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奸废相
洪武七年(1374)律颁行之后，朱元璋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想法，而是经常披阅，对于其中不妥之处，也时常发表见解，也感觉到该律仍然“轻重失宜”，很难成为“贵得中道”的法律而传之于后世。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召见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讲自己翻阅洪武七年(1374)律的看法，先以古代先王为例，认为：“古者风俗厚而禁网疏，后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所以圣明之主立法贵得中道，其目的是在于“服人心而传后世”，因此现在的法律还有不合乎圣王之道者，要胡惟庸、汪广洋等“详议更定，务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闻”。根据朱元璋的指示，胡惟庸、汪广洋等不敢怠慢，不久便将厘定的《大明律》呈上来，其中详加考订厘正者有13条，总共还有446条，这就是所谓的洪武九年(1376)律。
洪武九年(1376)律具体内容也难以得知，相关史料也少，其修订是以吴元年(1367)律令还是洪武六年(1373)律为本，也很难确定，但从总共还有446条来看，应该是依照吴元年(1367)律颁布以后陆续颁行的律为基准，因此洪武九年(1376)律，应该是按照名例、吏、户、礼、兵、刑、工分部的。按照一般惯例，主持制定法律的人被治罪谪发凤阳，其制定的法律也会受到牵连，胡惟庸等人不采用洪武六年(1373)律，按照此前陆续颁行的律进行修订，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对洪武九年(1376)律的内容多为猜测，尤其是厘正13条究竟是什么，更是成为了谜。如果仔细研读1376年前后的历史，就会发现“奸党”的罪名是这时增加的。按照后来定本的《大明律》，“奸党”罪名是由“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3条律所构成。正是因为有了“奸党”罪，厘定法律的胡惟庸、汪广洋等又是作茧自缚。
“胡惟庸奸党案”是非常有名的事件，1934年吴晗先生在《燕京学报》发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以后，各种谈及明代历史的著作，似乎都不能够忽略该案，大多数都认为其是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君权”与胡惟庸为代表的“相权”之间的斗争，因为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使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当人们讨论“胡惟庸奸党案”时，因为该案辗转株连，从洪武十三年(1380)开始，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颁布《昭示奸党录》，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有多达3万余人受到牵连，其中开国功臣如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公侯一级的人物22人都被处死，大多数都被“族诛”。曾经为朱元璋的笔杆子、诸王子的老师的宋濂，其儿子宋璐、孙子宋慎也被一并杀死，宋濂受到株连，要不是马皇后与皇太子求情，尤其是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命令撤去酒肉，以素斋来表明她要“为宋先生作福事”，才使朱元璋免宋濂一死，流放到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71岁拖着老病的身躯，有“尊宗二氏”之称的宋濂，信奉佛、道二教，在拜过佛之后，便睡下难以起床，不由得叹惜道：“佛书多取譬之言，果可尽征乎！”也就是说“佛书报应之类的说法，看来都是骗人的呀！”于是便断然绝食，在该寺院与世长辞，要不是该地方长官慕他的文名，将之葬在莲花山下，宋濂可能会曝尸山野。当然，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为宋濂平反，不但得以改葬，还在1513年追加“文宪公”的谥号。
正因为朱元璋在处置“奸党”时决不手软，学界才认为朱元璋置当时法律于不顾，在法律之外任意采取各种刑罚，以至于滥刑诛杀。如果不是滥杀，就应该有法律依据。如沈家本所言擅勾属官、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当定于胡惟庸乱政之后，所谓亡羊补牢也”。沈家本这种猜度之语，实际上不符合中国古代传统，因为杀人定罪必然依法，如果没有法律，以君主诏令谕旨定罪而将之列入法律的范围也是正常的，更何况处置“胡惟庸奸党案”，既有公开颁布的《昭示奸党录》，又有现在还不能找到的洪武九年(1376)律，因此朱元璋将所有“奸党”定罪，都是有依据的。胡惟庸、汪广洋等在得势之时，“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排斥异己，拉帮结派，正是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特征，一时得势的派别，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权衡利弊，那么以“奸党”罪清除异己，也是他们的选择。可以确定“奸党”罪是洪武九年(1376)厘正13条的内容之一，因为这符合朱元璋对待臣下之心，如其《申诫公侯铁榜》讲：“待功臣之心皎如日月，奸臣不能离间。”在设置通政使司时讲：“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专恣于事者，权奸之渐。”隐隐约约都可以看到“奸党”罪人律的情况，更何况以后洪武十八、十九年(1385、1386)行用律也有“奸党”罪。殊不知胡惟庸将异己视为“奸党”，自己也陷入“奸党”的泥潭。胡惟庸等厘定的法律，却将罪名留给自己，正是自设罗网而自人之，自挖陷阱而自人之，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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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律例在广义上讲，既有律，又有条例，还有事例、则例、禁令等一系列法规；从狭义上讲，就是指《大明律》《大清律》，以及附在律文之后的条例。无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要理解其内容都是很难的，毕竟是已经逝去的法律，在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仅仅留下记忆。明清律例法规体系，施行了500余年。以明清司法体系而言，府州县官都要办理狱讼，一个府州县官年平均办理2000多件诉讼，而当时全国有2000左右个府州县，一年下来就是400多万件，再乘以578年，就是20多亿件。虽然大多数诉讼案件已经见不到了，但现存的史料中也是比比皆是，而所有案件都要有个判决，亦可见律例应用的频繁。
