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温·威廉森著的《博尔赫斯大传》，国内首本博尔赫斯全传，颠覆你对他的固有印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哈罗德·布鲁姆推荐。家与国，剑与笔，爱与悔，一代大师令人心碎的矛盾一生。读博尔赫斯作品，必先读《博尔赫斯大传》。在事实和观点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镇定地创造出这部并未矫饰的作品。在本书作者的心理分析之下，恋爱中的博尔赫斯和自我放逐的博尔赫斯都异常迷人。这部书就像一出戏剧，描绘出一个异人令人心碎的一生。

20世纪的西班牙语文学中，除了博尔赫斯，还有谁能写出如迷宫那般复杂的作品？而他的人生，正如他的作品一样。这部精彩的传记将博尔赫斯置于阿根廷历史及其全部作品的背景下，编织出这位文学大师的一生。对于他，人们熟知的身份是叙述形式的反叛者和保守政治的攻击者，但本书指出，尽管写作风格极端而智性，博尔赫斯生活在平常人的遗憾之中，并带着这些遗憾离开人世。

博尔赫斯的父母属于阿根廷的反对派，他的祖父辈是这个国家颇受尊敬的将军。在作者的笔下，青年时期的博尔赫斯软弱避世，无法抵御外在的欺侮，也无法解决内心的矛盾。剑经常出现在他布满鲜血的家族史里，最终，博尔赫斯以笔作剑，以此来保护自己。晚年他搜罗自己所有早期著作，予以焚毁。

埃德温·威廉森著的《博尔赫斯大传》在事实和观点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镇定地创造出这部并未矫饰的作品。在本书作者的心理分析之下，恋爱中的博尔赫斯和自我放逐的博尔赫斯都异常迷人。这部书就像一出戏剧，描绘出一个异人令人心碎的一生。

序言

第一部 剑与匕首(1899—1921)

 第一章 家与国

 第二章 母亲和父亲

 第三章 童年(1899—1914)

 第四章 日内瓦(1914—1919)

 第五章 西班牙(1919—1921)

第二部 恋爱中的诗人(1921—1934)

 第六章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1—1923)

 第七章 第二次欧洲之行(1923—1924)

 第八章 在先锋派当中的冒险经历(1925)

 第九章 阿莱夫(1926)

 第十章 拒绝(1926—1927)

 第十一章 复仇和失败(1927—1930)

 第十二章 小说实验(1930—1932)

 第十三章 对手(1933—1934)

第三部 地狱(1934—1944)

 第十四章 失败(1934—1935)

 第十五章 孤立(1936—1937)

 第十六章 父亲的去世(1938—1939)

 第十七章 学习但丁(1939—1940)

 第十八章 小径分叉的花园(1940—1944)

第四部 地狱天堂篇(1944—1969)

 第十九章 “新比阿特丽斯”(1944—1946)

 第二十章 耻辱和痛苦(1946—1947)

 第二十一章 虚假的希望(1947—1950)

 第二十二章 博尔赫斯反对庇隆(1950—1955)

 第二十三章 解放革命(1955—1959)

 第二十四章 母亲的统治(1958—1963)

 第二十五章 解构活动(1963—1967)

 第二十六章 结婚(1967—1968)

第五部 失而复得的爱情篇(1969—1986)

 第二十七章 冰岛(1969—1971)

 第二十八章 在日落和日出之间(1971—1975)

 第二十九章 冰岛的新曙光(1975—1976)

 第三十章 蓝虎(1976—1979)

 第三十一章 日本音乐(1979—1981)

 第三十二章 解构自己的民族(1980—1983)

 第三十三章 编织梦想(1984—1985)

 第三十四章 创造一个结局(1985—1986)

后记

注释

第一章

家与国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祖先是首批进入美洲的欧洲人。他们是探险者、征服者、城市建造者和地方统治者，他们是西班牙在新大陆新帝国的建设者。冈萨洛·马泰勒·德·拉·普恩特追随皮萨罗征服了秘鲁，多明戈·马第尼斯·德·伊拉拉为西班牙君主赢得了巴拉圭，杰罗尼莫·德·卡布莱拉在图库曼省建立了科尔多瓦市，而胡安’德‘卡拉伊则巩固了在偏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统治。但是博尔赫斯对所有这些都漠不关心：‘伊拉拉们，卡拉伊们，卡布莱拉们，所有这些西班牙征服者们我从来都没有梦见过……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只是一群在那个时代从西班牙来的士兵而已。”

