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属亚热带气候，少寒多暑，炎热潮湿，严冬无雪；花开四季，稻花香气逼人，桑园郁郁葱葱，柑橘、香蕉等水果挂满树枝，著名的大葵扇行销全国。但气候易变，往往一日之间，风雨凉热骤易，令人难于应付。同时，会有台风侵扰，天灾伴随着人祸，不时袭来。从晚清的多种文献来看，生活在这鱼米之乡的人们，并不富庶。他们需要抵御各种天灾和人祸的侵袭，再加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所以生活相当艰辛。艰苦的乡村环境养成了茶坑村民十分顽强的生活能力。他们善于应付各种突然事件，勤劳俭朴，务实、求新、自治、爱乡，崇尚封建义理，信神鬼而不乏迷信思想，尊重知识分子，向往升官发财。这种乡风，即使在有了很大变异的梁启超身上，也隐约地有这样那样的反映。
清末的茶坑村实行一种带有一点自治色彩的乡绅保甲制度。在梁氏宗祠“叠绳堂”设有本村的最高权力机构——耆老会，由五十一岁以上的老者充任，年轻的秀才、举人亦可为会员。耆老会又名“上祠堂”，聘任四至六名年轻力壮能办事的男子为值理，其中两人为会计，管理全村财务税收，另举保长一人，“专以应官”，但身份比较低。耆老会一般有会员六七十人，但开会时有一多半人不出席，权力实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以及办具体事务的值理和保长手中。梁启超的父亲就曾掌握耆老会权力三十多年。据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记述：“耆老会议例会每年两次，以春秋二祭之前一日行之。春祭会主要事项为指定来年值理，秋季会主要事项为报告决算及新旧值理交代，故秋祭会时或延长至三四日。此外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即临时开会。大率每年开会总在二十次以上，农忙时较少，冬春之交最多”。
耆老会设有自己的地方武装——乡团，由敢于争斗的青年自愿报名，耆老会批准。团民备受优待，分东西时可以领双份。每人或数人发一支枪，弹药则由值理统一保管。有盗卖枪支弹药者，必从重处罚。乡团定时操练，学一些武术和作战技能，有一定的战斗力。在维护茶坑村社会秩序方面，乡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遇到外来侵略，又可发挥组织民众，保卫家乡的积极作用。应该说，清末的乡团是较复杂而作用多变的乡村武装集团。
茶坑村还设有江南会，类似我们今天的农村供销社。乡民自愿集资，购买较为急需的布匹、日用百货及柴米油盐等，同时收购村民出售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方便百姓，扩大交流。三五年后，所得利润少量还给会员，早还者利少，晚还者利多，一般三十年内还清。余下的利润多充公，用于村中公益事业。春秋之季，江南会还贩运肥料和农具，颇受农民欢迎。一些善于交往又经营有方的农民，积极参与到江南会中，借以渔利，偶有“以赤贫起家而致中产者”。可见，新会一带的乡村贸易还是较为发达的，这是清末商品经济的勃兴在一个小角落的典型反映。 耆老会的主要收入是“赏田”。凡是村里新开垦或淤积的土地，一律归耆老会掌管，通常情况下有近十顷之多。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户，每年要交40％的地租。每到年初，很多人争着租地，竞争十分激烈，说明茶坑村的土地并不富裕，也透露出这里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较多。如果欠租，是绝对得不到下一年的耕种权的。此外，茶坑村的乡民对祭神拜佛和祭祀祖先十分重视，所用的财物大都落人耆老会手中。耆老会利用老百姓的这种心理，也会拿出一部分钱来拜神祭祖，并把祭完后的肉（胙）分给村民。村民则把分到肉（胙）视为一种殊荣，若得双份，则让大家羡慕；若未分得，则被视为奇耻大辱。尤其在春节，分胙是梁启超家乡最热闹、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众所周知，人在特定的家族和家庭中生活。家庭则是社会的细胞。人、家庭、社会是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不过，家庭和社会可以制约人，入却没有选择父母、家庭、社会或时代的自由。所以，人在创造自己历史的时候，只能在家庭和社会交织的网络中进行，可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时间是很有限的。有感于此，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网罗”，但“网罗”永远是冲不破的，彻底冲破了，人也犹如无本之木了。然而，话又说回来，人是活的，有巨大的创造力，可以能动地、有限度地改变家庭乃至社会。在看到社会、家庭对人有制约的一面的时候，还应看到人对家庭、社会也有改造的一面。人在特定的“网罗”中生活，又给“网罗”涂上了不同的颜色。在这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时代。世上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家族，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幸福和痛苦，各有各的“难念的经”。基于这样的理性思考，本书在阐述梁启超家族浮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了两点：一是将梁氏家族在近百年的起伏与特殊的时代和社会变动有机结合起来，以大社会为背景来考察小家庭，以小家庭为窗口来理解大社会，妥善处理全貌和一点的关系；二是着力研究梁启超家族独有的特色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内涵，写出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文化品位和文化走向，也就是注重了梁氏家族文化个性的表述。
