待中，终于等来了喜讯。2004年l 2月21日，我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参加了该丛书的首发式。
那本《打死我也不信爱情》小说集获得“安徽省社科类文学艺术奖”，这是安徽省最高级别的文学奖了。我很高兴。评论家点评我的小说的时候用了很大篇幅，评论小说里的人物和语言、所要表达的思想等等。我茫然又不敢问：为什么我写的时候没这样考虑过呢？
2008年是我丰收的一年，我的两部中篇发表后均被《中篇小说选刊》选中，我的作品能上这样的刊物？自己反倒不自信起来。8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白布局》出版；11月，与安徽文艺出版社签约，第二部长篇小说《旧城》出版；12月，去合肥领奖，《树上停着一只什么乌》获得了首届小说对抗赛金奖……
站在领奖台上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笑。我似乎成了“著名作家”，其实自己知道是吃几碗干饭的。
有时反思自己：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当律师也足够我的生活。我写小说还是玩，是有了闲情有了闲心。小说是否要承载着拯救灵魂的任务呢？我认为大可不必，小说就是小说。我读小说也是好玩，它给了我不一样的生活感受，了解了另一个人的世界，书读完了我愉悦了，我就觉得是好小说。或许，这就是我无法突破自己的原因。
有次我读到了刘庆邦先生在鲁院高级研讨班的一番话。他说：“写小说是闲人的事情，小说是闲书，要写好它要有闲心。”一句话醍醐灌顶！是的，刘先生说的“闲心”我理解就是平常之心，不能在动笔之初就想着写一部一鸣惊人甚至名垂青史的作品，不功利不浮躁。闲人会浮躁吗？不会；闲人会追逐功利吗？也不会。否则就不是闲人。
小说是闲人的事情，写好它要有闲心。这也许会成为我将来的写作准则。
感谢“异乡者小说书系”，让我这几年的八部中篇可以面市，或许小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异乡”。
张子雨
“异乡者小说书系"总序
郝庆军
作家都是漂泊者。即便本人始终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和家乡，但作家们的心也是始终“在远方”。生活在别处，不只是一种哲学之思，也是一种切实的现代感。“故乡”是一个镜像，你通过这个镜像，反观自己，确证自身。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异乡者，但随着迁徙的频繁，流动的常在化，却没有多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倒是更多“住在哪里哪里便是家”的自在和潇洒。鲁迅先生有过“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生活经历，于是有了《呐喊》中的精彩小说；王蒙先生如果没有强烈感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变换，也许不会有《蝴蝶》和《杂色》。
20世纪中国文学起伏跌宕，曲折回环，虽历尽坎坷，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历史变革。作家虽然到处流浪，到处漂泊，却感时忧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无穷无尽的动力和素材。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异乡，他们的笔下都有一群异乡者的人物形象。从郁达夫的零余者、寄寓者形象，到巴金笔下反抗封建婚姻的觉民、觉慧们，再到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们，这些异乡者的典型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中国人精神层面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到了21世纪，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流动、大变革，尤其是牵动几亿人口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一个巨大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描绘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新群体、新社区、新生活和新精神状态。前不久，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引发轰动，感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国人，就是因为这首简短的诗高度概括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遇，说出了亿万异乡者的内心独白和感情深处最柔软、最真实、最基本的诉求。文学的伟大力量在这里突然显现，就是因为它具有直抵人心的特殊功能。
事实上，我们的小说家也并没有失职。21世纪以来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化。2005年以来，以《那儿》为代表的底层文学的兴起，为新世纪小说增加了新的亮点和新的审美取向。底层文学实际就是另一种乡土文学，是另一种异乡者小说，它继承了鲁迅、沈从文开创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不隐恶，不阿世，直面惨淡人生，忠实描写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多是底层打工者和混迹城市边缘的城乡建设者，因此有人把底层文学又称作“打工文学”。当然，当底层文学呈现出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时候，往往又接续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同情穷人、厌恶权贵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这一取向往往表现出简单化与脸谱化的问题，立场为先和概念先行的创作模式往往使得某些底层文学变得艺术粗糙，表现力弱化，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变成另一种空疏与虚假的文学。
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元的，底层人民中也有丑类，上层社会也不乏善良本性。由于中国社会变化太快，阶层也不太固定，城乡之间开始打破壁垒，上下阶层开始互动转换。许多底层人士也会摇身变为富豪，一些精英人士因贪婪与放纵也会变成为人不齿的贪官污吏；知识分子固然受人尊敬，但在利益面前若无约束，也会变成“叫兽”。位卑者未必下贱，位高权重者未必高贵，同样，身居下僚也不见得情操高尚，上流社会不一定都是下流痞子。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变化太快，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加剧，所以，许多在城市的异乡人都有可能上升为富贵者，也有可能沦为底层人士，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欣喜地发现，小说家在描写这些现象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老旧眼光，他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些现象。不会太“左”，痛恨富人，把富人们描写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太“右”，把底层人士看得一文不值，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功于成功人士或少数精英。他们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礼，也警惕精英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身上有了强大的免疫力，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的中国人，充满了中国精神，镌刻着时代印痕。
主编这套“异乡者小说书系”，并不刻意表现什么，也没有野心标举什么，而是因为一些志同道合的小说家自然相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已。第一辑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小说家的小说集，既是一种尝试，又是一种期许。尝试着建立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把一些优秀作品推出去，集中向读者展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一种人生态度。
至于期许，自然是期许更多的同道小说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向着前面的光亮，举起手中的火把，共同出发。
律师张子雨写小说，这本身就是一种“都市传奇”。也因为职业，张子雨的小说总是有着精妙的构思，层层推进的节奏感和神秘性颇有几分侦探小说的神彩。收入这本《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的作品，集中描写都市生活中的边缘人物，通过巧妙地构思，富有张力的情节设置，将这些人的生活现状呈现给读者。在这些平常、繁琐的都市生活中，对爱情的寻找成为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坐在龙虾馆里的青年男女，还有不惜犯险的“人工”透析机——他们在生活重压下仍葆有一份对真爱的渴望，尽管这种爱情相对疏离、飘渺，甚至只是“疑似爱情”，但情感贯穿起全部作品，并成为表现都市人生态相的重要推进动力。爱情也慰藉了他们在城市中孤独无依的灵魂，为他们带来一定的温暖和幸福。
新旧交替里“小人物”的日常“传奇”，城市化进程中复杂多变的众生态相。
在乡土传统深植的当代中国，想要讲好一个都市故事并不容易，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外省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异乡者”。然而新世纪十年以来的中国都市，却集中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巨大裂变。状绘都市生活，揭示人的存在，是张子雨的《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追求和潜在使命，本书小说聚焦当前都市生活集中性、话题性的现象，如房子、婚姻、教育、医疗、学术乱象、扶不扶、拆迁补偿等，展示时代深处的“炸与裂”，这既是一组当代浮世绘，也是笔尖下的“心灵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