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焕育编著的《蒲剧史话》通过翔实厚重的史料,丰富多彩的内容,雅俗共赏的笔调,对蒲剧起源的时间和形成的文化因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流变、优秀演员与流派;表演风格和特技、经典剧目以及蒲剧的现状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作者杨焕育在编剧的同时,热衷于戏曲理论研究,曾参加《蒲州梆子志》编纂工作,出版有“梨园英华丛书之一”的《王秀兰》和戏剧评论集、《剧作选》等专著。纵观全书,广征博引,条理清晰,文笔流畅,可读性强。并配有珍贵的史科照片,图文并茂,装帧精良,是弘扬中华戏曲艺术,宣传戏曲文化,普及戏曲知识的大众化通俗读物。
蒲剧也称蒲剧梆子,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戏曲艺术。因兴于山西古蒲州一带而得名。杨焕育编著的《蒲剧史话》以翔实厚重的史料、丰富多彩的内容、雅俗共赏的笔调,介绍了蒲剧的起源、发展、流变和现状,以及蒲剧的经典剧目、流派等,充分展示了蒲剧的独特艺术魅力。本书还配有珍贵的史料图片,图文并茂,是弘扬中华戏曲艺术,宣传戏曲文化,普及蒲剧知识的通俗读物。
一 蒲剧的起源
蒲剧,因发源于山西省南端的运城市古蒲州(今属永济市)而得名,也称“蒲州梆子”,新中国成立后定名“蒲剧”。
蒲剧还有众多名称。相对于锣鼓杂戏、曲子戏、清戏、线偶戏、道情等当地的小剧种而被称为“大戏”;因音乐急管繁弦,唱腔音高板急,民间称之为“乱弹”;又因用枣木梆子击节,故被称为“蒲州梆子”;根据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西北各省称蒲剧为“山西梆子”;晋中、晋北则称蒲剧为“南路戏”。此外,东北、京津一带因分不清秦、蒲两地的语言和腔调而把蒲剧称为“秦腔”或“山陕梆子”;又因唱腔尾音上挑,北京人称之为“勾腔”。
蒲州梆子和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合称“山西四大梆子”,而蒲州梆子居“四大梆子”之首。其他三大梆子的形成,都曾受到蒲州梆子的影响,同时蒲州梆子还影响到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等的衍生形成,因而蒲剧被尊为梆子戏的鼻祖。
运城位于黄河金三角之东角,古称“河东”。这里不仅孕育了华夏文明,也是中国戏曲的摇篮。
追根溯源,戏曲源于歌舞说唱,歌舞说唱又始于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号子和歌谣。据传,黄帝和蚩尤为争夺运城盐池而战时,曾用鼍皮作鼓,敲击鼓点,激励将士奋勇杀敌;尧王执政时,就有《康衢谣》《击壤歌》民歌流传,舜帝巡视盐池时,曾抚五弦琴作《南风歌》;春秋时,晋国曾出现乐师师旷、伶人优施。孔子编辑《诗经》,其中《魏风》《唐风》就是流传于河东的民歌。这些民歌和民间锣鼓以及祭神祀天的舞蹈,逐渐形成戏曲的雏形。
纵观戏曲的源流,从春秋战国到秦时期,有表演歌舞的优伶和驱鬼逐疫的傩戏;从汉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有百戏、散乐和线偶戏;到隋、唐、五代,戏曲逐渐成形,有了表演形式的参军戏。尤其是唐玄宗设教坊、兴梨园,招收梨园弟子学艺演戏。唐玄宗也曾粉墨登场,扮演角色,被奉为戏曲祖师爷,而供于后台。运城闻喜县的礼元镇就是因唐代在此设梨园而得名,是唐玄宗设在河东的“戏剧分校”,现有唱戏凹遗址佐证。宋代已有杂剧活动,金称院本。元代杂剧日趋成熟,达到高峰期。从河东出土的戏曲文物汉代百戏楼,稷山、垣曲金墓中的杂剧砖雕,元代芮城永乐宫石棺上的线刻戏曲故事和现存的宋代《乐楼碑记》,以及保留在晋南大地的六座元代舞台、七座明代戏台,都充分证明蒲州、平阳一带历代戏曲活动的盛况,这些成为衍生蒲剧的丰饶沃土和文化基因。
1 蒲剧起源的时间
关于蒲剧起源的时间问题,戏剧界一直存在两种说法:蒲剧发祥地运城和临汾两市研究蒲剧史的专家和学者认为,蒲剧起源于元末明初,成熟于明代中叶,兴盛于明末清初;而北京和省城太原的一些戏剧专家认为,蒲剧起源于明末清初。
我们认为,蒲剧起源于元末明初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理由有三。