博尔赫斯家族的人思念的是那些与西班牙断绝关系并致力于阿根廷民族建设的人。在他母亲那边的亲戚中，弗朗西斯科·德·拉普里达作为国会主席，主持并宣布了南美联合省的独立；阿根廷国父圣马丁率领爱国部队越过安第斯山，帮助智利和秘鲁对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时，苏勒将军是其中一支队伍的指挥。他父亲这边的亲戚中，有阿根廷缔造者之一曼努埃尔·贝尔格兰诺将军的朋友、阿根廷早期诗人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在博尔赫斯遗留下来的文件中有一张明信片，画面上，诗人拉菲努尔站在一幅圣马丁将军在新国家国民议会中受到民众欢迎的场面的画前(画上的拉菲努尔有豪尔赫·路易斯用十字作的标记)。

在博尔赫斯所有的祖先中，最传奇的人物当属他母亲的外祖父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了。二十四岁的苏亚雷斯在南美独立战争中率领骑兵部队获得南美独立战争的关键性战役——胡宁大战的胜利，此次大战是南美独立战争三次大战的第二次大战。胡宁大战发生在一八二四年八月六号，秘鲁安第斯山的胡宁平原上，白雪皑皑的山脉中只有短兵相接的声音，没有枪声，爱国部队与西班牙军队进行了白刃战，仅一个小时就击败对方取得了胜利。苏亚雷斯的英勇受到了西蒙·玻利瓦尔本人的称赞，他说：“当历史描述辉煌的胡宁大战时……首先想到的会是这位英勇的年轻军官。”副同时也正是玻利瓦尔在独立战争最后一次也是决定性的阿亚库乔会战后，把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的苏亚雷斯提拔为上校——此次战役保障了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

博尔赫斯把独立战争看成是“延续的血脉的破裂”，“一场子辈对父辈的反叛”。毕竟他一家都以自己纯正的西班牙血统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独立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意味着拉美纯正西班牙人“断绝了和西班牙人的关系”：他们“坚信”自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有别于西班牙的民族，但是如果阿根廷人不持之以恒地塑造并维护这一新的民族身份，“我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会“冒险选择回复到原先的西班牙身份，这就意味着否定了阿根廷的全部历史”。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在阿根廷独立运动中首当其冲，并在当代阿根廷的版图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势险要，是阿根廷的战略要地，市区为一港口，河流纵横交错，一直延伸到南美的中心地带。这个大港湾最初是由西班牙探险者在寻找西行到日本的航道时发现的。一五三六年在此建立的最初的居住地位于河口右岸，当时该地被命名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当时该地区经常受到印第安人的侵扰，直到一五八0年，征服者胡安·德·卡拉伊在此重新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那时候该港口被称为拉普拉塔河，意为“银之河”，因为西班牙人认为可以在该河两岸找到银矿。但在之后的两百年里都没有找到什么银矿，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帝国被遗忘的美洲角落里的边疆。

这个小小的城市雏形是在一大片草原上建立起来的，除了一些野生的牛群和马群散落在这里外，整个城市显得很空旷。游牧的印第安人靠狩猎这些牛马为生，西班牙后裔的牧人们则肆无忌惮地杀戮牛马以获得肉和皮毛。此外，殖民地则靠非法地以银矿向秘鲁换取从巴西贩来的非洲奴隶为生。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西班牙造船业的发展方便了政府和该地区的直接联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战略地位才开始得到重视，一七七六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定为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地位的陡然提升，改变了南美的政治地理环境——西班牙所有处于安第斯山东面的殖民地(委内瑞拉除外)，都不得不和秘鲁断绝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往来，而把目光和注意力投向南面的新兴港口城市。这一历史转折为十九世纪该地区主要血腥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一八一0年，第一次反抗西班牙的运动之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开始努力维护其在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中心地位。它没能阻止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脱离运动，此外，尽管在一八一六年图库曼国会联合申明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并宣布独立，各省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存在地区纷争，企图动摇或取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中心地位。国内支持联邦制的人，积极倡导各省自治，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集权主义者则高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统治权。由于缺少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治和内部凝聚力，各省的首领，不论保守派的还是自由派的，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都不择手段地雇佣牧人骑兵进行权力争夺。博尔赫斯父母双方（P3-5）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默默地写作，因为他居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远离文学文化中心，地理位置的偏僻也使得他不怎么引人注目。名誉的到来有点突然。一九六一年，在他六十出头的时候，获得国际出版家协会福门托奖，可是这一奖项的一位比较苛刻的评委要求他和塞缪尔·贝克特共享此份殊荣。但是尽管一直以来命运对他的眷顾很吝啬，现在却是十分的慷慨，各种荣誉铺天盖地地涌来——从小有名气飞跃到名声大作，仅在很短的几年内就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现当代西班牙语最有影响的作家。

