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加雷斯·布彻尔声名远扬的理论研讨班的某堂课中途仓促做出决定的。当时他正在用那如泣如诉、轻柔悠远的腔调引述恩培多克勒的句子:“无数张没有脖颈的脸竞相迸出,没有肩膀的胳臂无拘无束地漫游,一只只孤零零的眼睛四处瞟着,渴望拥有额头。”他经常引用恩培多克勒的句子,而且总是引述这段话。我们正在讨论想象中的肉体的肢解,也就是拉康的分裂理论,当然这样的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研讨班包括我总共有十二个博士生,还有奥默罗德·古德教授。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教室的窗户非常肮脏。我望着窗户,心想,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就这样决定了。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我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我母亲是在前一个星期安葬的,我旷了讨论《弗兰肯斯坦》的那堂课。
我想这个决定与母亲的死毫无关系,尽管我定下这件事的时候,觉得也可以这么解释。说来莫名其妙,我想不起最后那天我们本该研究哪篇文章。我们已经讨论过大量女作者写的不是特别冗长的作品。还讨论过许多弗洛伊德的东西:解构过狼人和朵拉。虽然这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惭愧,但“忘记”这个事实就是我仓促做出决定的“理由”的前兆。其实,所有这些研讨课都有一种致命的亲属般的相似性。从极端意义而言,这些课程都是在重复。无论我们用水晶球在表面占卜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底层无非都是同样的断裂、缝隙、侵害、解体、引诱和欺骗。心想,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博施的幻象论了,而且布彻尔像念魔咒般强迫大家讨论。我继续望着他头顶那扇肮脏的窗户,心想,我必须拥有很多事物。我知道,一扇脏兮兮的窗户就是对智性的不满和学究式的盲目性的一个古老而陈腐的比喻。这个事物现在在那里,过去同样在那里。一扇真实而又非常肮脏的窗户,把阳光挡在外面。一个事物。
我坐在奥默罗德·古德旁边。那年他和加雷斯·布彻尔是系里联合负责的头儿,由于各种不曾明说的原因,古德一直把参加布彻尔的研讨班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对待。这种关注并非互惠的,也许因为古德是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挪威语领域的专家,精通地名学。而加雷斯·布彻尔不喜欢僵死的语言,对各种活的语言又不在行。他阅读福柯和拉康都得靠翻译,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也一样。奥默罗德·古德在研讨班上贡献甚微,顶多纠正些史实上的不确,这些不确甚至是他看上去恹恹沉睡之际发现的。对这样的打搅谁也不怎么在乎。不确或者升华为后现代不确定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者被当作游戏对待,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二者都是。
我愿意坐在古德旁边,大多数学生都不喜欢,因为他总是用古代北欧语做些谁也不认识的笔记。他还喜欢画些经过雕刻、互相交错的植物和动物的精致图案,我不知道,是凯尔特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偶尔显得不当或者淫秽,通常总是很复杂。我喜欢那些古代北欧语,因为我向来喜欢密码和秘密语言,更简单的原因,是我是在托尔金作品的熏陶中长大的。我想,如果说实话,我应该承认我之所以最终成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是因为对甘道夫的中土世界有着婴儿般幼稚的痴迷。
我也喜欢诗歌,而且(出于自卫)我一直都很清楚托尔金的诗歌不是一流的东西。我还记得发现t.s.艾略特的情景,后来又发现了多恩和马维尔。那都是遥远的事情了。我至今不知道奥默罗德·古德喜欢还是蔑视托尔金。托尔金笔下的人都没有性别,而古德精确渲染的涂鸦根本就没什么特别的。愉悦,消费,享乐。很开心。但毋庸置疑,他仍是一个纪念碑般的巨人。他的秃脑门圆圆的,圆圆的金边眼镜环绕着圆圆的深褐色眼睛,嘴也圆圆软软的,有好几层下巴,圆圆的肚子在柱子般的两条胳臂间舒舒服服地撑在两条大腿上。每当想起奥默罗德·古德,我眼前总是出现“饱满”(orotund)一词,要在他已经过剩的o上添加更多的o,以我心目中他的形象而言,这是个精彩又复杂的通感比喻,而且很准确。总之,我就是坐在他身边做出决定的,当时我已经把目光从那扇脏乎乎的玻璃上移开,盯着他的2b铅笔,那笔懒散地游弋着,追随着一片无花果叶子、一根藤蔓、一条大腿、几缕头发、几根手指和浑圆闪亮的水果。
上完课后跟古德并排离开,走进过道,我想通过给别人讲出来以确认自己的决定。他走路时像在做某种迅速滑翔的动作,对这么一个大块头男人来说这种走法显得太轻盈了,我差不多需要跑着才能跟上他。现在,需要指出,我是个矮个子小男人。我父亲失踪之前每天要说上好几回:“虽然矮小但形制打造得完美无缺。”他本人的块头就并不怎么高大。我们姓纳森,我的全名叫费尼亚斯·吉尔伯特·纳森,我签名时一般都写费尼亚斯·G.纳森。十三岁那年,当我在一堂拉丁文课上发现,拉丁文中纳乌逊的意思是侏儒,跟法语中的侏儒是同源词,我心中涌起一股确认后兴奋的焦躁感。我是一个小人儿,一个小人儿家的孩子,我的姓氏传承有序:纳森。我那矮小柔弱的身躯里,体会到的只有快乐。唯一不方便的是汽车上垫子的数字号,开车时我需要通过仪表盘才能看到。上楼梯时我机敏又灵动,可是赶上奥默罗德·古德懒散的步伐却成问题。我冲着他的身后说:“我刚才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他站住不动了。他月亮般圆圆的脸盘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
“我决定放弃这一切。我决定不做后现代文学理论家了。”
“我们应该为这个去喝上几杯,”奥默罗德·古德说,“上我办公室吧。”
他的办公室像我们系里其他破破烂烂的房间一样,窗户脏脏的,地上铺着一条暗淡无色、落满灰尘的地毯。房间里还有两把高高的绿皮扶手椅,一张红木桌子,一只干净无瑕的玻璃托盘,这盘子一定是他亲自洗过的。他从书柜里取出麦芽酿的威士忌,给我们每人斟了满满一大杯,然后询问是什么原因让我做出这个决定的,看起来好像很突然。我说是显得突然,至少我自己都吃惊,但又好像非常果决。“也许你很明智。”奥默德罗·古德说,“因为这事太突然了,我敢说,面对正在前方等待你的广阔生活,你还不知道该干什么吧?”
我在犹豫要不要跟他说说那扇脏脏的窗户的事。我说:“我迫切需要过一种充满‘事物’的生活。”我对这个安全、结实的盎格鲁-撒克逊词由衷地感到舒服。我回避了谈论“现实”和“不现实”的陷阱,因为我很清楚后现代主义者的文学理论可以被描述成一种“现实”,人们就生活在其中。但我在本来就挺精确的表述上又添加了那个从拉丁文派生出来的词,它并不怎么精确,甚至多余。“我需要过一种充满事物的生活,”我说,“充满各种事实。”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