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乔治·吉尔德所著，李毅、贾男和陈晓玲共同翻译的这本书《财富与贫困（精）》详细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分配和财富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

《财富与贫困》一面世就受到美国学界、商界和社会各界的追捧和讨论，被称为供给学派的代表作，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本书详细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分配和财富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流分析。作为一位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作者仍然坚持其一贯的立场和思想：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自由经济的作用，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重视生产和供给，特别是企业家的才能；政府应该通过减税而不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中国经济的改革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变，其中的观点、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的理论和实务界都有很好的启示。

当美国乔治·吉尔德于1981年第一次发表《财富与贫穷》时，由李毅、贾男和陈晓玲共同翻译的这本书《财富与贫困（精）》瞬间便成了经典，成为当时正在进行的里根革命的经济学圣经。

如今，面对奥巴马治下的经济政策，吉尔德以21世纪新版本的著作重回论坛。

在他极力倡导企业自由并因此震动华盛顿当局的30年之后，美国安然公司倒闭、2008年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其他各类形形色色的事件是否会迫使吉尔德改变他的初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吉尔德有所改变。就像他自己在这一版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这批最初的供给学派主义者确实要为没有使自己的理论足够具有说服力而负责。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一件事变得越发清晰，那便是我们还不够激进。”

推荐序

译者序

前言 企业的秘密

第一篇 资本主义的使命

 第1章 胜利的挽歌

 第2章 经济的挫折

 第3章 馈赠的回报

 第4章 供给学派

 第5章 财富的性质

 第6章 贫困的性质

 第7章 企业家的未来

 第8章 阶级的冲突

 第9章 同财富作斗争

第二篇 政策的危机

 第10章 自由主义的道德风险

 第11章 即将到来的福利繁荣

 第12章 种族歧视的神话

 第13章 就业的困惑

 第14章 创造就业的假象

 第15章 拉弗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

 第16章 通货膨胀的状况

 第17章 服务业的生产率

 第18章 增长的必需性

第三篇 信仰的经济

 第19章 能动的经济

 第20章 固执的酿造商

 第21章 信仰的必要性

后记 供给方面的解决之道

致谢

出版说明

注释

第1章

胜利的挽歌

在美国，直到最近，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在各个会议厅、各个教区，以及从国外回来的左翼知识分子团体中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资本主义并没有获得与其相称的胜利。在各个大学、各种社团、政府和教堂中，出现了模糊但可感受到的一种新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由企业制度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没有社会主义所给予的承诺吸引人。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形象看起来还是如此不稳固，似乎注定要被丢人历史垃圾箱中去呢？为什么同是那些作者，他们在令人信服地驳倒了那些集体主义的论据后，却总是以几近哀歌的声调来歌颂自由企业制度，在所撰写的那些立场坚定的保守主义论文的结尾处，总是为他们所珍惜的信仰唱起挽歌？

即使他们加人了各种和声和改编的曲调，但挽歌唱起来毕竟还是挽歌。当下存在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那些被奉为商界救星的著名新保守派知识分子，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未来时，竟然使用了与那些自信的社会主义支持者论及资本主义时相同的悲观论调。与此同时，那些老右翼知识分子并没有试图去调和他们的哲学思想与经济学说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而且他们也同样可能接受资本主义正在衰败这一信念。关键在于，他们无法底气十足地否认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道德上的失败。

然而，丹尼尔·贝尔在纵览了先前75年以来右翼作家的作品后，得出结论道：“无论是浪漫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启蒙运动者或非理性主义者，活力论者或自然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宗教信徒或无神论者——在胸怀所有这些情感和信念的人们中间，几乎找不到一个可尊敬的知识界人物曾为资本主义世界那些富有理智的、锋芒不露但又深谋远虑的事业辩护，更不用说为他们渴望财富的、企业家精神的、追逐利润的生涯辩护了。”1这一断言未免有失偏僻，因为许多思想家都曾为资本主义辩护过。但贝尔有一点是正确的，即这些辩护还不够振聋发聩。他们几乎总是在重复着“没有比这更好”的老调，他们之所以赞扬自由企业制度，只是由于缺乏一种新制度更适合这些作者所拥有的宗教的或无神论的信念，以及他们对于世界是如何运行的看法。资本主义一直被看成一种过渡性的、一定条件下的折中产物，正如丘吉尔曾经谈到民主制度时所说的，除了其他一切已知的制度外，资本主义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制度。