博尔赫斯对于二十世纪的拉美文学的发展影响颇深。他成名之时正是拉美文学爆炸时期。他对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法国新生代的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的作品对严肃小说的空间进行了极大的拓展，并鼓励作家脱离二战后以人物为中心的心理小说和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形态，而把小说当作一件自觉的、夸张的文字艺术品，进行大胆的想象和智力的、甚至是哲学的思考。此外他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还预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些主要论题。他对时间和自我以及对写作和阅读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细腻的思考，创作出了包含很多观点的文本，如个人身份的任意性，消除了中心的主体，“作者之死”，语言和理性的有限性、互文性、人类知识的时代局限性(注意：博尔赫斯省略了一些抽象概念的“历史”，如无耻、永恒和天使)。

博尔赫斯放弃了他认为的小说现实主义的内在欺骗性，即小说家装作自己是用一面镜子去真实地反映外部世界，而实际上他和读者一样，对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一问题一无所知。把小说的人工加工痕迹掩盖起来没有任何意义，他相信——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想象世界，只要作者能够说服读者对其保持一定的“文学忠诚”，他就可以任意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博尔赫斯不仅摒弃了现实主义的种种框架约束，他还对小说在现代文学中所处的首要地位进行质疑。他对小说产生以前长期存在的讲故事的形式——像神话，史诗，寓言还有民间传说——非常感兴趣。同时他还对现今被小说挤到一边的那些二类文体也很青睐，比如说哥特幻想小说，冒险传奇，科幻小说，还有他最喜欢的侦探小说——他对侦探小说中精心设计的、“目的论的”情节非常崇拜。倒不是说他对某种文体类别有什么特别的依附。虚构故事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没有什么可以阻碍其发展，像书评、讣告、学术论文或一个脚注都可能受到讲故事的魔力的影响。他曾讲了句非常有名的话：甚至那些哲学和神学的东西也可以被看作是幻想文学的一支。

博尔赫斯的写作扎根于自己小时候读的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罗伯特·史蒂文森(1850—1894)，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之一。、罗德亚德·吉卜林、大仲马及阿根廷的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等人写的冒险故事，但同时贝克莱乔治·贝克莱(1685—1753)，爱尔兰哲学家和主教。、休谟、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贝克莱和休谟那里他产生了自己思想的一个基本命题——各种知识和经验都是主观的；从叔本华和尼采这样的思想家那里他得出了个人身份的脆弱性。由于缺少客观的真理，人生注定只能是一场没有既定规则、也没有具体目标的游戏，因为如果除了自我之外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是确定的话，那么上帝的存在或隐藏不见的造物主就是不可避免的。写作这一举动就是存在的一种范式：作者可能要编造出人物和情节，但是这些编造出来的是不是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或者是不是反射出了文学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统一模式？面对这些基本的不确定性，读者们需要对个性、意义，还有终极的客观现实本身提出质疑。