梁启超特别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时代也往往偏爱像梁任公这样跟着它走的人们。一般来讲，近代中国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时代，现代化是时代的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梁启超则对现代社会情有独钟，其主要的活动几乎都和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连在了一起。早年即跟随康有为搞改革，后又办学、办报、开民智、参政议政，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奔波了一生。梁启超的家庭也在潮流的裹挟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南国衣食有余的普通农家一跃变成了著名的新知识家庭。他可以在天津建造一座洋房，起名“饮冰室”，还能在北戴河买一个小别墅，夏天带全家在那里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其子梁思成，四十年代在美国讲学，回国时还带了一辆小汽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令人惊羡的。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成婚的时候，娶的是乡间良家女子，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梁启超的夫人则是晚清官僚李端棻的妹妹，是地道的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到梁思成成家的时候，婚配的是气质超群的文化名人林徽因。梁启超精心安排了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以及一同赴美读大学、在加拿大的婚礼、往欧洲旅游度蜜月等。现代气息在梁家是越来越浓了。梁启超的走向现代意识，以及其家庭在现代社会制约下折射出的新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时代与家庭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梁启超的家庭处处散发着诱人的文化气息。这种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也绝非欧美式的西方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再生的新文化。中国文化在鸦片战争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只能在正确处理中西和古今文化关系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新生。梁启超恰好在这方面用心最多，成果也最多，是近代构建新文化的一代宗师。他主张中西文化“结婚”，并结合中国社会的需求大量介绍西方文化，极为“新潮”。在近代传播西方文化方面，梁任公功不可没。同时，他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颇深，尤其善于以全新的现代理念去诠释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对旧文化赋予新意义。在家庭中，他也以这种文化理念去教育子女、处理问题。其子女虽然多出国留学，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梁启超总是不失时机地为他们补上中国古典文化这一课。所以其子女在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大都表现出中西文化兼通的与众不同的一面。从梁启超的家庭文化中，可以切实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更能够追寻到颇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还会提炼出一种古今中西文化相融合后再合理升华的新的文化因子，感悟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一些新特点。
于社会他是精神导师，泽及后世；于家庭他亦师亦友、亦庄亦谐。李喜所、胡志刚著的《新文新民新世界（梁启超家族）》将梁氏家族在近百年的起伏与社会变动有机结合起来，以大社会来考察小家庭，以小家庭来理解大社会。
李喜所、胡志刚著的《新文新民新世界（梁启超家族）》阐述了梁启超家族百年浮沉的过程，注重将梁氏家族在近百年的起伏与社会变动有机结合起来，以大社会来考察小家庭，以小家庭来理解大社会，所谓以一斑可以窥全貌也。本书着力探究梁启超家族独有的特色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内涵，写出了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文化品味和文化走向，阐述了梁氏家族的文化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