这种消极的观点推动左翼和右翼的思想家在没有遭受任何反驳的情况下得出了一致的意见：虽然私人企业制度多多少少具有表面上的优点，但由于该制度在实践中不断的失灵以及缺乏卓越的判断力，它面临着许多深刻的社会冲突和道德矛盾。他们认为，我们社会的富裕是建立在一种以享乐主义为基础的消费观念之上的，而这种通过广告不断地刺激人们需求欲望的方法，最后必将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所固有的道德原则产生破坏。他们或又认为，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官僚机构，这将扼杀作为私人企业制度精髓与存在理由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矛盾可能会因经济的暂时性增长而得以缓和，然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又必然会产生一批新的社会精英并不断助长理性主义思维模式，而这是与资本主义民主与宗教价值观格格不入的。

虽然有所保留，但这就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罗伯特·海尔布伦纳著作中的基本观点，他们两人都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这一点，也正是“新保守社会主义者”丹尼尔·贝尔在其迂腐卖弄以及不断咬文嚼字的学问迷宫中所要表达的观点；这一点，也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克里斯托弗·拉希和罗伯特·尼斯比特在他们对当代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猛烈批判中所宣扬的观点；这一点，也渗透在新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家欧文·克里斯托尔那璀璨的智慧光芒中，并已成为其长久讨论的主题。

人们也许会问，我们是否有必要因为一些人针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没落、文化冲突和必然出现的专家治国的局面，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成不变的状况所发的既同情叉悲伤的感叹，就去发起一场新保守主义复兴运动。毕竟，我们的图书馆并非全部都只是出借畅销书和视听教辅，它们当中仍有一些保存有托克维尔、凡勃伦和熊彼特的著作。所有这些作者都曾雄辩地赞美过资本主义的活力、推动力以及巨大的历史作用，虽然只是用来预测它的灭亡。他们都探讨过诸多相同的问题，如伦理上的矛盾、技术的必要性、管理上的改进、物质满足程度和社会变革。正是这些问题在当下掀起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瑞士经济学家西蒙·德·西斯蒙第早在1815年的发言中觉察到几分。作为动态经济分析学派的开拓者之一，他也“感到疑惑，既然我们已经能够做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那么再增加产量，我们又拿来于什么呢？”2

甚至亚当·斯密这位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物，也预见资本主义终有衰老的一天。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所孜孜追求的普遍富裕，可能会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目的与前提消失。多年来，在其他幻想家看来，地球上的资源随着人口增长而被耗竭，正是这一点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灭亡。然而无论何种理由，是富裕、贫穷、平庸、不平等，抑或其他种种抱怨的奇异组合，都在促使预言家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地预言资本主义的死亡、衰落、停滞、毁灭和腐朽，同时预言会出现一种更加永恒、更加平等、人与人之间没有斗争的美好世界。（P3-5）

推荐序

每个人都宣称自己崇拜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建筑师、诗人、剧作家等。但是，近两个世纪来最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那些极大丰富了人类经验的个人，却常常被诅咒或忽略，他们就是创造了我们现今生活世界的那些企业家。

今天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是1800年、1900年甚至是1950年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些“艺术家”是如何被看待的呢？他们通常被看成强盗大亨、剥削者、寄生虫、污染者和掠夺者。当一家公司达到一定规模，它就会成为政府和无数声称促进“人民”利益的压力集团的攻击目标。

尽管像约翰·洛克菲勒、J．J．希勒、安德鲁·卡内基、托马斯·爱迪生、乔治·威斯汀豪斯、乔治·伊斯曼、亨利·福特、沃尔特·迪±尼、A．P贾尼尼、雅诗·兰黛、查尔斯·美林、切斯特·卡尔森、比尔·盖茨、雷·克罗克、诺曼·博洛格、迈克尔·米尔肯、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佐斯、马克·扎克伯格、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等伟大的创造者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但是商业仍然被看成是肮脏的、不高尚的事业。商业往往被描绘成浮土德交易：商业人士通过吸引我们基本的天性获得成功；他们会受到贪婪的激励并且常常歪曲规则。但是，他们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我们忍受他们缺乏道德的行为。如果你在商业上成功了，你应该放弃或分发你的财富以赎罪。想想“返还”这个词，不是“给”，而是“返还”，这意味着你一开始就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