除了诗歌之外，博尔赫斯最喜欢的写作体裁是虚构小说——一篇短篇故事或散文，其简短可以让他把脑中的想象浓缩成相应的意象和情境。他早期的虚构小说都是些哲学性质的幻想，比如说他把整个宇宙比喻成一个井井有条但又无穷大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拒绝展现出自己的总体设计；或偶然性即必然性在里面所起的作用(这被比喻成由一群险恶的陪审团在背后操纵的彩票)；或者他用一本小说来代表无尽的时间迷宫。他一直着迷的一个主题就是决斗，两个对手相互争夺霸权——博尔赫斯大多采用流氓或冒险者这样的人物，但是他也揶揄地写了一些神学家和上流社会女士们之间的争斗，甚至还写了两位伟大的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在瓜亚基尔厄瓜多尔共和国西南沿海河口。的那次神秘的见面。决斗成了通过消灭对手来维护自己身份的这种渴望的比喻，尽管博尔赫斯经常在最后表明，胜利者自己最多也只是他的受害者的镜像。

博尔赫斯明确的哲学观点让评论家们觉得他的写作属于一种理想的、没有时间界限的空间，也就是一种文学乌托邦，而他在成名前的失明更加强了这一观点，因为他的失明让他有了一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吟游盲诗人的感觉，可以触摸到世界文学的每个角落，从而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正在消亡的传统所拥有的永恒形式。这种永恒性又在他作品年代的模糊性中得到了加强。他习惯在自己作品重版的时候加上一些后来新创作的文本，当然这些文本也是多年以前在第一版之后创作的。他也一直都在修改自己年轻时写的诗作，去掉里面的一些地方色彩的东西，甚至还在后来的选集中去掉了好些诗篇。拿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的三本散文集来说吧，他坚持要把它们全都删掉，并坚称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决不允许再版，声称他已经尽力把所有已出版的那些书都买回来并全都烧掉了。

所以博尔赫斯一生的事业充满断层、后退和转折就不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掩藏自己年轻时的作品呢？他为什么会在三十岁的时候停止写诗了呢？为什么他在一九五二年停止写小说又转而开始写诗了呢？而且为什么当他后来再次开始讲故事的时候，作品中没有了早期作品中抽象的、哲学的成分呢？如果有一条线索贯穿这些问题迷宫的话，那就是博尔赫斯坚信写作归根到底还是自传的一种形式。在他声名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曾向一位记者坦白说：

我对我所讲的故事都有很深的体会，因而我总是用奇怪的意象象征来表达，那样人们就不会发现其实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自传的成分。这些故事都是关于我自己的，都是我个人的经历。[1]

实际上他是重申了在自己年轻时写的那些散文集中表达的观点。在一篇名为《文学信念之主张》的文章中，他写道，“……所有的文学归根结底都是自传性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富有诗意的，因为它们都表现出了一种命运，它们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命运。”他承认一部作品中的“自传性成分”有时会被表现它的“事件”给掩盖起来，但是这些成分还是存在其中的，“就像在深处跳动的心脏一样。”

博尔赫斯的一生就是要寻找出作为博尔赫斯的意义是什么，也正是对命运的这样一种寻求给了我灵感，要给这么一位深奥难懂的作家写一部传记，而且这样的努力也是值得的。我花了九年的时间才感觉到他的这种潜藏的追寻——这比我预计的时间差不多多了一倍。这么长的时间内当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是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一直支撑着我坚持下来的话，甚至是在延长了这项计划的周期的情况下，那就是对新材料的发现——既有新的信息材料也有新的认识和发现——进一步点亮了博尔赫斯全部作品内部的自传的腹地。年代顺序成了打开所有大门的钥匙，因为只有理顺了他一生的经历，并尽可能地把这同他所有同期的作品联系起来，我们才可能发现作品中个人经历的轮廓，最后才能感受到他作品“深处心脏的跳动”。

在我研究的早期，我就发现了一篇故事中的一些成分很可能可以帮助我把表面上看起来不连贯的博尔赫斯的一生给连接起来。我开始怀疑，他坚持要对自己年轻时的作品加以修改或干脆销毁掉可能不是因为他对自己早期作品感到厌恶，而是因为他想掩盖住一些给他带来某种痛苦的事实。后来我搜集到了一些材料并从中发现他确实在自己二十多岁时经历了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甚至还因此想到过自杀，这几乎就毁掉了一位作家。博尔赫斯从来都没有直接地谈论过这段经历，但是事实表明这段经历在他后来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那次创伤他才停止写诗的，也正是因为那次经历他才发现了一种最后让他成名的写作。在博尔赫斯的著名短篇小说中，有一篇名为《小径分叉的花园》，故事中的一位人物问另一位说，“设一个谜底是‘棋’的谜语时，谜面惟一不准用的字是什么？”另一个人回答说，“‘棋’字。”同样，博尔赫斯从来都没有明确说出来的一个主题，不断地萦绕出现在他中年时期的作品中，并且以符号、象征和母题的形式出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只有到他终于找到了爱情之后他才把过去的阴魂驱赶走，实现了一种宁静感，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陪伴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二十年。

