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与人的记忆
李国文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幢建筑物前,手里拎着一个包,包里装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手稿,很冒昧地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想请他们过目一下,是否有采用的可能。当时,这幢五层楼给我留下蛮高大、蛮气派的印象,而且,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学书籍出版大社,那门面也相当匹配,显得挺庄重,挺堂皇的。然而,三十年后,自从那座四脚八岔,形象丑陋的过街天桥建成以后,就把心目中的这座文学殿堂团团包围住了。每次我到朝内大街166号,经过这座设计得不伦不类的过街天桥,就有一种缺氧的窒息之感。如今的这幢楼,蜇居于天桥之下,一副局局促促、窝窝囊囊、可怜兮兮、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有时也诧异,人到老年,会比他年轻时,要矮上一截,难道建筑物与人相似,有了年头以后,也会缩水吗?后来,我明白了,不是这幢楼矮了,而是它的左邻右舍都长高了。整个一条朝内大街,连当年的菜市场,也玻璃幕墙地洋气起来,发出灼眼的亮,显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灰秃秃的,矮趴趴的。按说是新中国首家文学书籍出版的老字号,却益发地暗淡,益发地寒酸。
那时,我将一大堆足有数公斤重的手稿,送到这家出版社,因为它是全国范围内出版文学书籍单位之中的佼佼者。现在,如同朝内大街上出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样,它已不是在文学出版领域独领风骚的先行者了。也许,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它马路对面的九爷府一样,数百年如一日地纹丝不变,恐怕不仅仅意味着文学完了……
为进步高兴,为发展高兴,也应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栋楼,早早晚晚即将拆迁的明天高兴。大家都说建筑物是要讲究风水的,我虽不大相信,然而又不得不信,自从那座水母章鱼式的过街天桥落成以后,就意味着这幢楼即将画上句号,果然,拆迁和重建的话题开始甚嚣尘上。
虽然,这幢五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有当代中国作家,在我以前的前辈,在我以后的后辈,都与这幢建筑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论理,要比那些二三流的名人故居,更具有保留的价值。然而,依我之见,这幢楼的将要拆和最终拆的必然结果,也许并不是坏事。第一,无论如何,活着的人要比死去的人更重要,未来要比现实更值得关注;第二,将来更高层更亮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或许更能代表中国文学大发展的形势。
不过,我对这幢怀着深深敬意的建筑物,还是有着难舍的眷恋之情,我还记得1980年的春天,有点冷,有点风,有点沙尘暴的一个傍晚,我从社里的发行部拿到刚从印刷厂拉回的样书,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铅字印刷,而且是人文社出版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书,那份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象得知。管书库的一位大姐,看我愣在那里发呆,关心地问,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接下来,我来到出版社拐弯的南小街一家小饭馆,时值下午,客人尚未上座,我选了一个避人的角落,要了一小壶酒,一小碟花生米,捧着那本带有油墨气味的新书,尽管我努力压制住自己,但眼泪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无论如何,那是我被流放二十二年以后,在蜗居里一字一笔写出来六十万字的大部头,终于成为上下两卷的印刷物,这点挂在脸上的泪水,也就不怕人见笑,随它而去了。想到二十二年前,为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改选》,而罹无妄之灾,被扼杀的文学生命,又从手里拿着的这本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复活,能不思绪万千,泪水难忍么?所以,我对这幢楼,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我这样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来说,确实使我生出一种母校的归属感。正是三十年前从我走进这幢建筑物开始,所跨出的第一步,也就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路。
如果,有人对那堆手写稿说不;如果,怎么拎去怎么拎回来,那么,现在的我,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二十多年,长期流放于深山老岭,劳动改造于铁路三线,不但远离社会,远离城市,同时还远离文学,远离文人。所以,当年走进这幢建筑物时,心存忐忑的我,既不认识任何人,同样,任何人也不可能认识我。然而,隔了不多久,我终于获知冬天里会有春天,而且在春天里更有润物无声的春雨。两位文学前辈对于我,对于我这部作品的特别关注,使我终生难忘。
一位是韦君宜,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位是秦兆阳,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这两位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心中。那时正是他们意气风发的年代,也正是新时期文学发轫的年代,提携新生力量,扶持新鲜作品,这两位先生可谓不遗余力。韦君宜说:这个李国文,我50年代就注意到,你们一定要认真地,当回事地对待他的这部新作。秦兆阳说:我把我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这个李国文就住在我们社里,来改他的这部作品。
于是,我与这幢建筑物,有了一段缘分,有了一点感情。
大多数建筑物,终究是有其寿命的限制,拆迁是肯定的。文学也是同样,绝大部分作品,总有销声匿迹的一天。然而,记忆这东西,对于当事人来讲,却是轻易不会淡忘的,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特别看重历史的原因。
2012年11月30日P21-23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文社大楼的搬迁。它是在“即将告别”的怅惘情绪下,由一群与这座大楼有关的人,为某一天必将消失的它,留下的见证和念想。
如今,这些声音依然回荡于楼里楼外——
当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
——冯雪峰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严文井
编辑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
——韦君宜
人文社是藏龙卧虎之地, “群贤毕至,少长成集”。多少友情、亲情、同志情、同事情、同道情、同好情,都是朝内166号大楼给我的恩赐!
