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滇缅公路染上的腰痛，发展成了坐骨神经痛，让他几乎筋疲力尽。有天，值他甫抵昆明一周，已近乎跛行的他，拖在朝大门蜂拥的人群后面，而他从来没有去到山林那么远。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十二月．每当飞机袭来，他坐在潮湿的稻田里，一动不动，而飞机的枪膛正在射击，不时往人群扔下手榴弹。两个学生死了，但温德，像往常一样幸运．看着飞行员两次对准他，却与他擦肩而过。因此他安然无恙．只是六个小时里警报解除的铃声都未响起，之后他又冷又湿地跛回家。次日，他行动困难，好在他的朋友、英国领事好心借给他一个热水瓶。在昆明，谁的愁苦要是能有热水瓶的慰藉，那是相当不错的。

遭受种种的温德仍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慰藉，虽然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甚至无法遵循传统敬畏死者。此时已经没有葬礼。遗体的处理“尽量安静而迅速”，温德得知皮雷先生——“一位在昆明办了多年英语学校的法国老绅士”的死讯，还是因为他偶然遇到二十多名学生，肩扛着一副棺材跑向城门。一支竹棍上插着小布旗，上有中文写着皮雷的名字，表示他们正要将他的遗体带出去行葬礼。

有太多需要适应的，但“最令人惊诧的是所有人，尤其中国人，很快就适应了。可能是严酷的环境让情感没有容身之地。我在经受恐怖的一天后无法入睡，但我尚未发现学生们也有相同的反应。我有这种情况，高海拔大概是一个原因”②。

他十七年前以某种文化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可以讲莎士比亚和但丁，米开朗琪罗和蒙田，贝多芬和莫扎特，有着吸引人的明晰和激昂。他是来讲课的，也是来学习的。他在中国发现了一种西方所匮乏的日常文化和礼节。但现在一切文化念头都要抛之脑后了。重要的是得活下来。即便一个人身体可以适应，情感的适应却需要更高的代价。要么遏制消沉的想法和感受，要么持续向恐惧敞开，不给想象力留下一席之地。

空袭过后，从山上回到城里，你会遇到：

一个女子的半身，沾满泥土，空洞地笑着，倚靠在树根处。路边有一个尘土翻飞、吐着黑水的池塘，乱蝇无数，水面上泛着白花花的米粒。在池水中央，有一只鲜红的小手，手指向天。盖上她的脸……薄棺为何太么窄?没有关系，多的是残肢断片，但这个赤身裸体的胖男子，肩膀还是齐全的，所以只能用铁锹用力压下去。……在我家门口，一个人跪着，屁股高高抬起，就像祈祷中的阿拉伯人。他的头不见了。他们说，这是我的木匠……一个女人爬上被炸毁家宅的废墟顶上，一直在挖刨着，她涨红了脸，脸上闪耀着落日最后一道余晖，悲极不成泣。①双眼中有深不见底的痛苦。讽刺的是，她的唇上却尽是木然。

今夜还有时间，“用你的手擦拭你的嘴，抿笑”②，当你在锁孔里旋转钥匙，吹熄蜡烛，子弹退回膛，你跌落地上，一口酒突然上头，掬一把热泪，直到你再度站起来。

P8-P9

1923年8月21日，36岁的温德离开美国，从旧金山登上“东京丸”轮，11天后抵达南京。从此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温德先生以英国文学教授之身份，辗转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与闻一多、吴宓、瑞恰慈、燕卜荪、费正清等一批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师共事多年。曹禺、李健吾、钱锺书、赵萝蕤、盛澄华、李赋宁、王佐良、何兆武、季羡林、杨绛等下一辈学人皆曾受教于温德。最为难得的是，温德先生和中国人一起捱过了抗战、内战、“文革”等艰难岁月，他选择了中国式的命运。

为温德先生写一部传记，把他的一生故事讲给世人听，是伯特．斯特恩(Berl Stern)教授三十年前与即将辞世的温德先生的一个约定。从此以后，几乎不懂中文的斯特恩教授努力通过英文世界里的中国研究著作了解中国历史，并详览温德先生的日记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相关档案，用近半生完成这个约定。

译稿先由余婉卉博士译出一部分(第1—3章)，余下部分由我来完成。出于种种不可抗力，中文版延宕许久。斯特恩教授年过八旬，在他与我来往的电邮字里行间，我能领会到那种深深的时不我待感，也因此当本书终于可以付梓时，我满心欢喜，为斯特恩教授欢喜，更为温德先生欢喜。感谢岳秀坤副教授的推荐，也感谢责编张雅秋博士为这本书的全心付出。今年12月31日是温德先生128岁诞辰．谨以此书作为给在天上的温德先生的一份生日礼物。

