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标本
在南海路7号，海洋生物标本室是值得骄傲的，其收藏的海洋生物标本在中国乃至亚洲都是最丰富的。现在已经有了专门的标本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标本室是散布在生物楼里的。
标本室可以说是马绣同一手建立的。
我认识马先生是在1984年，当时我正为我们海洋地质室集体撰写的第一部专著《渤海地质》做誊清文稿工作。一天，主持具体编写统稿的Z先生递给我一摞我刚誊清的稿子，让我拿着到标本室找马老——马绣同先生再审查一遍。我打听着来到三楼的标本室，那时马老办公的地方就在标本室里面。我沿着显得拥挤的走道向里走——两边的橱排成了墙，听到敲英文打字机键盘的声音，循声过去，看到一位头发已花白的老人正坐在桌前敲着一台旧式英文打字机。我问：“马绣同老师在吗？”老人停住手，头略一侧，摘下眼镜，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事？”。我说明来意，他接过稿子看看，说：“你明天来拿。”第二天下午，我来到标本室，马老把稿子递过来，又拿过一张打着英文字母的信笺说，我已经校对一遍，没什么问题，这是我打的一份英文名，下面画上横线就代表斜体，也就是拉丁文名。手写的字母容易看错，你拿回去一个个剪下来贴上去吧。我拿回去后，Z先生感叹不已，老先生就是老先生。
《渤海地质》完成后，经Z先生的安排，我找到马先生取来钥匙——马先生再三叮嘱离开时一定要拉上窗帘锁好门，陪着从北京来的该书的责任编辑参观了一楼的标本陈列室。好大的一把铜锁，开门时我暗自一惊。一踏进这间标本室，一股浓浓的福尔马林气味扑面而来。房间里光线昏暗，深色厚实的窗帘拉得密密的，一排排放置标本的大玻璃门橱肃然矗立着，打开灯，拉开窗帘，房间里亮堂起来。
我从此知道了在海洋研究所有这样一个标本室。
十多年间，我成了这间标本室的常客。尤其在夏天，我曾带着许多外地师友来过这里，每次取钥匙也不再通过马先生，而是找他的助手张素萍。
这期间时常遇到马先生，马先生总是拎着一个小黑皮包，不管节假日还是星期天都按时上班。外界的变化仿佛与他无关。
后来与马先生突然有了直接的关系，就是在1997年3月为马先生写过一篇特写《老人与标本》。当时我在文章里写道——
怎么会想到写马先生呢？真正的原因是周末下午接到的一个电话。
电话是党委办公室主任打来的，问我能不能写一篇关于马先生的通讯。因为最近马先生病了，已不能来上班，所领导说这位老先生一手建立了标本室，八十多岁了还天天上班，直到生病了，才不得不待在家里，我们有责任介绍他……我一口应承下来。可真要动笔了，却突然发现自己一直感到熟悉的老人竟然是那么陌生。我通过办公室主任借阅了马先生的档案。翻着那些发黄字迹已模糊的纸张，我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马先生本身就是一本犬书，一本没有打开的大书，显然，这本大书的内容不是我这篇通讯所能覆盖的……
“分类”这一观念起源于人类的实际需要，远古传说中的神农，氏尝百草正是一种分类，对各种生物进行分类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内在要求。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便提出了“属”和“种”的概念，作为生物分类的依据。近代以来，“博物学”所积累的材料已十分惊人。于是一门新的科学出现了，这就是生物分类学。到了18世纪，生物分类学在一个瑞典人的工作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个瑞典人就是林奈。在他看来：知识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事物本身。这意味着对客观事物要具有确切的理解，通过有条理的分类和确切的命名，我们可以区分并认识客观物体……分类和命名是科学的基础。
林奈建立分类原则的基础是拥有大量的标本。
中国现代海洋科学的最初建置也是一座标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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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孤独
从1993年春天自海上归来之后，我再也没上过船，不久便结束了之前十多年的海洋地质科考生活。转眼间二十个年头已经过去了，人到五十，回望丛前，悚然一惊，记忆最深的还是海上的日子。在海上——作为科考队员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综合性海洋科学调查船“科学一号”——记忆最深的是恐惧和孤独。
1992年初夏我们执行东海大陆架的地质采样项目。那年我们从暮春开始就在海上，沿着东海大陆架的作业区在海上走航，最后的作业区是在冲绳海槽的特定海域。几条测线跑下来，我们的采样非常顺利，海况也帮忙，海上风浪不大，适合我们在后甲板上作业。
