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内能打的一代将星;人称抗日悍将;他是连对手都无比叹服的“老虎仔”。
“战神”粟裕都曾这样评价他:“薛岳用兵机敏果断,是一员干将。”
陈纳德认为“薛岳在战略和战地指挥方面都胜过史迪威”,如果薛岳能够掌握到跟史迪威一样多的物资,那么中国足以单独战胜日本。
中、美、日多方面史料解读,真实还原薛岳的跌宕起伏的一生,真实批露国民党高层恩怨过往。
周龙、王翊民著的《战将薛岳》对抗战期间中日双方高层将领、士兵素质、情报运用、武器配置及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对比,既有大量感性的历史细节,又有精彩到位的理性解读,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薛岳,号称国民党序列战将中,能打的一员虎将。连他的对手,有“战神”之谓的粟裕都曾这样评价他:“薛岳用兵机敏果断,是一员干将。”抗日战争中他指挥了四次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被认为是“抗战中歼灭日军多的中国将领”。其绰号“老虎仔”便很好地说明了他的战场实力。
周龙、王翊民著的《战将薛岳》运用多方面的史料,包括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相关资料,客观而精彩地记述了薛岳跌宕起伏的一生,尤其是对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杰出的作战表现,进行了浓墨重彩地还原,对他的性格长短板、战场指挥艺术以及国民党高层之间的恩怨纠葛、国民党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进行了颇为精到的评点。
另外本书以人物视角切入,对抗战期间中日双方高层将领、士兵素质、情报运用、武器配置及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对比,为读者真实了解和体会这场关乎中国国运之战,提供了丰富的参照资料。既有大量感性的历史细节,又有精彩到位的理性解读,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三年的牢狱生活
薛岳,字伯陵,广东省乐昌县九峰乡人,此地位于粤湘两省的交界处,属于比较穷困、落后的山区。乐昌县旧属韶州府,据《韶州府志》记载:乐昌人性耿直,尚气节。薛岳正是最典型的乐昌人。
薛岳生于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96年,他是家中五兄弟两姐妹中的老大。薛家属于一个世代耕读的农樵之家,先祖可以追溯到一个唐代的名人,此人中过进士、做过刺史;传到“仰”字辈的薛岳已经是第二十八代。“岳”即岳飞之意,薛岳原名“薛仰岳”,即崇仰岳飞之意,直到后来他以精忠报国的岳飞自励,乃直名“薛岳”①。
薛岳之父薛宗元年轻时聪明俊秀,但由于家贫,后更因子女多而无力完成学业,只好以力耕养活家口。薛宗元是地方上颇有威望的宿彦,乡邻有纠纷,他都会出面为之排解;遇上意外事件,薛宗元也常常为之想方设法、筹措钱物。薛宗元名声在外,乃至于县官遇上棘手的事情,都会命人抬着轿子来请,活脱脱一位“山中宰相”。
薛母李氏出自名门,持家有道,为乡里所称誉。传说有一次薛父想要上树去摘取蜂巢,薛母认为这种行为有些缺德,所以力劝丈夫不要上树;后来其他乡人上了树,却被摔下来成了残废。从此薛母更加相信善恶有报,加深了向善之心。
在管教子女方面,薛母从不含糊,所以薛岳小时候就以孝名传闻乡里,乳名“孝松”,即孝顺祖父母的意思。
为了让子女们自幼养成勤耕敬业、独立自主的习性,薛母在家里还特意制备了一套小型的农耕工具和家事器皿,供子女们习作。因此,薛岳从小不但好学知礼,而且勤勉诚笃,“协助族人,下田耕作,上山伐木,至于家务劳作,洒扫炊饪……更不在话下”①。薛岳初入革命之途时,就曾替大家买菜、做饭,可谓“上得厅堂,入得厨房”,活脱脱一副“暖男”范儿。
正是由于这种敦厚的家风和笃实的家教,一旦与大时代的潮流相结合,忠孝务本的薛家子弟便大多投身于从军报国之列,以至于产生了一支闻名全粤的“薛家将”——薛岳之外,还有其三弟薛仲述(中将)、四弟薛叔达(中将)、五弟薛季良(少将)、堂弟薛仰茂(上校)、薛仰森(上校),以及同宗族的薛超(中将)、薛仰宗(中将)、薛仰仁(少将)、薛纯武(少将)等几十人。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有薛岳这棵大树在,薛家子弟的晋升之路也变得容易得多。
薛岳六岁入学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由于其颖异过人,所以每每可以背诵先生前一天所教授的课文。薛岳八岁入九峰乡初等小学,十二岁入乐昌高等小学。乐昌高等小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校长为曾举孝廉方正的前清进士周承烈,加上薛岳的刻苦,这一时期令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也陶冶出了一种耿介超脱、刚毅不苟的风格。
薛岳有一位堂叔,喜欢给孩子们讲一些诸如薛仁贵征东征西、罗通扫北、岳飞抗金、太平天国洪杨革命之类的历史故事,薛岳的民族意识、革命思想都是在这些小故事中潜移默化地熏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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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已轰轰烈烈举行了,“二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铭记它、反思它自然是意义重大。
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录和材料可谓汗牛充栋,穷尽一生也无法尽览,但是事实上,由于一些研究上的严重障碍以及认识上的巨大误区,至少在抗日战争方面,我们的研究和撰述还存在着极大的不足(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战史部分向来薄弱)。