然而，商业和慈善事业是同一块道德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是关于满足他人需要和欲求的。即使你被夸张讽刺地描绘成一位商业人士，有钱后就变得拥有腐朽的性格和欲望，但除非你能提供给别人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仍然不能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成功。正如史蒂夫·乔布斯对市场调研时所观察到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消费者购买之前发现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资本主义做了那些大政府拥护者所宣称的他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提升穷人的生活水平，扩大人类的视野，打破人群和国家之间的排外壁垒，鼓励合作、利他和创造，以及让每个人自我提升，就如亚伯拉罕·林肯所强调的那样。

我们应该因为道德的理由而不仅仅是物质的理由，来肯定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作用。这使得乔治·吉尔德的这本《财富与贫困》成为西方文明中伟大的书籍之一，就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裘德·万尼斯基的《世界运转方式》（TheWay the World Works）。

《财富与贫困》的初版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时就如现在一样，人们对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怀疑。新版的《财富与贫困》不能更及时了。自20世纪80年代人类生活条件得到超乎寻常的提高以后，自由市场在必须再次证明自己的存在性上是令人沮丧的。政府和它的联盟正在做它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来阻止企业的创造性。正如吉尔德指出的那样：“现代政府假装要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却是一直不断地阻碍其增长。”它们通过无止境的税收、规则和管制使得财富创造者花更多的时间来满足官僚制度的要求，而不是扩大他们的业务或者建立新的企业。通过曲解《圣经》，政府试图使企业家按照政府官僚的想法来改造它们自己。

麻烦在于政府是关于现在的或者是过去的，它们完全缺乏企业家的关于未来的视野。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摆出了前沿改革者、高科技朋友的姿态，然而他认为进步在于把纳税者的财富投入到19世纪的发明，比如铁路或者类似于风车的传统技术（风车实际上是鸟儿的空中断头台，如何成为激进的环保主义者的最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之一）。

经济学家不恰当地把经济学描述成了稀缺资源的配置，经济学是关于资源创造的。例如，石油被看做是一种自然资源。它不是。从其内在特性看，石油仅仅是浓稠的胶状物，是人类的创造力才让这种黏稠物转变为世界必需之物。

自由市场是把稀缺转换为丰裕，把今天的奢侈品变为明天的普通商品和必需品的持续过程。一个世纪以前，汽车是宫人的玩物，一辆车的花费相当于现在的10万美元。亨利·福特的流水线使得这个富人的玩物变成了每个工作的人都能负担得起的物品，使它成了提高整个世界生活水平的工具。30年前，像鞋盒那样大、电池寿命短的手机要花费3995美元，现在全世界有超过50亿部手机。它们从电话通信发展到了掌上电脑。在美国，即使最穷的人都有手机。

吉尔德了解资本主义的无形性，财富来源于正不断扩大的信息池。最伟大的财富创造源泉是人的思想。企业家不需要用所有的钱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但是他们能够继续掌握他们所创造财富的原因，是他们在资本运作方面——而且能为我们大家的利益翻番——会比政府官僚运作得更好。

现在最麻烦的两个领域——教育和医疗保险，对自由企业来说拥有最小的自由度。

在新版《财富与贫困》中还讨论了当代一个迫切的需求：稳健的货币。稳定的货币传达无成本的信息给企业和消费者。破坏货币价值的政府就相当于破坏你电脑里信息的黑客。

你在掌握《财富与贫困》一书见解上所花时间的投资回报，会大大超过你在最好IPO上的投资回报。

史蒂夫·福布斯

后记

供给方面的解决之道

随着2l世纪第二个10年的缓缓来临，美国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经济成果也渐渐让人满意。2011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加州前州长阿诺·施瓦辛格和作家迈克尔·路易斯沿着圣莫尼克海滩发狂般地骑着自行车，这似乎是伟大美国走向衰弱的一个写照。作为曾是一片富饶之地的州长，施瓦辛格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还没能够遏制住衰退的浪潮，之后他也随波逐流，推出了一系列“绿色”税收政策以及其他指令，最终这些措施没能使晦暗的加州走出阴霾。