一是明初朱棣曾经流放政敌到蒲州充当乐户。史书记载,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病逝,因太子朱标死得早,便传位于长孙朱允炆,年号建文,史称“惠帝”。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的四子,被封为燕王的朱棣,欺负侄儿朱允炆年幼,便起兵夺了皇位,改元永乐,史称“明成祖”。他把都城由南京迁到他的封地燕京,改名北京。朱棣为了封住文武大臣和老百姓的口,命侍讲学士方孝孺为他撰写一份承父替侄儿登极的诏书,以制造舆论,被方孝孺一口拒绝。朱棣以灭九族相威胁,方孝孺秉性刚直,仍拒绝道:“你灭我十族我也不写!”朱棣气急败坏地说:“我就灭你十族!”朱棣一怒杀了方孝孺。因为法律只有灭九族一说,并无十族可灭。为了争回面子,在灭其九族后,朱棣硬把方孝孺的学生作为十族治罪,流放到山西蒲州去做乐户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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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天籁,从一本装帧精致的书卷中传出,让人听得到腔高板急的激越,也听得到圆润婉转的悠扬。
最具特色的,是那枣木梆子的击打声,清脆而嘹亮。
一页页,一行行,从那字里行间,我们寻声探韵,曲径通幽,访流问源,终于探寻到了她的源头,探寻到黄河岸边,探寻到中条山下。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蒲州梆子——蒲剧,一个古老的梆子剧种。
早在元末明初,在河东这片历史悠久文化繁荣的地带,一个新的剧种,趁着杂剧和昆曲的渐渐式微,带着一股乡风野趣,登上了中华戏曲的历史舞台。她比杂剧丰富,又比昆曲俚俗,因而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于是羽翼日渐丰满,终于飞出襟山带河的逼仄地域,飞向了京都大邑,飞向了天南地北,成为誉满城乡的一流戏曲。她的声腔、她的节奏、她的表演、她的特技,曾经让朝廷和后宫啧啧称奇,让京城观众沉迷陶醉,也让如今称之为“国剧”的皮黄汉调礼让三分。
一部中华戏曲史,没有她,会显得怎样的贫乏和苍白,不能想象。
这本书,介绍了蒲剧的起根发苗,介绍了蒲剧怎样成长为参天大树,怎样的青枝绿叶,怎样的摇曳多姿。读了这本书,蒲剧片片断断的传说成为历史的考证和艺术的演绎;蒲剧的那些远去了的角儿名演,仿佛又眉目清晰地复活在我们的面前。读了这本书,我们更加明晰地了解到,脚下的这块土地曾经怎样被浓稠的艺术汁液浸泡;我们更加欣慰地知道了,河东的父老乡亲曾经历了怎样高密度的艺术熏陶。
一部河东地方史,没有她,会显得多么的单调和寂寞,也不能想象。
她是河东骄子,她是河东天籁,她是河东百姓文化生活的生命向往和精神支柱,她关乎河东人民几个世纪的喜怒哀乐。
是这本书,让我们感知了这一切,也让我们享受了这一切。
这本书,内容之全面,史料之翔实,博采之丰富,描述之精到,使我们如进宝山,目不暇给,感到十分欣喜。我们的蒲剧,在中华戏曲之丛林中,像一棵傲岸的乔木,这本书的书写,让她更加显得挺直而崔嵬,枝叶茂密而葳蕤。那些班社,如“唐风”“晋风”“虞风”“晋声”;那些艺人,如“四大名旦”“五大名演”“九朵红梅”,如星汉灿烂,满树繁花,悦人耳目;那些剧目,如《杀狗》《挂画》《窦娥冤》《薛刚反朝》;那些招式,如帽翅、翎子、梢子、花梆子,似姹紫嫣红,满园春色,沁人心脾。
我们喜欢这本书。我们感谢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的朋友杨焕育先生撰写的。
40年前,我和焕育结识,就是因了戏剧。我们共同接受了一个小剧本的写作任务。那时候我们都是回到乡间的知识青年,都在为贫困的物质生活而迷茫,也为更加贫困的文化生活而迷茫。我们不甘沉沦,但无力改变这样的困境。对艺术的共同爱好,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于是就开始了大半生的交往,也开始了大半生的努力。我们在蒲剧发源地——古老的蒲州,而今的永济市文化部门里工作,不止一次地共同进行过剧本创作,为剧本的写作辛苦过,也为剧本的成功喜悦过。为了一个戏剧情节的安排,我们一起熬过不眠之夜;为了一句唱词的推敲,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我缺乏他的执著和坚守,看到剧本创作过于繁难,就改变了创作方向。而焕育则跟着剧团,常年演出,在那样艰苦和流动的生活中坚持学习、坚持写作,终成大器,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成为国家一级编剧,成为蒲剧剧种的编创骨干。他的成功,是他富有事业心的成功,是他对艺术追求的成功,也是他坚持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功;是他个人的成功,也是蒲剧事业的一份成功。
