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燕国军队乘胜长驱直入，齐国大小城池望风崩溃。乐毅整肃燕军纪律，禁止侵掠，寻访齐国的隐士高人，致以荣誉礼待。还放宽人民赋税，革除苛刻的法令，恢复齐国过去治理国家的良好传统，齐国人民都十分喜悦。乐毅于是就调左军在胶东、东莱渡过胶水；前军沿着泰山脚下向东到达渤海，进攻琅邪；右军顺着黄河、济水而下，屯扎在东阿、鄄城，与魏国军队相连；后军靠近北海，安抚千乘，中军占据临淄，镇守齐国国都。他还亲自到城郊祭祀齐桓公、管仲，旌表齐国贤良人才所住里巷的大门，赐封王蝎的陵墓。经过收敛人心，齐国人接受燕国的封号、领取俸禄的有二十余人；接受燕国爵位的有一百多人。六个月之内，燕军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都设立郡县治理。
【原文】
初，燕人攻安平，临淄市掾田单在安平①，使其宗人皆以铁笼傅车转。及城溃，人争门而出，皆以转折车败，为燕所擒；独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免，遂奔即墨②。是时齐地皆属燕，独莒、即墨未下③，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即墨大夫出战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④，是多智习兵。”因共立以为将以拒燕。乐毅围二邑，期年不克，乃令解围，各去城九里而为垒，令曰：“城中民出者勿获，困者赈之，使即旧业，以镇新民。”三年而犹未下。或谗之于燕昭王日：“乐毅智谋过人，伐齐，呼吸之间克七十馀城，今不下者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耳。今齐人已服，所以未发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齐多美女，又将忘其妻子。愿王图之！”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言者而让之曰⑤：“先王举国以礼贤者，非贪土地以遗子孙也。遭所传德薄，不能堪命，国人不顺。齐为无道，乘孤国之乱以害先王。寡人统位，痛之入骨，故广延群臣，外招宾客，以求报雠⑥；其有成功者，尚欲与之同共燕国。今乐君亲为寡人破齐，夷其宗庙，报塞先仇，齐国固乐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乐君若能有齐，与燕并为列国，结欢同好，以抗诸侯之难，燕国之福，寡人之愿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斩之。赐乐毅妻以后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辂车乘马。后属百两，遣国相奉而致之乐毅，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不受，拜书，以死自誓。由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莫敢复有谋者。
【注释】
①田单：临淄人，战国时田齐宗室远房的亲属，任齐都临淄市掾（秘书），后来到赵国作将相。市掾：管理市场的官员。②即墨：今莱州。③“独莒、即墨未下”句：只有莒城、即墨没有沦陷。莒城，又称莒州，位于山东省东南部。④“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句：田单是齐国田氏远房的贵族，曾在临淄做过小吏，齐国都城临淄被攻陷时，田单携家乘车逃到安平。一路上见到逃难的车辆十分拥挤，他估计燕军还要来追，就把车轴用铁皮包起来。过了不久果然燕军追来，齐人争相逃命，一路上许多车辆为夺路互相碰撞，车子撞断了车轴，无法行走，只有田单的车顺利地逃到了即墨。⑤引：拉。⑥雠：同“仇”。
【译文】
当初，燕国军队攻打齐国安平时，临淄市一个小官田单正在城中，他预先让家族人都用铁皮包上车轴头。到了城破的时候，人们争相涌出城门，都因为车轴相互碰断，车辆损坏难行，被燕军俘虏，只有田单一族因用铁皮包裹车轴得以幸免，逃到了即墨。当时齐国大部分地区都被燕军占领，仅有莒城、即墨未沦陷。乐毅于是就集中右军、前军包围莒城，集中左军、后军包围即墨。即墨大夫出阵战死。即墨人士说：“安平之战，田单一族人因铁皮包轴得以保全，是因为田单足智多谋，熟悉兵事。”于是共同拥立田单为守将来抵御燕军。乐毅包围两城，一年未能攻克，于是就下令解除包围，左军、后军都退到即墨城外九里处修筑营垒，下令说：“城中的百姓出来不要抓捕他们，有饥饿的赈济他们，让他们各操旧业，以安抚新占地区的百姓。”过了三年，两城还未攻下。有人在燕昭王面前挑拨说：“乐毅智谋过人，进攻齐国，一口气攻克了七十余城。现在只剩下两座城没有攻破，不是他的兵力不能攻下，之所以三年未攻克，是他想倚仗兵威来收服齐国人心，自己好南面称王呀。如今齐国人心已服，他之所以还不行动，是因为他的妻子、儿子在燕国。况且齐国多有美女，他早晚将忘记妻子。希望大王早些防备！”燕昭王听罢下令设置盛大酒宴，拉出说此话的人斥责道：“先王倡导在全国礼待贤明的人。不是为了多得土地留给子孙。他不幸碰到继承人缺少德行，他不能完成大业，使国内人民怨愤不从，无道的齐国趁着我们国家动乱之机残害先王。我即位以后，对此痛心疾首，所以才广泛邀请群臣，对外招揽宾客，以求报仇。能使我成功的人，我愿意和他分享燕国大权。现在乐毅亲自征战，为我大破齐国，平毁齐国宗庙，报了旧仇，齐国本来就应归乐毅所有，不是燕国该得到的。乐毅如果能拥有齐国，与燕国成为大周的诸侯国，两国结为友好邻邦，共同抵御其他诸侯国的来犯，这正是燕国的福气、我的心愿啊！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呢！”于是将那人处死。又赏赐乐毅妻子以王后的服饰，赏赐他的儿子以王子的服饰，配备君王车驾乘马，及上百辆属车，派宰相送到乐毅那里，立乐毅为齐王。乐毅十分惶恐，不敢接受，一再拜谢，写下辞书，并宣誓以死效忠燕王。从此齐国人敬服乐毅的德义，各诸侯国也敬畏他的信义，没有敢再来算计乐毅的了。
P19－20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梁启超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其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囊括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并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加在一起，共有294卷，其中数隋唐五代的部分所占比重最大。
