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十色说历史》为当今最火的大学教授、著名良心知识人张鸣“不正经”巅峰新作。作者通过犀利的文风，使读者体会到在文字上踢那些道貌岸然者“屁股”的快感。当事人详细解说“张鸣事件”经过，还原中国高校的无奈现状。历史从来不可借鉴，曾经发生的，现在仍然在重演！

《五光十色说历史》为张鸣教授近来撰写的短篇文章结集。在这里，作者放下专业研究姿态，以平常人的眼光把玩历史和生活：新军脑后的辫子，小站练兵的风波，会过日子的西太后，面子的变迁，饥不择食谈读书，消失的边陲古城……《五光十色说历史》谈自我、谈民国、谈面子、谈现实、谈旅游，放下架子，文笔生动，行文流畅，诚为普通人写的好玩文章。

序 写在前面的话 001

第一辑 历史照进现实

卖国的罪名和太后的面子 002

谁的财产是安全的 004

吃空饷的今与昔 007

人格证书与好人证章 009

“改造”魅影的再现 011

曾经的钓鱼执法 014

流言、危机与抢购 016

马屁救命记 019

特权之享与特权之祸 022

从“官不修衙”到“宫殿衙门” 024

文明帽的故事 029

会过日子的西太后 031

史上最凶残的文字狱 034

太监的酱缸动不得 037

谁看谁，都像禽兽 040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042

天子也得以食为天 045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048

扬州瘦马与阔太选拔 051

过去的粪业垄断经济 054

知青群体与知青运动 056

作为结构裂痕的三个征兆 059

民营企业家的三种尴尬宿命 061

动物的死活，还真是个问题 064

第二辑 民国的忧郁

财神的道德烦恼 068

好客的张宗昌 070

五光十色说民国 073

多面相的民国农村和农村问题 077

新军脑后的辫子 082

小站练兵的风波 084

礼太多了人就靠不住 088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090

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的问题 097

革命的经济学 103

第三辑 官场的黄赌毒

黑翰林李鸿章 108

官场的黄赌毒 111

蒙上面比蒙下面容易 113

雅贿的故事 116

两种政治秀 119

袍哥政府及其他 122

有权时，忠言才逆耳 124

跟皇帝的生育能力有关的政治 127

讨口彩与讲政治 130

也谈监察分肥定律 132

当权力没有人盯着的时候 134

官场过度症 136

第四辑 我们中国人

大炮，使馆和疯子 140

面子的变迁 143

也说浮躁 145

中国人的路 146

中国人的文化癖 149

奴才的创造性 152

包袱放下了，人才能站起来 155

中国农民生生不息的好奇心 157

让我们学会讲理 160

评优文化及其滥觞 162

吃遗产的风潮 164

第五辑 别处的生活

消失的边陲古城 168

深圳，一座令人惊艳的城市 171

四川这个地方出神仙 173

厦门是个好地方 176

悠哉青岩 178

淡水人也淡 181

街头政治与街头的非政治 182

台北的大门槛不设岗 184

台北的街人 187

台湾的“大埔事件” 189

夏日，来一碗什锦黄春面 192

在岛的那一边 194

在台北，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基金会 199

走进南村落 201

金门：铸剑为秤盘的地方 204

两个故居，一种宿命 207

旁听台北市议会 210

治堵，用不了的台湾经验 212

第六辑 不合时宜

何以焦虑成为社会流行病 216

自主招生与高考公平 221

了无可了的“张鸣事件” 224

留在记忆中的旧上海 230

雪国往事 234

饥不择食谈读书 237

有卷在握，其乐如何 238

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40

熟未必能生巧 243

中国的大学还有救吗 245

学生告老师的今生前世 248

白折腾了鲁迅 251

卖国的罪名和太后的面子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拉着皇帝西狩，一溜烟跑到了西安，派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勖跟洋人谈判。西太后深知这回拳乱之祸，惹大发了，十分担心联军会扶奕勖称帝，干脆丢开他们娘儿俩，另立政府。所以，把奕勖的家眷，全给扣下，作为人质。