但到了临近作业结尾，我们遭遇了风暴。先是预报说有台风要刮来，但又说，已经改了方向，不会影响到我们了。但很快我们就感觉到了风浪在增强，三千多吨的“科学一号”摇晃的频率和幅度明显加大，我们加快了作业的速度。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无法作业了，海上的风浪已达到了8级，大风裹挟着暴雨，砸在我们的船上。从舷窗看出去，白浪滔滔，风雨交加。那几天我们躲在船舱里，感受着船体的摇晃，“科学一号”调整着航向迎着风浪在海上颠簸着。
连续几天下来，海上没有晴天的一点意思，浑浊的海天，只看到大雨砸在海面上升起的白烟。海风像是在嚎叫，海天交织在一起，撕扯着我们的船。在船上走路已经变得艰难，人随着船身的摇晃颠簸也跟着摇摆颠簸。从我们住的中舱到前舱大厅吃饭已经成了折磨，两舷已经不能通行，海浪一阵阵扑上来，溅起凶猛的浪花。即便到了大厅，打饭回来也难以下咽，整个人变得没有一点食欲。
大家期待着风暴过去，但是，到了晚上，风浪更咆哮了，雨也泼得更猛烈了，船身也摇摆的幅度剧烈了，那个晚上是我难以忘掉的一个晚上。我躺在窄窄的床上，用四肢使劲抵住舱壁和床梆，免得被甩到地板上。整个身子随着船身在剧烈摇摆着，感觉船身在吃力地抵抗着风暴的打击，一会被抛到了空中，一会又被抛人了深渊。窗外漆黑，只有海浪打在舷窗上的炸裂声，我盯着舷窗，担心海浪打碎舷窗玻璃……
到了凌晨，风暴更暴躁了，伴随着雷声，感觉雷声就在我们的船上轰响。风浪撕扯着桅杆，海浪鞭打着舷窗。随着一声沉闷的轰响，船身猛烈的摇晃了几下，我们听到了可怕的“折断”的一声！然后我们的船身就再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姿态，摇晃着再回不到平衡的状态。那个晚上我始终没敢闭眼，一直盯着舷窗！船舱地板上已经滚满了从我们的床上和小桌上甩下去的书本、杯子、饼干……后来想想让我们哑然失笑的是，那个晚上我们全船的人，没有一个晕船的。若在平常，遇到风浪，船身颠簸厉害时，我会晕船，即便是多年的海上生活已经锻炼得能适应风浪了，但遇到风浪时，还会感到不舒服。但在那个晚上，却没有了丝毫晕船的不舒服，因为整个人的神经都被紧张了起来，恐惧掩盖了晕船。
第二天上午，船身摇晃减弱了，但始终歪斜着，仍在摇晃颠簸着前行。我们这才知道，昨晚上我们遭遇了危险：船身摇晃幅度最大达到了左右摇摆36度——若摇摆到45度，整个船就翻了。难怪我们在床上也要使劲抵住才不被甩下来。
据说，那个晚上，船上有两个船员穿上了救生衣猫在上层甲板的救生艇下猫了一晚上没敢回舱室。据说，船长对他们的“偷生”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据说，只有在船长下命令后才能有“逃生”的准备……之所以用“据说”，是因为作为考察队员，我们和船上的船员始终保持着客气的距离，对于船上的许多事务，像是“隔”了一层，许多船上的事务都是从船员们的讲述中听来的。后来，风暴停止了，我们恢复了作业，但进展并不顺利，因为整个船身始终是倾斜的状态，像是一个不良于行的人，歪着身子踉跄蹒跚走路。
我们的海上作业最后在磕磕绊绊中结束，在回来的航行中，“科学一号”依然是倾斜着航行。幸运的是，一路上再没遇到风暴。等到我们回到青岛，“科学一号”就进人了船厂检修。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确是经历了一次危险——我们遭遇风暴的那个晚上，“科学一号”船底的8根龙骨，竟然折断了3根！
“科学一号”很快便修复了，到了秋天，我们又一次上船，那也是我的最后一次海上漫长的航行，在海上漂泊了一百四十多天，直到来年的春天才回到青岛。那一次航行留给我的记忆是无边的寂寞和孤独。如果说恐惧是海上生活最深的记忆，那么寂寞和孤独就是海上生活最难熬的感受。
那十多年里，作为考察队员，每次上船跟着出海作业时，船上生活的劳累并非不能承受，最折磨我们的还是船上生活的单调和孤独。我们出海的时间一般在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样的时间长度，往往到了寂寞难耐时，我们的作业也基本上临近了尾声，我们期待着靠码头和回来的日子。我最长一次的航行就是1992年秋天到1993年春天的那个四个半月的海上生活，期间只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临时停靠了两次码头，也只是匆匆地补充一下淡水和必要的给养，因为蔬菜的价钱太贵了。
船上的日子是单调的，无风无浪的海上，我们的船也像是一叶小小的扁舟，在汪洋上随波漂泊。每天值班作业结束，大把的时间如何度过，在船上是一个大问题。尽管每次出海我都带足了书，但是，时间一长，读书也成了折磨，根本读不进去。只是渴望着靠港，渴望着回家。一天一天熬着海上无边的日子。若到了海况不好的日子，风浪中更是充满了渴望靠港的期盼，也更增添了内心的寂寞。
在那个难忘的漫长海上观测的航次中，最后能让我解脱寂寞的是平时在陆地上根本不曾翻阅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了我在船上最好的伴侣，每天晚上，一册在手，读得津津有味。金庸的全套武侠小说，我是在船上的一名船员的舱室里发现的，于是，这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粮，伴我度过了孤独的海上时光。而我带上船原准备仔细阅读的一些经典著作，却一直搁置在床头，随着海浪摇晃颠簸着，一页也读不进去。