——屠岸
这幢五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李国文
不管新旧,它始终都代表着中国出版界的高质量、高素养,它始终都是我们心中的庄严而崇高的文学殿堂。
——谢 冕
每想起人文大楼总有种特别的感觉:温暖、智慧、从容。相信文坛不会忘记这幢大楼,它将永远矗立在当代文学史上。
——蒋子龙
写在前面
陈彦瑾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文社大楼的搬迁。大概三年前,就时有“要搬了”的消息传出,两年前的2013年3月,则听到了妥妥的“要搬了”的消息。于是,和很多同事一样,生起了一种浓浓的“即将告别”的怅惘。那时就想,如果大楼消失,所有与楼有关的记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将何处安放?当推土机的巨铲将大楼铲成一片废墟,所有曾在这楼里工作、生活乃至度过大半生的人们,将从何处寻找慰藉?当若干年后新楼崛起,人们熟知的“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门牌会安放在哪里?我们这些曾在老楼待过的人,又该如何向刚到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讲述出版社的过去?……作为编辑,很自然地,我想到了出书,想请同事们来写写这座被称为“文化地标”的大楼,写写楼里的人,楼里的事,楼里的工作与生活,为即将消失的它留个见证和念想。这一想法得到了社领导和许多离退休及在职同事的支持,于是,2013年4月11日,我通过社办和老干部处在社内发布了《征稿启事》,并到一些部门向一些同事郑重约稿。当时觉得时间紧迫,截稿时间定于2013年5月15日,未想直到两年半后的今天,书稿才初步成型,而“要搬了”的消息,依然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这座大楼的上空。也许是搬而未搬的次数多了,当初那种急迫的心也渐渐松懈了,这本书便在一种不紧不慢的心境下,走到了它命定要诞生的日子。虽然楼依旧在,当年脑海里映现的推土机将大楼推成废墟的画面也并没有发生,但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而将在人文社建社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出版,或许正是这本书的命吧。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不同于社史、纪念集如本社所编《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也不同于个人专著如本社编辑王培元著《永远的朝内166号》、作家冯骥才著《凌汛》。它既有史又有怀念也有回忆,而且图文并茂,乍一看,可能和人们想象中的它不一样。因此,管士光社长看完书稿后,特别嘱咐我写一篇类似“前言”的东西,以作必要的交代和说明。
如前所说,编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就不是为了对历史作研究、筛选和评判,而仅仅是想定格一些回忆,留住一些记忆,为即将消失的大楼留个见证和念想。所以,《征稿启事》为任何一个想留下念想的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书写自由:
一座楼,一群人,一种文化;一本书,一件事,一个回忆;一桌一椅一墙一角,一种感悟心得体会,皆可入题。只要是自己认为最有必要或最值得留住的记忆,都可以写。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他人;可以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个人叙事;可以写公共史,也可以写个人史。文体不限,形式不拘一格。可以理性,也可以感性;可以庄重,也可以活泼。字数不限,可长可短。可以长篇大论,也可以点滴碎片。欢迎随文提供相关图片,书影、书信、发稿单、退稿信、签名、墨宝、合影、办公室工作现场照等,皆可……
如此不设限的原因,是想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尽可能多留住一些记忆,也尽可能让记忆丰满、自然,甚至芜杂都不怕,因为一座楼的生动和人一样,不是来自抽象的概念、标准化的评判,而是来自毛茸茸的细节。正是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甚至看似矛盾的细节聚拢在一起,才构成一座楼和一家社的鲜活和生动。