不必说，文学各种各样的创造和细微之处不能简单地都归结为传记，但是一位作家一生的经历是他作品的苗床，而且我要说的是，从这个传记性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更丰满、更人性化的多层面的博尔赫斯，而不只是一个患了贫血症的藏书家。博尔赫斯是一位受到内心冲突严重影响的人，他远不是脱离自己生活的年代的另一个世界的人，而是一位有着很强历史感的人。他是一名阿根廷人这一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据博尔赫斯所说，阿根廷之所以能产生是源于一种可以创造出一个民族的信念，因而他的整个一生都在梦想着建造起一个祖国。但是尽管他出生在阿根廷的黄金年代——那个时候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之一，可是他却目睹了这个国家衰退、进而分裂混乱的过程。博尔赫斯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一直贯穿着他寻求个人命运的全过程，而他的成就就在于他让读者们在那样的困境中认出了他们自己——他把自己作为一名阿根廷人的焦虑转变成了一种世界普遍意义上的一种情况，因为在他那才华横溢、浅显易懂又很有力的文字中，他想象着自我的消解，并含沙射影地表现出这一消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恐惧。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于爱丁堡

博尔赫斯于早上七点四十七分去世，这一消息那天上午稍晚一点就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应两位最后治疗他的瑞士医生——让-弗朗科西斯。巴拉瓦尼医生和帕特里克·安布罗塞蒂医生——的要求，日内瓦市的市政当局决定授予博尔赫斯可以葬在普兰帕莱墓地的殊荣，这块墓地是专门埋葬贵人的，法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就是其中一位。

玛丽亚认为采用宗教的葬礼仪式也许更合适一些，而不用非宗教的追悼会什么的，同时为了对博尔赫斯的母亲及祖母表示尊敬，她安排了一次由天主教神甫和新教牧师共同主持的仪式，这两位神职人员就是他去世之前拜访他的那两位。葬礼于六月十八日周三在新教的圣皮埃尔大教堂举行，参加葬礼的朋友、同事共有一百多人，还有阿根廷和瑞士的一些高官。蒙特默林牧师宣读了(《约翰福音》开头的诗句——“太初有道……”——发言说“博尔赫斯一直都在不懈地寻找一个能够囊括所有事物终极意义的词”，但是人永远都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那个词；他迷失在了一个迷宫里。正如圣约翰教我们的那样：“不是人类发现了道，而是道找到了他。”而天主教的牧师皮埃尔‘雅凯神父则向与会者说，当他在博尔赫斯逝世前看到他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位充满爱的人，他接受了天主教的赦罪”。

一个由在日内瓦的阿根廷驻瑞士大使和文化部长为首的阿根廷官方代表团也出席了葬礼。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宣布举行国丧来表示对这位伟大的阿根廷作家的尊敬。尽管先前庇隆主义政党宣布也会派代表加入阿根廷代表团来参加葬礼，但那位代表最后没有能够到场。该党的发言人告诉媒体说，他们要去参加葬礼并不是出于博尔赫斯对庇隆主义的憎恨，而是“因为他对祖国所说的一些话”。两天以后，六月二十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上爆发了一场骚乱，起因就是庇隆主义政党的成员对为博尔赫斯举行一次国葬的提议有所异议。庇隆集团的领导宣称说自己的政党愿意“把博尔赫斯作为一名作家来颂扬，但是不能作为一名阿根廷人，因为他选择死在国外”。这样的言论遭到议会中其他成员的愤怒回应。一位激进派的议员称庇隆分子的言论“基本上就是法西斯的”。在接下来激烈的争论中，另外一名庇隆主义议员说得更直接——博尔赫斯曾经对埃维塔·庇隆作了“让人不可接受的”评价。

