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边书的前世今生
谈毛边书需要先谈它的定义。由于现代的铅印平装书对于我们来说是舶来品，而线装书才是我们的专利，所以谈起毛边的定义，还是得遵从西方的说法。法俄英德称毛边书为“未切本”，定义是“书籍出版后，有经装订而书页尚未切开的，称为‘未切本’，在法文书中甚为流行”。我们叫习惯了的“毛边书”里的“毛”，实际就是西方定义的“未切边”——“书或杂志常有折页尚未切口的，此边称之为‘未切边”’。
说起来，毛边书实属图书装帧的范畴，是装帧的手段之一，如同封面、扉页、字体、行距、插图一样，它们共同完成了一本书的外观和内在。只不过读者习惯了切边本，看到毛糙糙的没有裁开的书页很是怪异，他们通常会说：“这本是个废品吧，你瞧连页还没裁开呢。”实际上，读者没有说错，将书边裁齐是印书车间的最后一道工序，除非作者特别嘱托了“别裁边”，工人们是不会忘了这“最后一刀”的，忘了就是废品。一个世纪以来，喜欢毛边书的人群乃“小众里的小众”。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毛边书热了三十来年了，但是如今谈起毛边书来，好像仍然处于启蒙阶段，仍然得ABC地从头谈起，这个A就是鲁迅先生。说毛边书，鲁迅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号主角。鲁迅关于毛边书的经典语录被无数次地提及，现在依然如此。
鲁迅先生曾自称“毛边党”，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初版就是毛边本，如今已成珍罕书籍。他曾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说道：“《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但如麻烦，那就算了，而且装订作也未必肯听，他们是反对毛边的。”
此事是指《集外集》的付印，大概曹聚仁筹划此事，所以才会有先生的叮咛。在同年的七月十六日，鲁迅先生给萧军的一封信中同样说到毛边书的问题：“许(指许广平)谢谢你送给她的小说，她正在看，说是好的。切光的(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有毛边本)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
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也对毛边书有着精辟的见解。周氏兄弟所办的《语丝》杂志是非常有名的刊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的那期(第一百二十九期)上，有位青年读者方传宗给周作人写信询问“毛边装订的理由”。方说：“近来毛边装订书的制出真是风行一时了：北新啦，创造社啦，光华啦．开明啦等书局最新出版的书籍几乎都是毛边装订的。”这口气分明是对一窝蜂的毛边书热的不满。方抱怨道：“若说阅读时带着一把小刀是富有艺术意味，那更是不值一驳的一句牵强话！”方向周作人求助：“岂明先生，你是留心我们青年种种问题的人，好在《语丝》也并不是那一类毛边装订的书，那我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我的意见，求你公开解决我们对于读那类书的时间上的损失(至少是我个人的损失)；或者请你更详细地、满意地来解答毛边装订书的理由。但切不要以‘此自古已有之’或‘外国亦然’等敷衍话来塞责！”
令我想不到的是，当年毛边书初兴之时，会遭到如此猛烈的反对。这位方先生说《语丝》不做毛边，也许是他没看到，《语丝》也做有少量的毛边本，笔者收存了好几本呢。有趣的是，我抄方先生的这段话就是从毛边《语丝》上抄来的。
周作人回复方先生，称毛边书有两个好处：“第一，毛边可以使书不大容易脏——脏总是要脏的，不过比光边的不大容易看得出。第二，毛边可以使书的‘天地头’稍宽阔，好看一点。不但线装书要天地头宽，就是洋装书也总是四周空广一点的好看……至于费工夫，那是没有什么办法，本来读书就是很费工夫的，只能请读者忍耐一下子。”
热爱毛边书的一族虽然拥有鲁迅这面大旗，可是在民族危机频发的年代，这种小摆设的个人趣味，只有黯然地隐退到书房一隅，这一退便是半个世纪的光阴。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泰民安，毛边书热又悄然兴起．尽管依旧是文人趣味，但是赶上了全民收藏的热潮，毛边书沾了光，勃兴至今三十年，未见颓势。狂热之程度，参与之人数，均非二三十年代可比。