正因为这样一个出发点,决定了这本书不是经严格过滤和剪裁后的整齐划一、盖棺论定,而是以“尽可能保留记忆”为原则,将征集到的稿件悉数收入,并按内容大致归为四类:写楼与生活的归为“忆大楼”,写人与事的归为“忆人事”,写编辑出版的归为“忆出版”,写社史和个人史的归为“忆岁月”。排序方面,没有按作者级别、职务高低或姓氏笔画对全书统一排序,而是基本上一个大类一个标准:“忆大楼”按写作者的年龄,“忆人事”按所回忆的人的生辰,“忆出版”按所回忆出版工作时间的先后,“忆岁月”按所回忆出版社历史阶段的先后。图文之间结合也不是特别紧密,而是在征集到的图片资料的基础上,以保留资料和丰富版面为原则,大体照应,笼统编排……总之,这本书将大楼里的人和事平等视之,将所有人的记忆平等视之,文章分类、排序和图文编排都是勉强为之,不可能百分百精确,难免有模糊和疏漏的地方,望读者体谅。另外,征稿以“自愿”为原则,所以,有些或许人们认为不能没有的作者、不能没有的人、不能不提的书和事,却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而有些则收了两篇……也请读者理解。对于稿件内容,除过长文章不得不删节和除明显错漏外,都尽量保持了原貌。同时,为了丰富视角、弥补征稿的不足,又从《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和一些报刊中选取了一些文章;并从人文社四十、五十、六十周年社庆纪念册及《永远的朝内166号》中选取了一些图片,以补图片征集的不足。征稿过程中,种种因缘也促成了一些社外作家、评论家的友情支援,如蒋子龙、谢冕、丁帆诸先生特别为本书赐稿,至为感谢!
感谢这本书的所有作者,以及所有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人。负责老干部工作的谢施基,主动帮我向离退休同事约稿、收稿,征集照片;外文部的张福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大量资料和照片全部拿来供本书选用;何启治、刘会军、王培元、岳洪治、魏新民、李丹妮、王晓、宋强、廉萍等同事,也都不但写稿还提供资料和照片;王毅、刘静、张玉娥也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照片;张福生、王瑞琴从始至终给我很多鼓励;于敏去年调入编辑部后也成了本书编辑,她给了我很多建议,又专门向一些同事约了稿;而本书的书名,则是刘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很想求完美,想尽可能消灭所有错漏,让这本书令所有人都满意,但最终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因自己的执着导致的拖延,却让太多的人等了太久!更让我歉疚的是,为本书写了《能不忆“选刊”》的刘茵,去年已离世,这也让我意识到:这本书不仅仅在打捞记忆,打捞记忆的同时也是在打捞留住记忆的人。所以,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它也必须借六十五周年社庆之机而匆匆面世了。
两年半的时光里,这座老楼又发生了很多事,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退休了,一些人换岗位了,一些人编了很多好书……这座大楼的生活还在建构,关于大楼的记忆还在不断生成。而这本书所打捞的记忆,定格在了2015年以前。
那么,就让这本不那么完美的书,在2016年3月28日,为走过六十五个春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献上一份大寿薄礼吧!
2015年11月18日
屠岸等编著的《朝内166号记忆(插图本)》这是为纪念永远的“166号”而出的一本怀念文集。在人文社旧址166号即将拆建之际,几代人文人,饱含深情,回忆自己撒播了青春和汗水的这方天地。有老景儿,有老人儿,有老事儿。既有堪当文化出版史料的“大时刻”,也有发生在这栋大楼里不为人知的过往,一个时代的文化出版事业,一代出版人的喜怒哀乐,雪泥鸿爪,都在这本书里。
屠岸等编著的《朝内166号记忆(插图本)》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的搬迁。它是在“即将告别”的怅惘情绪下,由一群与这座大楼有关的人,为某一天必将消失的它,留下的见证和念想。
六十六篇回忆录,三百多幅珍贵老照片、老书影,定格时代与文学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