关于博尔赫斯回到了天主教怀抱的传闻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皮埃尔．雅凯神父在葬礼上提到，自己在博尔赫斯临终前拜访了他，他最后接受了天主教对他的“赦罪”，这些在阿根廷引起了谣言，甚至有传言说他在当地的天主教堂吃了圣餐，这位著名的不可知论的作家在最后一刻皈依了宗教。为了澄清这些事实，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堂的教区长蒙席．丹尼尔·何塞·柯干给日内瓦的雅凯神父写了封信，神父八月九日回信记述了自己拜访临终前的博尔赫斯的情景。这次拜访是“由于他家人的要求”；博尔赫斯当时已经相当虚弱了，根本不可能和他交谈，尽管雅凯当时的印象是博尔赫斯“理解了我说的每句话”；此外他还觉得这位垂死的人希望“参加祷告和告解圣事”，但是他又补充说，“我觉得单从那次见面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博尔赫斯对天主教的态度的”。据雅凯说，葬礼是在新教教堂举行的，因为“博尔赫斯，很显然，是一位对忏悔界限思想开明的人”，而且考虑到日内瓦市议会决定授予他荣誉，所以他最后被埋葬在官方的墓地也是很正常的，实际上他的墓就在约翰·加尔文的墓不远处。

博尔赫斯去世的时候，阿根廷正处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裂之中。博尔赫斯本人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争论和冲突；人们总是把他看成是与庇隆不共戴天的敌人，好些人也非常憎恨他，这一点在市政议会的争论中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识到剑破坏了他的个人生活，还破坏了国家的历史，所以就像他挣扎着克服了剑给他的内心带来的冲突一样，祖国也应该努力去超越一直威胁着她的分裂因素。只有像瑞士这样一个由不同的州、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种族组成的国家才能给阿根廷树立一个榜样，以实现一个建立在理性和忠诚基础之上的有效的“联邦”。

日内瓦普兰帕莱公墓里面博尔赫斯的墓正好证明了他对剑的批评。墓碑很惹眼，粗糙的墓碑上写着他的名字：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还写着他出生和去世的日期：1899—1986。墓碑的正面根据一个从萨顿胡的盎格鲁-撒克逊墓地上找到的盾刻了一个盾的图案，这个图案也出现在他最喜欢的一本盎格鲁—撒克逊诗集的封面上，博尔赫斯曾在和玛丽亚·儿玉一起翻译了《马尔顿之战》后把那本诗集送给了玛丽亚。_那个图案上面有七位战士，其中的三位手中高举着剑，但剑都断掉了。图案下面引用了《马尔顿之战》里的一句：“……不应恐惧”(第二十一行)。

墓碑的背面镌刻着一艘维京人的长船。它的上面有两行字：“他把出鞘的格拉姆剑放在两人中间”，这是北欧传说《沃尔松格传奇》里的一句，说的是主人公西格德在和自己以前的恋人布林希尔德躺在一起的时候把他的剑格雷姆放在了他们之间。这段文字也是博尔赫斯用来作为《乌尔里卡》的引言的一句话。《乌尔里卡》是他一九七一年在冰岛和玛丽亚·儿玉那次短暂见面后获得灵感写成的，讲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哈维尔·奥塔洛拉在约克郡同一位与小说标题同名的挪威女孩的相遇。长船的图案下面还有一句话，也影射了这个故事：“乌尔里卡献给哈维尔·奥塔洛拉”。这段文字让人想起在那则故事的最后，乌尔里卡送给哈维尔·奥塔洛拉的一个礼物——她陪他一起去了雷神街，在一家小旅店楼上的一间墙壁上糊了“深红色的”“水果和禽鸟交织图案的”壁纸的屋子里，爱在黑暗中奔流着，“我们之间没有钢剑相隔”。

一部真正第一流的传记。

——克里斯托弗·希金斯

……异常生动而新颖……为读者理解这位阿根廷大师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哈罗德·布鲁姆

一部研究扎实、引人入胜的传记，作者是我们时代非常优秀的拉美文学批评家之一。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