说起毛边书的第二次热潮，藏书家唐瞍(1913年一1992年)居功至伟。唐瞍的杂文风格酷似鲁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使用笔名“晦庵”发表杂文，居然被误认为鲁迅的又一个笔名。唐j叟藏书多为新文学绝版书，自然地继承了鲁迅的爱好。唐瞍说：“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也许是我的偏见吧：我觉得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油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所以所购取的书籍，也以毛边的居多。”唐瞍去世后，藏书捐给现代文学馆，现代文学馆出版了好几本关于唐瞍藏书的图书，使毛边书爱好者可以一睹早期毛边书的风采。据最新消息，在香港的一场旧书刊拍卖会上，唐弢的签名本《晦庵书话》拍出了二万七千港币的惊人高价。P3-8
这本小书，集合了作者在古城西隅“老虎尾巴”书窝生产出来的长长短短的文字，其中的某些文章生产日期较早，有些则为新作，不论新旧，作者均以为未过保质期，总是存在现实的意义或期之较远的将来。当这些记录了藏书经验、阅读心得的文字公之于众，作者便无力左右读者的评判。——谢其章
一本书不能缺了序，后记缺不缺，似乎是两可之事。在我，是不想后记缺席的，因为少了后记，就好比书少了后扉页，有头没尾。我看了当代许多人写的后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感谢”，有一位一连感谢了二十几个人及单位，真有“宁落一村，不落一户”之慨。一书之成，我个人体会，该感谢的只有一个人——向你约稿的编辑。没有约稿，连书都出不成，你感谢谁去？至于你写稿时谁谁鼓励过你，谁谁帮你找过材料，谁谁帮你端茶递水，这些似乎没必要感谢到后记里去吧。
鲁迅先生是个极端的作家。我注意过鲁迅的后记，他写的书很少有后记，但他翻译的编辑的书很少没有后记。鲁迅的后记亦有极端的例子，那就是篇幅很长或者超长。《朝花夕拾》的后记约七千字，还有若干插图，鲁迅写道：“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那一点文本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天热如此，汗流浃背，是亦不可以已乎：爰为结。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
最为极端的是《准风月谈》的后记，鲁迅写道：“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花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这一条尾巴又并不小……还是真的带住罢，写到我的背脊已经觉得有些痛楚的时候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鲁迅记于上海。”网络时代，一个夜，一个码字快手，也未见得完得成八十年前鲁迅这一夜的工作量。
二○一四年六月十二日夜于虎尾北窗之下
起这个书名，想了很久。前几天网络上称董桥又有新书将出，书名《读书人家》，听说也是想了很久。以“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比喻起书名，似乎不大离谱。起书名本身并非什么难事，难易程度取决于书的内容。我觉得小说和随笔最好取名，诗集也好取，全集更好取，《鲁迅全集》《斯大林全集》，想都不用想，一点儿难度也没有。偏偏我写的这类体裁，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书名里必须要镶进去一个“书”字。最极端的书名是民国藏书家周越然想出来的，他的书《书 书 书》，一个“书”不够，还连用三个，既空前亦绝后。多数的书名是平庸的，如《书林秋草》《书海夜航》《品书录》《书之爱》，等等。相比平庸，我更烦“书香”二字，拿来做书名，也许只有中国人想得出来。