这片大陆陷入了衰退的周期。阿诺·施瓦辛格在64岁时坦言，他已经意识到“年老不是胆小鬼的避难所”。如今的美国是否真的昏聩了?颓废的加州让你觉得真的可能是这样。

善于引起煽动性言论的专栏作家马克·斯泰恩，在《美国之后：准备迎接世界末日》一书中发起了连篇累牍的抨击，巨大的债务量难以偿还以及人口学上的种种困境：新生代难以再发展，核心家庭没有形成，堕胎问题以及新生儿问题，这一切都让如今的美国极其难受。

左翼和右翼都对美国未来的前景持有悲观的态度。右翼中，帕特里克·布坎南在《超级大国的自取灭亡》一书中哀叹道，原本的美国已经不复存在，受困于无法维持的（高额）津贴，深陷债务危机，与以色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拖欠了中国大量的国债，这一切都使得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再“取得”任何作为。在左翼中，《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共同撰文，题为《过去曾经的我们》，他们在文中详细地叙述了美国的衰落与颓废的冷酷现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唯一补救措施只不过是重提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主张，让第三方组织致力于对抗“气候变化”，然后突然间我们就奇迹般地收缴到了足够的环境保护税，抹平了我们的国家债务。似乎美国能够通过改变主题——从与经济和文化衰落作斗争转而去控制全球气候的温度，来实现美国的复兴，使得我们的星球能够因此而走出全球气候变暖的困境，但是如果你查询一下资料的话你会发现，自从人类崛起至今的一万年里，我们现在的气温其实比这一万年里的平均气温还要低。美国正在垂死挣扎，学富五车、穿着时髦的政客如同10世纪的丹麦国王卡纽特一般咆哮着吼道，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得气温的一点点改变，不能够减缓我们巨额的债务压力。阿瑟·拉弗、史蒂芬·摩尔、彼得·塔诺斯和拉里·库德洛，这些保守经济学家组成了强大阵容，他们都认为美国走向了衰败。2008年，拉弗和其他人共同执笔，出版了名为《繁荣的终结》一书。在书中他指出，“如今我们见证了几乎所有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都转而成了经济衰退的催化物……这些政治阶级似乎是刻意将美国经济推入万丈深渊”。1  早在20年前，曼瑟尔·奥尔森就已经察觉到国家兴衰的根源，最初的经济活动从一片混沌、毫无秩序，到随后僵化的官僚体制之风开始盛行，各种利益集团打着各式各样的民主旗号成片地出现。

情况就是这样：左翼、右翼以及中间派，经济学家和作家都意识到了，美国正一步步地走向“深渊”“末日大决战”“僵化”“贫瘠”和“自灭”。事实并没有那么糟糕。对于那些想要用文学作品来概括国家命运的人来说，我们可以引用科马克·麦卡锡的著作《老无所依》和《路》，这两部著作描述了原有秩序的分崩离析，家园变得混乱而荒芜，耳边不经意会响起莱昂纳德·科恩的诗歌作品“未来将被扼杀”。

对于气候变化、收入的再分配，以及对未来科技的管理规则等话题，权威人士和诗人各执一见，但是他们都同意债务和赤字是美国未来的首要威胁。两大党派的政客和意见领袖都把控制债务作为遏制美国衰退的主要杠杆。从弗里德曼和曼德尔鲍姆，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海军上将，他们都认为赤字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从参议员兰德·保罗到他的父亲罗恩，从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到彼得·彼得森以及协和联盟的两党派的杰出代表，都认为亟需解决赤字危机。所有政治团体都一致认为，美国的经济问题和国家安全危机主要原因在于联邦政府收支的不平衡。当今美国的严峻挑战是国民账户所面临的危机。