不能好好地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那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读史使人明智”,甚至还会误导人;不能写出一部部信史,便不可能让我们真正认清自己,即便是日本这个昔日的对头也仍然不会尊重我们,甚至从心底里鄙视我们——因而,中日两大民族也就不可能和解,进而无法增进东亚人民共同的福祉。
笔者不才,愿意尽量写出一部信史供大家参考。在继《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之后,笔者又选定了抗日名将薛岳作为新的研究、写作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
第一,薛岳在抗战中被认为是歼敌数量最多的中国将领,而且还有万家岭大捷、三次长沙大捷等得意之作,因此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抗战第一名将”,乃至有“战神”之誉。
第二,关于薛岳的传记目前在大陆所见甚少,就是已出版的,质量也是不尽如人意,因此有必要重新再花心思、气力写作一部可靠的薛岳传记(侧重抗战)——至于效果如何,自然是读者诸君最有发言权。
第三,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薛岳的不尽完美是肯定的,甚至于他身上的缺陷、不足还不少;事实上,在薛岳的战绩中,在当时需要鼓励民心士气的大背景下,掺杂的水分很多,甚至连薛岳本人也有自吹自擂的癖好。为了对历史负责,自然需要尽量还大家以真相。
第四,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涌现出了无数勇于牺牲、奉献的优秀中华儿女,他们所代表的这种不畏强暴、顽强奋斗的民族精神,值得永远铭记和传承下去。薛岳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足以鼓舞来者,就像岳飞曾经激励过他一样。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今天隆重纪念抗日战争、缅怀抗战英烈,绝不是为了铭记中日之间的仇恨、单纯向日本索取利益,而是为了维系我们的反抗暴力、反抗暴政的民族精神之不坠,没有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我们的民族就只是一个卑琐的、可怜的民族。也许我们曾经有过错误的思想、有过曲折的道路,但只要我们勇于求索、勇于去探寻和捍卫真理、捍卫良知,我们的民族才不会丧失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笔者从小酷爱历史、军事,对“真实”的东西有一种过度的偏好,虽然从来没有看过一部武侠小说(感觉那是虚假的)、没看完过一场足球赛(感觉那只是游戏),却翻阅过无数历史、军事著作,且深为其中的真实多彩、震撼有力所陶醉。尽管这其中大部分著作的质量不敢恭维,但在当年足以成为少年时代的笔者所津津乐道的谈资。
笔者有时不禁这样思考:作为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甚至是深爱和平的人们对它着迷呢?
大概有这几点缘由: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本质上也是嫉妒、好斗的,而战争又是一种人类争夺的极端的表现形式,战争中充满了种种经验教训,足以为现实中奋斗的人们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因此,大家潜意识中普遍喜欢研究战争。当然,对于战争的好奇、对于重大历史现象的关注,也是人之常情。
从甲午战争到全面抗战,透过我们被动挨打的表象,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国力的差距,跟国土面积、人口等要素关系都不是直接的,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的差距——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半专制半法治(混合体制),但中国纯粹是一个专制、人治的国家,腐败、无效率、资源无法有效整合,这就注定了我们与现代化无缘,注定了我们自身的落后。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颇类似希特勒,喜欢对军事指挥指手画脚,偏偏蒋本人又非军事行家,着眼也往往出于政治目的。按照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三卷)中的说法,现代战争是非常复杂的,参谋本部的作用大大提升,它反过来又使得“战争的艺术变得机械化和教条化”,且“主动权下移,由总司令移到军团司令或军长手中了”。这样一来,就需要高级指挥官们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来弥补指挥系统的呆板、不足,因此才有了“任务式指挥法”(“二战”前期德军胜利的重要保障)。
古语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意在强调将领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过分干涉,使得本来就呆板异常的国军指挥系统更加不堪;由于手脚受到束缚,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乃至军长、师长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大大抑制。大兵团作战本来就是中国军队的软肋,经过蒋介石的种种“点拨”之后,中国军队的指挥更加处于下风,在几乎所有的大规模作战中都没有占过什么便宜(可参见《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可是,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大背景下,薛岳能够取得一些不凡的成绩,固为难得之至,也彰显了薛将军本人的突出才干。现代战争诚然是复杂的,也没有哪一位现代名将没有败笔,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求胜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薛岳一生的主要功绩和亮点是抗战,因此本书侧重表现的是抗战时期的薛岳,这与纪念抗战的主题也是契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