周越然对于为何将书命名为《书 书 书》有过一番解释：“余本拟以‘某某读书志’为题，后见其中所包含者，‘闲’书过多，‘正’书过少，未免太偏，故改用今名。”我理解这段话里的“闲书”“正书”，是否还另外含有“闲话”与“正话”的意思。周氏的笔调一向有别于传统藏书家，他说的一些话。周叔弢们是绝说不来的。周越然最过分的言论是商榷古书版本时公然喊出的“寡妇野鸡”论，幸亏当年玩版本的只是一小撮儿，未形成大范围的骂仗。周氏对于书商也是没有好话的，但是比起周肇祥的破口大骂(“厂肆俗贩，性质几如一母所生。稍数过之，则鬼蜮无所不至，一经拒绝，则又砚颜相就，纯是一种诈伪行为。或谓若辈身有贱骨，投之豺虎，亦所不食。其言虽苛，亦可见其恶习之人人深矣”)。周越然显然是客气的：“‘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日‘书友’。黄荛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我曾说过，书商属于“离不了，惹不起”的行当。
我现在已经用不着和书商面对面打交道了，他们给我留下的好印象或坏印象，通通不重要了。风轻云淡，偶尔拿起某书会想起买它时的情形，“心头不禁略为回环片刻耳”(谷林语)。
不与书商打交道，并不是说连书也不去买了。现在不论新书旧书，我多是在网络上交易，虽然卖你书的还是书商，毕竟免掉了面对面交锋的尴尬。张爱玲这句话最是说到我心坎上：“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活的欢悦。”
近年，经常有朋友劝我“卖书”，好像我已经到了“及身散之”的一把岁数。虽然已不年轻，可是总感觉七老八十离我尚远。有位朋友劝我卖书的理由是“趁现在行情好”．我明白他的好意，因为他门儿清我书资的来源。我跟他讲，我终于想通了“买与卖”的辩证关系。如果卖书，那就必先断了买书，总不能一边还在买书一边又在卖吧．倒腾着玩呢?断不了买书之欲望，就不要考虑卖书之念头。 我不卖书，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在写东西。写东西就得用到书，内人经常动员我：“你先卖些用不着的书。”这就是外行话了。写作进行时，电光石火，你根本无法预知会用到哪本书。止庵先生坚持书柜里码书码成单排，也许怕的就是写到关键处需要找书查资料而不好找。本书里《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里引用的《追求》，多烂的杂志呀，可是缺了它，这篇文章就写不下去。我是现写现从网络上买来的，我家若是原来存有《追求》，恐怕也早就卖废品了。
还是洋人说得明白：“在形成和扩充收藏的过程中，随着藏品的不断增加，如何控制藏品的总量，这几乎是每个收藏家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清理固然是个办法，但可惜收效甚微。沿着书架走一遍，把没用的‘不重要的’书抽出来，这第一步所获得的战果就小得可怜，第二步把这些书放进书箱准备搬走时，战果又会更见其小：唉，这本书曾经多么重要，真不该处理掉；那本书是Y送的，扔了也太没心没肺了；还有这本，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是想这样为新藏品腾出空间，走不了多远就得停下来。把已经收集完整的藏书整套卖掉，这倒是一剂猛药，但一般只有非常成熟的藏书家才能做得到。”
一直记得这个故事，它使我明白了“事到万难须放胆”的道理。姜德明先生在《卖书记》里说：“大概人到了绝望的程度，也就什么都不怕了。这一次，我也不知道何以变得如此冷静和勇敢。我准备迎受书所带给我的任何灾难，一动也未动。相反地，静夜无人时，我还抽出几本心爱的旧书来随便翻翻，心凉如水，好像忘记了外面正是一个火光冲天的疯狂世界。”我经历过“文革”，如今再难，难得过那个时候吗?
二○一四年六月八日
谢其章编著的《书鱼繁昌录(精)》主要介绍了作者关于藏书方面的个人爱好、相关知识、独到见解及评论，抒写了作者关于书的热爱和关注，传达给读者关于书的封面设计和装订、内容形式和题材等方面的知识。书中配有多幅图片，均为作者所藏书刊，如较早时期的毛边本、民国时期的报刊、日据时期的文艺刊物、民国漫画等。同时还收录了稀见的柳存仁（柳雨生）、金性尧（文载道）所写的民国日记片段。并对“南玲北梅”（张爱玲和梅娘）、董桥等知名人士做了生动点评。
谢其章编著的《书鱼繁昌录(精)》是藏书家谢其章先生亲自汇编的散文随笔集，收录了作者近两三年内撰写的有关藏书往事、书人书事的文章，如对于线装书、毛边书以及书的护封等藏书问题的独到见解。全书共收录几十篇散文随笔，专业性与趣味性兼备，值得出版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