焕育还是一位杂家,有着多种艺术爱好和文化兴趣,对诗歌、小说、民间文学、书法绘画等都有涉猎,对各种艺术门类都有一定的造诣。他是个有心人,对蒲剧史研究也情有独钟,大量搜集资料,深入探索,曾为蒲剧大师王秀兰立传,也多次为辞典、志书撰写蒲剧辞条。为蒲剧写史,是他的分内,也是他的职责,更是他的宿命。他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为了艺术,为了蒲剧,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做出了贡献,完成了使命。他尽力了,也达到了一个高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为一部蒲剧史这样的著作写序言,以我的身份和资历本不敢担当,但是,不管焕育资深到什么程度,结识了多少大家,谁还具备我这样与他因为戏剧创作而交往40年的友谊呢?于是,我就不揣浅陋,写了这个也许不够格的序言。
一级作家
原运城市文联主席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王西兰
我出生在蒲剧发祥地的山西永济,家乡石桥村就是一个有名的戏曲之乡。蒲剧名丑吕庚仁、著名琴师车泰娃、鼓师车林娃、优秀青衣演员朱秀兰等就是我们村的。民国时期,我们村在陕西经商的杨春兴,还从西安购回两副戏箱,聘名家,组戏班,四乡演出。王秀兰的师傅原筱亭就曾在春兴戏班献艺。而且,我们村不管庙会不庙会,祭神不祭神,啥时想演戏,打起家伙就开场,故而留下“石桥村,爱张狂,唱戏不和神商量”的口歌。
浓郁的戏剧氛围,使我从小就爱上了唱戏。上小学时,就经常偷偷摸摸到村里的家戏班串演小角色。初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我成为村业余剧团的一员,不仅演上了大角色,还兼做编剧、导演、作曲和画布景,一时成了大红人。我自编自演的现代戏,不仅乡亲们爱看,每次赴县汇演都会拿个大奖回来,渐渐地在县上也有了点名气。“文革”后,县剧团缺个编剧,便把我从村里一下调到县剧团做编剧。十年后,地区蒲剧团又把我作为青年编剧调到地区,没想到,我一个草根编剧竞登上了蒲剧的最高殿堂。机遇也好,缘分也罢,自认为未负众望,在县里、在地区皆写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好剧本,有的还成为梅花奖演员的夺梅剧目,有的成为保留剧目,有的还在《剧本》月刊发表,我也获得一级编剧职称,还被省文化艺术创作中心聘为创作员。
在编剧之暇,我还热衷于蒲剧史料搜集和研究工作,写了不少探讨蒲剧艺术的文章,散见于《中国戏剧》《文艺报》《戏剧电影报》《戏友》《蒲剧艺术》等报刊。1999年,应谭志湘、吴乾浩主编之邀,我为“梨园英华丛书”撰写了蒲剧大师王秀兰的传记文学《王秀兰》,反响不错;2006年,又参加了《蒲州梆子志》编纂工作;2012年又有幸“烟花三月下扬州”,参加了“中华戏曲丛书”编撰会议,撰写《蒲剧》篇;而今又撰写《蒲剧史话》。
根据我的素材积累,自认为任务不大。谁知待到动笔时,却因素材太多,反成了老虎吃天,没法下爪。书房的蒲剧资料成堆成摞,发表的有关戏曲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几十万字。然而“中国史话”丛书要求每种写4万~5万字,而我压缩哪一部分,都舍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横下狠心,根据要求边写,边删,边添,边改。虽说勉强完稿,但是否剪裁得当,这份卷子是否合格,还有待监考的编辑同志评审,我只能说,自己尽心尽力了。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运城市青年实验蒲剧团景雪变团长、市蒲剧团王艺华团长,还有临汾蒲剧院任跟心院长、武晓朝副院长等大力支持,他们为本书提供了有关资料和图片,使《蒲剧史话》更圆满、更全面。我的文朋戏友任国成、王思恭、王建华、乔云鸽、杜建东、李玲枝、曹东红等热心相助,为我打印文稿、选录图片,特别是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原运城市文联主席、一级作家王西兰先生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文稿,并为之写序,在此一并道一声:“衷心感谢!”
文中有些观点、事例若有不当之处,欢迎有关专家和各方人士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更正。
最后,向中国剧协、扬州古籍线装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同志们诚挚地道声:“谢谢!”
杨焕育
2015年g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