青岛海边的几个门牌号
南海路7号
南海路7号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临海的“生物楼”二楼海洋地质室211房间，留下了我的青春记忆——我在那儿工作了15年。现在的生物楼，与20年前相比，早已装扮一新，记忆中生物楼的走廊里总是暗淡拥挤，贴墙排列的资料柜陈旧斑驳，像是蒙着历史的灰尘。只有五层的“生物楼”是大院里的主楼，1983年冬天我刚参加工作来到211房间时，赵老师自豪地说，别小看了生物楼，你看看墙有多厚，当初盖大楼时可以盖高些，地基打得很结实，为什么不盖高呢？——为了防备战争。我们海洋所建在海边，打起仗来容易遭到炮火，这样厚实的墙就是炮轰也不容易轰塌。更让我开眼界的是到职工澡堂洗澡，老师带着我去，说我们的澡堂是防原子弹的。原来职工澡堂建在地下室，沿着楼梯往下走，心里直打怵，灯光昏暗，水气弥漫，一间间地下室，一个个大水池，像是一间间水牢。老师说，你猜得不错，“文革”时这里就是关押人的牢房。
与生物楼比邻的是“水族楼”，里面有一个“人工海洋”，是我们招待从外地来的师友的保留节目。当初来了外单位的同行，往往先领着他们参观位于生物楼一楼的标本陈列室，然后就是人工海洋。每次带人参观，就要到生物楼三楼的标本室去找马先生，马先生一辈子的精力都给了海洋生物标本。从马先生那儿拿到钥匙，老先生总是再三叮咛，标本怕晒，看完了标本一定别忘了拉上窗帘、关好灯、锁好门。在“生物楼”里当时还有许多老先生，大多是从事海洋生物分类学的，几乎一位老先生就是一门“学科”。
说起海洋所的老先生，几乎就是大半部新中国的海洋科学史，譬如童第周、曾呈奎、张玺、毛汉礼、刘瑞玉、齐钟彦……与海洋生物学相比，我们地质室所属的学科年轻许多，老先生只有一位张兆瑾先生，是清华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的毕业生。瘦小的老先生还是清华大学校友会的副主席。据说老先生的拉丁文非常了得，但在我的印象里，老先生几乎不参与一具体的课题项目了。我们地质室当时的几位权威还只是副研究员，也就是副教授，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学生，譬如秦蕴珊、赵一阳、金翔龙和陈丽蓉等人。十多年后秦蕴珊和金翔龙当选了院士，不过金翔龙早已调到了杭州。那时微机还是稀罕物，秦先生让我在稿纸上写了几行字让他看看，说写得不错。于是，我就开始为他们抄写文稿了。当时的“副研”已很难得，每个月还发额外的花生油票和鸡蛋票。不像现在，博导和研究员满大院都是了。
那些年外地来了朋友，在海洋所的小饭店吃过了晚饭，往往领着他们在海水浴场的沙滩上漫步，说这是我们招待朋友的“大客厅”，然后再漫步到八大关，说这是我们的“后花园”。说这话时，谁能想到后来我会离开这儿呢。 鱼山路36号·童第周故居
老山东大学对于青岛来说，是挂在嘴上永远的骄傲和遗憾。与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等文科教授相比，童第周先生是理科名家的代表。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以童先生为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后来发展成规模为全国海洋科研机构第一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作为海洋研究所的创建者，童先生担任所长一职的时间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70年代，“文革”结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实，童先生当时除了担任海洋研究所所长，他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还在科学院京区的动物研究所兼任着职务，并已移家定居北京。他对青岛的海洋所更多是“遥控”领导，他真正在青岛的生活还是在老山大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鱼山路36号老山大宿舍挂上童先生的故居铭牌顺理成章。
……
“物理海洋科学”距离我们过于遥远，倒是毛汉礼先生当年从海外归来的轶事更能激发我们的想象。抗战胜利后，毛汉礼赴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任职于美国的著名海洋研究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毛先生回国的努力遭遇到美国政府的阻挠，直到195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毛先生的归来才得以实现——周总理签字用朝鲜战场上被我们志愿军抓获的美军战俘作为交换，才使得毛先生能够启程回国。从这则轶事也能看出，新中国的领袖们对科学家的重视和渴求。