首先是律文。朱元璋立法气势乃是前无古人的，声称：“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群臣敢议改法律者，夷三族。《大明律》经过几次编纂，最终勒定为定本460条，不但有明一代无人敢进行更改，有清一代也基本承袭。《大清律》定本436条，除了删除已经不适用的“钞法”之外，将明律原注明是该律有几条的文字删除，如“盐法十二条”，清没有十二条，也就成为一条，其内容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等于是照搬《大明律》。
其次是条例。从明代的《问刑条例》，到清代的《大清律例》，条例一直是律的重要补充。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法规形式，诸如令、诰文、事例、则例、榜文、章程、告示、成案等，与律例互为补充而相得益彰，形成独特的法规体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何者优先，虽然在原则上有规定，但在实际裁断过程中，有些并不是按照原则办理，在天理、国法、人情的理念下，乃是一种情理法的交融，也是君主专制政体必然的现象。
读明清律易，知明清例难，而知事例、则例、榜文更难，章程、告示、成案则奇难。台湾黄彰健先生在1979年完成《明代律例汇编》的编纂，解决了知明代例难的问题，但面对众多事例、则例、榜文，也只好另当别论了。自2001年起，余在南开大学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深感明清律例之难，便花10年工夫完成《清代律例汇编通考》，竟然得500余万字，目前正在出版中。该书除了律文、例文之外，还收录事例、则例、成案、禁令等与律例相关的内容，进而对明清律例略有知晓，并且围绕此问题发表一些研究论文。
除了研究之外，讲学任务也颇重，因为是双聘教授，两个学院的课都要上，最多时一年讲授14门课程，涉及到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要指导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迄今为止，所指导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已经有150余名毕业和出站。如此多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自然要费心思。在研究明清律例之时，想到让学生们也进行研究。于是，硕士选择一条律例，博士选择一组律例。以《大清律例》30门，436条来说，即便是有几百名硕士，其研究也是不会重复的，有30名博士，完全也可以在这方面展开研究。时至今日，已经有70余名硕士、博士以明清律例为研究题目，并且顺利毕业，他们的论文核心内容，已经出版了《明清律例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此后还要出版第2辑、第3辑。集体的研究收效更大，不但弄清明清律例的一些问题，也扩大了影响。
自2005年起，应中央电视台12频道之约，先后进行《故事与法》《明清妙判》《明清奇案》《明清御批案》等四个系列的讲座，已经播出300余集次。既然是讲明清案例，总会涉及明清律例的适用。解读案例，分析律例的适用，也就成为经常性的事情，故此对明清律例更加情有独钟了。
经好友马勇推荐，筹划了《柏桦说明清律例》一书，乃是杂采近年以来在各类刊物所发表过的论文，进行加工编制，其中也有一些没有发表的论文，以及在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部分讲稿，勒为是编，虽有些仓促，但毕竟是多年研究的心得。
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记载着一段人生经历，这种经历既有研究的辛苦，也有成功的喜悦，还有失败的苦恼，更有在解不开难题时痛不欲生的感受，而这些只有作者才能够知道，而读者则会有更高的要求。其实每位作者在提交稿件的时候，都有“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唐］张籍《秋思》）的感受，会感到有许多缺陷与不足，这里也有同感。这正是“爱憎不由人主持，存亡毕竟有归处”［清］赵嘉程《得失行》）。读者们的厚爱，若能够提出批评指正，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学术，都有很大的裨益，这里先感激读者的阅读，且恭候指教。
明清两朝是距离我们所处时代最近的王朝，明清的法律体系实行了有五百余年，以明清司法体系而言，府州县官都要办理狱讼，一个府州县官年平均办理2000多件诉讼，当时全国有2000左右各府州县，一年下来就有400万案件。可见明清两朝的律法制度多么重要和繁多。《罪与罚（柏桦说明清律例）》是著名法学家柏桦关于明清两朝法制建设和案例评判的最新作品。全书分明、清两部分，每部分又分为历史发展和案例分析两部分，基本涵盖了明清两朝的主要律法，也重点梳理了重要律法的发展，并通过案例分析使广大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到明清律法。
明清五百年律法，从起源到发展，从发展到沿袭，南开大学法学系教授柏桦著的这本《罪与罚（柏桦说明清律例）》让你熟悉明清司法体系。
这是一本明清判案指南，书中资料扎实，逻辑严谨，案例精彩。
这也是一部塑造汉民族性格的律法，怎么研究都不过分！
米白云宣纸彩印，精装塑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