《资治通鉴》全书约300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人物评价等多个方面。其所取材料除了正史以外，还有不少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周密而完备。和司马光一同编写该书的刘敛、刘恕、范祖禹都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中刘敛负责战国、两汉部分；刘恕负责三国、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隋、唐、五代部分。他们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辨析、选择，然后再交由司马光取舍要点、编辑定度，制成初稿。这样，在保证全书内容的丰富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又让彼此独立的材料系统化。
《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数百种，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但因为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它又并非一部单纯叙述历史事件的书，而是有很强的政治功用。这还要从《资治通鉴》诞生的背景说起。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后开始的战乱局面，再一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然而，北宋的君主、大臣都十分清楚，于内，国家政治积弊甚多；于外，边疆地区又极不稳定。对此，司马光、范祖禹等大臣心急如焚，他们试图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方式，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1066年司马光献给宋英宗一本书——《通志》，即《资治通鉴》的前身。该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讲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兴亡。司马光希望宋英宗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治世启发。
宋英宗对《通志》非常满意，遂命司马光写作《历代君臣事迹》。为此，他特地下诏设置书局，拨出专款，要司马光自选助手，专事编写，并允许司马光阅览皇家图书。司马光大为感动，用了19年的时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将该书编写完成。不过，宋神宗并没有沿用当年英宗所定的书名，而是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为该书定名“资治通鉴”。
由于这个缘故，《资治通鉴》的选材非常讲究，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即使不抱任何目的地阅读它，人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以善为法，以恶为戒。而其在叙事之后，还有议论，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议论了解司马光所在时代的价值观。这些议论共186篇，司马光所作的占102篇，为“臣光日”。历史学家陈垣认为，司马光“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
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在文学史上，《资治通鉴》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宋元之交的史学家胡三省称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评价它：“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自《资治通鉴》后，以编年体为形式的史书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参考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方法考辨史实，选取史料不限于正史实录，注重史据和史事的情理，掀起了一股考辨之风。而南宋的史学家袁枢更是从《资治通鉴》中得到启发，取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创造了新的写史体例——纪事本末。
一部伟大的史书不只可以帮助人们知悉过去，它就像一条深沉舒缓的大河，人们可以临河照影，把它当作了解自己的镜子，也可以以身涉河，如渔夫捕鱼一般，于其中攫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许还会得到自己想都未曾想过的宝藏。而纵览它的奔流之貌，人们还能借它来推求未来。
当然，读完30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既需要坚强的毅力，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因此本书精选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最精彩的篇章，让人们能够以精达全、深入浅出地体悟整部《资治通鉴》的精神。由于在精选的同时，本书完好地保留了《资治通鉴》的通史体例，就确保了整部作品灵魂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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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撰的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由宋神宗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亲赐名。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在文学史上，它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全书卷帙浩繁，共294卷，300余万字，记载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民事和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史实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博大精深，通古今之变，有“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的美誉，备受历代统治者及文人学士的青睐，视之为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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