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以其精准的眼光和坚忍的胆略，为大明王朝的肌体打人了三支重要的强心针。
第一支强心针，也正是风险最大的一支，历史上称为“洪武大移民”。
“洪武大移民”，即明初开始的移民垦荒运动，也就是为解决明初各地地荒劳力少的难题，利用中央集权的行政能力，将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整体搬迁移民至人少地区定居。
这办法并非朱元璋首创，但要和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比，之前的历次移民运动，都可谓“小巫见大巫”。
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对象比较固定，主要是人口稠密的江西、江南、山西三地。但移民的目的地范围却极其广大：往东到辽东地区，往北一直到内蒙古地区，往西一直到甘肃地区，往南甚至一度到了云南南部地区，覆盖范围之广，可称历史之最。
至于移民的次数和规模，放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可以说庞大到恐怖。从明朝开国前，迁移苏州百姓到凤阳开荒算起，朱元璋在位时期，仅《明实录》和《明史》中记录的大规模移民的次数，就有十三次之多。前后迁移的人口，有数字可考的，加起来就有一百六十万之巨。甚至学者陈梧桐在其著作《明史十讲》里估算，真正的数字很可能突破三百万人。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
移民的风险，一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农民素来安土重迁，何况这么大规模的离乡背井，势必会有抵触。二是交通条件，古代的交通条件不方便，一路山高水长，一次迁移就意味着迎来一堆麻烦。中国古代史上，移民移出动乱甚至起义的，从来都不算少。
但强人毕竟是强人，朱元璋既然决心办，自然也有办法。首先是规划周详，洪武三年在河南设司农令，统筹移民事宜。然后是定福利标准，只要愿意搬家，不但免三年税粮，发优厚的路费和生活费，而且移到新地方后，能种多少地，就占多少地，种地的农具、种子、耕牛甚至头两年的粮食，全都由政府提供，条件极其优厚。
饶是这样优厚的条件，反对声还是四起，特别是当时的移民，大多家乡都在富庶的江南、山西地区，日子过得还可以，离乡背井往穷地方搬，换谁也难答应。但朱元璋也留有后手，不答应？强制搬迁！方法就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确切说，就是一家人里，老幼妇孺留下，青壮劳力搬家。按照一些野史的说法，当时的搬迁过程，移民们都是捆着走，上厕所才解开绳子，所谓“解手”就是这么来的。而移民迁走前，村村哭声震天，家家悲伤别离，景象极为凄惨。
后世很多史家说到这里，好些就开始诟病朱元璋，说这场史无前例的移民运动，给百姓带来惨重的苦难。但必须看到的是，持续三十年，前后十余次的移民运动，固然制造了无数家庭的分离。但如果细比一下，相较于中国历代几次重大的“政府性工程”，如秦长城、隋大运河之类，明朝这场规模更加空前的迁移运动，却未曾酿成类似前代的变乱，仅此一条，就足够值得后人正视。
一个后世正史都承认的事实是，在从头至尾的整个移民过程里，政府对于移民的待遇允诺，几乎每一条都完全兑现，税减了，路费发了，安家费有了，离乡背井的移民们，在全新的家园，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从此开始了新的拓荒。强人朱元璋治下的大明朝廷，以其高速的效率和强力的执行力，完成了这个空前的人口迁移。诸多原本荒芜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劳动力，经济开始高速回升。对于明朝经济的复苏乃至中国的人口版图布局，甚至缩小地方经济差距、促进民族融合，这事都影响深远。
但就明初的经济困局来说，这一支强心针，显然远远不够。
于是朱元璋又紧接着打了第二支强心针，这支针按照现代的说法，叫公共设施建设。
比起“洪武大移民”百万人的迁移规模来，朱元璋的公共设施建设力度，也是同样强大。
但从操作难度说，这事同样不是闹着玩的，技术含量高、执行细节繁琐、风险性更大，最近的反面教材，就是元朝灭亡，所谓“石人一支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个闪失就出了大事。
这件事的难度主要有三：一是财政实力；二是可行性，必须得抓最紧要的地方修；三是执行力，好政策得落实到位，所有细节都要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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