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思念
今年冬天真是冷得出奇，雪也下得特别大。孙子们去参加滑雪冬令营了，隔着话筒传来的童音，听起来格外清脆明朗。听说往年雪下得不够厚，滑雪场就会采取人工制雪。得悉这一点，我就对送孩子们去滑雪这件事始终不甚满意。今年倒好，大雪纷飞，孩子们终于能够在真正的冰雪上滑雪、滑雪橇，令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屋前有一片树林，放眼望去，玉树琼枝闪得人满眼生花。然而，我终究是惧怕雪的。我母亲摔伤的那一年，也飘着这样的大雪。母亲滑倒在雪地上，摔断了尾椎骨，前前后后接受了好几次老人们难以承受的大手术，结果还是被残忍地剥夺了行走的自由。那以后的十年里，母亲被“囚禁”着，家成了她唯一的活动空间，直到去世。如今，我也到了母亲摔伤的那个岁数。正是因着我亲眼目睹了老年人失去行走的自由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早早地主动禁足，乖乖地待在家，只求安然无恙地度过冬天。如若有人相问，人活一世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首选“行走的自由”。母亲去世那阵儿也是飞雪漫天，她在数九寒天里离开了这个世界。灵车歪歪斜斜地蹒跚在去公墓的上坡路上，每一个瞬间都那么岌岌可危。老人家们都希望在既不冷也不热的春秋之际离去，似乎那样就可以少一丝哀怨，减一缕苦痛，说到底，只是一门心思替儿女们着想罢了。可偏偏上天不遂老人愿，据说酷暑或严寒持续的天气里，老人们的意外死亡率是最高的。尽管我们对持续升温的温室效应已不感到稀罕，可去年夏季前所未有的桑拿天气持续到立秋、处暑后也不见有所收敛。是什么令我在这冰天雪地的严冬里不时想起去年出奇的酷热而心有余痛呢？
我有一个住在阁楼的堂妹，我们姐妹二人都已迈过了花甲那道坎儿，可她整整比我小了八岁。妹妹的面颊粉扑扑的，几乎看不到一丝皱纹，再加上肌肤滋润光泽，看起来倒像是五十出头的人。然而妹妹却最惧怕过冬天，气温一降到零下，别说提不起一丁点儿重物，就连走起路来都是慢慢腾腾、一瘸一拐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一转冷，她浑身就没有一处骨节儿不酸疼的。妹妹时常把自己的这个老毛病抱怨为“冤家关节又复发了”“要是没有这个浑蛋关节的话”，仿佛“关节”就是一种恶疾的代名词似的。也难为她了，有一次家里来的客人们高谈阔论时事，说什么“IMF毕业没毕业”，听来听去她弄得一头雾水，就跑到厨房贴着耳朵问我“IMF是什么大学”。起初家里来的客人们都以为妹妹是赖在我们家吃闲饭的。我担心妹妹被人误会是寄人篱下的保姆，便明明白白地告知说她是我的堂妹。于是不知从何时起，大家开始亲切地称她为“阿姨”了。妹妹也非每日都来，通常像钟点工那样一个星期固定来两次，过来打扫打扫、洗洗衣服、做做小菜什么的。但如果家里请客、逢年过节抑或祭祀的时候可以随叫随到。如今的年轻人，孩子百日酒啊，周岁宴啊，动不动就上大饭店或者高级餐厅去办，可真叫我看不顺眼。因此不管是我非得请人吃午餐还是别人想请我吃午餐，我都懒得出去，叫人到家里来吃。这也许是我对那种行径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吧。哪怕只是一餐饭食，在家里请，也不是动动嘴那么容易。倘若没有得力的“金刚钻”，哪敢动那个念头。妹妹做得一手好菜，每每来我家时各种小菜都做得分量绰绰有余，足够那些赞不绝口的客人打包带走。而不明真相的客人都以为那是我的手艺。等到儿女们脱了手，可以自我照顾的年纪，我们就组织了同窗摇会。。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只要轮到我领基金，摇会的朋友们就不放过我，“去你家吃吧，让我们尝尝你的手艺”，无形中给人施加压力。也不看看她们自己，连乔迁宴都是在外请客。我们这帮同学虽各有各的造化，然无一例外口味变得百般挑剔。想来是赶上了好时候，亦或是我们越老越矫情。曾几何时，我们把大酒店的自助餐当做至上美味、飞来口福，经常是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然而人离死亡的门槛越来越近，即使只是头颅，也想冲着故土的方向，味觉，大概也在经历过时间旅行之后回归于初始的地方。这些老古董级别的舌头都道我们家的饭食最可口。勿论其他，单是那清淡淡、软乎乎的炝拌萝卜之类的小菜，她们就是死活也做不出我们家那个味儿。也许我出身于开城，她们就觉得我的厨艺神乎其神。平心而论，我不讨厌这样的羡赞。岂止不讨厌，反而欲把它捧到一个弘扬传统、树立家风的高度。我动辄在家里请客吃饭，也许图的就是能听听别人的誉美。所谓卑贱，本来与平凡一脉相通。我们家独一无二的味道，从泡菜到辣椒酱、豆酱其实无一不是出自妹妹之手，根本不是我的手艺，可我却心安理得、泰然自若地剽窃着妹妹的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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