毛先生的学术贡献毋需多谈，像毛先生这样的科学家，对于新中国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开宗立派，奠定一门学科的成长，“中国物理海洋学”与毛汉礼的名字密不可分。中国的海洋科学，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全国海洋普查”是一件摸清我国沿海“家底”和奠基学科大厦的“战役”，毛先生就是这场“战役二的一位主要指挥员。如果说海洋普查是“务实”，学术著述是“务虚”，那么毛先生归国后编著的《海洋科学》，则对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有“开山”的作用。
福山路36号是海洋研究所的一幢老宿舍楼，毛先生在这里住了很多年，“文革”后毛先生又搬到了也处于福山路上的新建的另一幢宿舍楼上。若说“故居”，自然还是36号的老楼老屋。对于这片宿舍楼来说，挂上毛汉礼故居的铭牌其意义并不在于“名人效应”，而是对于我们这座城市来说，人文精神的张扬和文化底蕴的建设不仅仅在于如“老舍故居”、“梁实秋故居”、“沈从文故居”等等文学大师的“遗迹”保存，“当代”的海洋科学及其已走人历史的学科“掌门人”，其人其事其“影”，也已融人城市的文化传统中，“海洋科学”所蕴涵的城市文化更是我们青岛这座“海洋科学城”的精神财富。
齐河路5号·“古巴楼” 齐河路5号这栋风格独特的小楼为何叫“古巴楼”？其实我并不知道。这栋小楼是海洋研究所的宿舍楼，据说当年是给苏联专家修建的，建筑风格是体现古巴的建筑特色，因此被称为“古巴楼”。但楼盖好以后，中苏关系破裂，也就变成了宿舍楼。当然，住到这栋楼里的绝非等闲之辈，例如，这栋小楼里住着曾呈奎，曾先生是海洋所创办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海带之父”；这栋楼里还住着齐钟彦先生，齐先生是张玺先生的学术传人，在他的努力下实现了张先生未竞的念想——成立了中国贝类学会。齐先生是首任中国贝类学会的会长，是＿位在贝类学研究上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着的老学者……这栋楼里还曾住过当年的海洋所的党委书记孙自平，一位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被海洋所的许多老师怀念的老干部。孙书记的革命资历很老，在海洋所的科技工作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文革”中含冤自杀了。
对我来说，这栋小楼还有着特殊的“亲切”，因为这栋楼上还住着秦蕴珊、陈丽蓉夫妇。正因为这对夫妻科学家，我才对这栋小楼有特殊的印象，因为我1983年冬进入中科院海洋所时，被分配到海洋地质研究室，而当时的研究室主任就是秦先生（秦先生担任海洋所副所长，研究室主任，是兼任）。当时我们海洋地质室，在海洋所属于老先生稀有的“年青研究室”，资历“老”的，主要是几位“副研”：秦蕴珊、赵一阳、陈丽蓉等。他们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海洋地质科学家。记得有一次我们研究室的支部书记让我给秦先生送一封信，说送到秦所长家。我问秦所长家住在哪里？支部书记说，你沿着南海路到黄海饭店，再走到齐河路就看到古巴楼了。当时，黄海饭店是新建起的“地标”性建筑，但是我不知道啥是“古巴楼”。支部书记感叹我不知道“古巴楼”，说海洋所的人还有不知道古巴楼的？！我确实不知道，也由此对这栋楼有了一种神秘的认识。
这栋小楼，当年住着两位中科院的院士，这就是曾呈奎和秦蕴珊。边上不远邻近百花苑，曾是中科院青岛休养所的院落。现在，那个院落里盖起了一栋体量虽然不大但看上去很端庄的“院士楼”，海洋所的院士们都住进了这栋崭新的院士楼。与院士楼相比，历经风雨的“古巴楼”显得落寞了许多，但却依然是一道别致的老风景。
薛原所著的《南海路7号（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以青岛南海路7号（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典型代表人物为主体，例如童第周、曾呈奎、张玺、毛汉礼、吴尚勤、齐钟彦等学者，通过对他们的档案解读和采访，梳理了中国20世纪现代海洋科学的发展脉络和走过的历程。作者叙述平实客观，所据史料来源可靠，通过典型人物的人生履历来为时代的变化做出一个个具体的注脚。作者还写出了他在实验室和科考船上的工作与生活，通过一个个细节来还原当年的生活，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科学界的个人见证。
南海路7号是青岛中国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建国后，一大批中国海洋学家在这里呕心沥血，为中国的海洋事业和海洋科学兢兢业业。《南海路7号（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作者薛原曾长期在这里工作，接触过很多海洋科学从业者，从他们身上挖掘出很多关于中国海洋科学和海洋文化的人和事，极富可读性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