中文版序

第一章 流亡的印第安人

第二章 抵达

第三章 清华

第四章 瑞恰兹与中国正字学会（1923—1937）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与中国正字学会

第六章 保卫清华

第七章 去往昆明之路

第八章 联大之困

第九章 正字学会的终结

第十章 重回美利坚

第十一章 昆明的胜利

第十二章 奋斗

第十三章 回家

第十四章 谁丢失了中国

第十五章 冷战到来

第十六章 闻一多的骨灰

第十七章 中国解放

第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

第十九章 再见，温德

译后记

1984—1985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英语文学和写作的一年里，我时常骑车去燕园一角那局促的温宅拜访温德先生，听他口述人生。当时温德先生已经九十七岁，他几年前曾被一辆自行车撞过，后来就几乎瘫痪在床。不能站立走路是一桩痛苦，但与此同时，老年痴呆也如影随形。只偶尔有片刻的清醒。连读书读报都不能，温德先生已徘徊在生死边缘。他问我，能不能做点什么减轻他的痛苦，我竟无言以对。也许死亡才是他能期待的唯一慰藉。但是，一个念头划过我脑海，也许我可以为他做这件事：把他的人生讲给世人听。我还有一个略微自私的目的：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听温德先生讲他的人生也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个国家。

在中国，温德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他的好友包括陈岱孙(经济学家)和吴宓。他与吴宓一起设计的课目为中国各重点大学英文系所效法。温德还与蜚声国际的英国学者瑞恰慈通力合作，在中国推广基本语教学项目，但该项目蒸蒸日上之际，却因日寇入侵而流产。温德交友很广，其中还包括杰出的汉学家费正清。二人曾一起向美国国务院陈情，要求停止对国民党的支持，虽然失败了。

如果温德先生仅仅是一位书斋里的书生，我也许不会对他那样好奇。温德身兼如此之多的角色：冒险家、画家、阿黛尔·戴维斯(Adelle Davis)营养学的追随者以及精力旺盛的活动家。他曾为了保护学生和同事而与国民党官员作对，面对将刺刀刺伤他小腹的日本兵，他以怒目吓退之。他曾英勇支持抗日事业，也曾努力保护闻一多，可惜后者还是未能逃脱国民党的暗杀(温德与闻一多最初相识于芝加哥，温德之所以来到中国，与闻一多关系很大)。

30年代的北平，用蒲乐道的话说，“是一座历经五个朝代浮沉的灿烂城市”。温德在此有滋有味地生活着，涵育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趣与追求。但随着历史大幕一道道拉开，他发现自己处乱世，身如浮萍。比如沦陷时期的北平，为了护卫清华校产而与日寇起争执，却徒劳无功：后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饱受物价飞涨和每日空袭的摧残。

温德的晚年愈加凄惨，他不但是个洋人，还是个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欺辱。在清华大学，他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只能编写英语学习材料，以便同事们就教学问题来求教时给予一些指导。但这时的温德已经学到了中国式的隐忍，在住宅附近的荷花池边散步成为他的幸福一种。但瘫痪在床之后，他唯一的乐趣也被剥夺，内心的平静终于崩塌。

我静静地聆听温德先生讲述他的人生，也保证会把这一切付诸文字。希望以此给他带来些许慰藉。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人生故事能被更多人知道。而命运选择了我来做这个事情。我无比感谢能有这份幸运。感谢北大校方，感谢我曾访谈过的温德的多位同事与学生。他们让我得以认识温德先生，对温德先生的认识拓宽了也丰盛了我的人生。

伯特·斯特恩所著《温德先生(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讲述温德一生的经历。作者曾在1980年代到北京大学做访问研究，与传主温德有直接接触，此外，作者充分发掘利用了美国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保存的温德通信等档案文献。内容涉及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记录了温德同时代一批中国优秀学者的历史信息，从一个在华外国人的视角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变迁过程。

他是清华北大的一个传奇。1923年来到中国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1987年在北大承泽园走完了漫长的一生。

他是中国北伐、抗日、内战和“文革”激荡六十年的亲历者，是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最传奇的洋教授；与吴宓、闻一多、李约瑟、费正清引为挚友，下一代学人季羡林、李赋宁、杨绛、何兆武皆曾亲炙其学。

伯特·斯特恩所著《温德先生(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为你讲述传奇教授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