在这样的分析模式中，补救措施是显而易见的：大规模削减当前支出，或者通过肆意提高税率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在当今的美国政治僵局中，上述任何一种方案都是不可能被完全实行的，这就使得我们陷入如同经济衰退般严重的绝望。这种困境使得思忖良久的共和党人提出了一个自杀式方案——削减国防支出；共和党人则提倡大幅提高税率，但这不过是在一个零和经济中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而且会挫伤人们的士气。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更糟糕的是，目前我们对美国危机的诊断本质上并没有牵涉自由主义。这意味着并不是现有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美国经济的颓废，而是几十年来那些被两党政府共同扶持的且扶持金额在不断攀升的项目——从国防到经济刺激，从医疗保险到住房补贴，使得美国深陷危机。奥巴马失控的刺激计划只不过是小布什挥霍无度又使得人心惶惶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翻版而已。赤字的恐慌使得许多政治家对于那些为招揽选民而蛊惑人心的行为愤怒不已，他们要求将平衡预算修正案写入宪法，以及制定其他惩罚不良行为的法规，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法规并不能够规范我们的经济。

没有什么比模糊产权更能有效摧毁物品的价值了。美国的社会学家一再茫然地纠结于债务问题，这是于事无补的。为了洞悉债务厄运论的无意……

加拿大政策的迅速转变也产生了相似的催化作用。尽管没有诸如房地美、房利美这样的政府支持的补贴性抵押基金，也没有抵押贷款利息支付的抵扣，加拿大的住房所有权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住房信托实则是一种政府补贴性的腐败，它自然就不会增加住房所有权）。在加拿大，大规模地减少政府所有权和控制，有助于刺激国家经济的转型。

在1994年，政府债务占加拿大GDP的66％，经济下滑，失业率已经接近了两位数，而且加元相比于美元也非常疲软。正如新西兰所做的那样，极左政府上台后承诺将彻底重建金融市场。对于所有政府部门均采取了零和的规定，如果任何一个部长想要保留住他的项目，就必须大量削减在另一个项目上支出。私有化一系列政府管辖的企业，包括铁路、铀矿开采以及交通管理，加拿大成功地将联邦政府占GDP的份额从17．5％降低到了11％。尽管一开始个人所得税有一系列的漏洞，但是新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截至2000年，克雷蒂安一马丁使得公司税率降低了7％，降低了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率，并提高了免税退休金账户的上限。在这一届政府以及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努力下，加拿大的经济平稳增长，增速经常高过美国，同时加元的币值也稳步回升。

神奇般经济复苏与创新的例子不仅仅只有上述几个典范性的国家，还来自于1920。1921年后大萧条的美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复兴的东欧以及中国，甚至来自于政策执行后有着意外收获的瑞典和巴西的改变。当欧洲大陆的众多国家采纳了德国提出的供给方面的政策后，已经快速地走上了复兴之路。所有这些转变都证明了废除政府干预——包括补贴、法令、裙带资本主义、巨额的税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自我服务的官僚主义认为降低政府的权力和支出是一种冒险的尝试，但是明晰的政策变化以及领导者偏爱企业和创新的大胆声明，将迅速地扭转经济实绩。在人类圈里，政策的变化将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政府实行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和“刺激”政策对于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毫无成效。历史告诉我们，解决当今美国难题的唯一可行方案是，应该向有利的产业不断注入资金，应该向裙带银行注入充足的货币，当人们找不到工作或者不能创造出新的岗位，不管借多少钱政府都应该帮助他们就业。

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的信息结构正遭受破坏。公共部门已经成了一股受人为控制的力量，愈加干涉企业以及金融部门，担保与补助吸引了人才，但又不能使人尽其才。同时，政府的税收政策、货币的贬值以及多种多样的管制总是一再让人失望，这样就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利润留给了私人企业家和制造业先驱。

这样的政策会导致资本流失、房地产贬值、投资缩减、资本外流、人才流失以及私人雇用规模的收缩。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使得那些原本可以释放出巨大正能量的私有经济缺乏创新的动力。凯恩斯学派悲观主义者将又一次变得声名狼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高速的经济恢复力让保罗·萨缪尔森吃惊不已，美国企业家积极的反应仍旧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出一个美国人的世纪。我们所要的只是一个彻底的供给方面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