当然，当日的谈判，说了算的是李鸿章，洋人也只乐意跟他一个人打交道，奕勖只是一个配角，而且他自己断没这个胆儿，想要自立为帝，当然洋人也没这个意思，是老太婆自己心虚，过虑了。原本，列强们是打算把西太后给解决掉的，最初祸首名单，第一位就是这个老太婆。但是发现这个老太婆到了西安之后，各地督抚依然买她的账，逃亡政府也是政府。列强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吃下中国自己来管的意思，所以，为保留中国政府计，西太后这个祸首，就只好放弃了。

辛丑议和的难度在于，谈判的对手太多，对方胃口又大。不仅有十一个国家的政府，还有各自的军方、教会。众口难调，直把个李鸿章累得心力憔悴，奄奄一息。如果说对方有点让步的话，也绝非谈判的中国代表所能左右，压力仅仅来自西方列强的国内。毕竟，20世纪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列强对落后国家过于放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辛丑条约》的最后文本，最终电告西安的西太后时，还是引起了这位老太婆的强烈不满。赔款数目太大，惩办罪魁波及范围太广，给事变中被打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碑，太丢脸面。扩大使馆区，外国驻兵，将六部的一部分——翰林院，甚至满人的堂子(萨满祭祀用的)都划了进去，也实在过分，等等。荣禄在旁边劝，西太后依然发飙不止，一个劲儿地骂谈判的人，只知道让她让步，不知道跟列强据理力争。最后居然说，你们让皇上定吧，我不管了。当然，光绪是不敢接茬儿的。西太后又说，我不管，皇上也不管，你们自己管吧，将电报稿掷之于地，不说话了，任凭荣禄磕头如同鸡啄米。

事情僵了，但北京这边是不能再谈的，时至今日，断然没有让洋人让步的可能，如果再议，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李鸿章、奕勖知道，这边主持军机处的荣禄也知道。想来想去，荣禄感觉西太后其实跟自己一样，也知道这事非答应不可。当日她老公只不过逃到热河，就人家说什么，答应什么了。这回祸是她自己惹下的，没追究她的责任，就已经便宜了，这么精明的老太婆，焉能不知里面的利害？眼下不肯，无非是“答允”两字，说不出口，或者不便说出口而已。甚至不惜冒风险让光绪说，自己也不肯说。此时的中国，也已经进入20世纪，尽管愚民可以被顽固派利用，闹起义和团，但60年的开放，毕竟有了一批明白人。上海租界里的报纸冷嘲热讽，矛头直指老太婆。老太婆也知道这回北京被占，北方大乱，就是自己的过错。已经错了，和约就是因错而造成损失，不只看了肉痛，而且好像就是在骂她。所以，一个“允”字，无论如何，不好说出口。退而言之，就是卖国，罪名也得臣子来担。

说不出口，和约也得签。没办法，过两天议事，荣禄假装先说别的事，然后轻轻提了一句议和电稿之事，说是这事已经请示过了，奴才下去再改改如何？西太后当然明白什么意思，沉默半晌说，如此也好。荣禄下去之后，根本就没改，把电稿文本交给内奏事处的太监，呈西太后和光绪，不久，上面传旨下来：知道了。荣禄心领神会，再发电给北京谈判的人，就算上面通过了。于是，辛丑议和告成。中国不仅背了四亿两白银的赔款，而且北京核心区外国驻兵，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外国驻兵，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基本的象征，剩不了多少了。西太后的面子，仍然没有保住，舆论还是一个劲儿地嘲讽。1903年回銮之后，为了讨各国公使的好，西太后经常把公使夫人请到宫里或者颐和园玩，吃请而且送好些古玩。但是公使夫人往往不懂得给太后留面子，说着说着，就扯到义和团上去。太后只好装聋作哑，装不过去了就说假话，说她当时也身不由己，义和团已经控制了北京，控制了紫禁城。言外之意，她这个霸气冲天的太后，当时已经做了义和团的俘虏。

再牛的人，哪怕是皇太后，犯了错，丢了人，想不担责任，恐怕没戏。当年西太后对于辛丑议和，实际上是不乐意签约，但报纸上却传她急于议和，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还说她说过，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再后来，人们都信报纸的。

谁的财产是安全的

偶然到积水潭医院，发现这所北京很有名的医院前身是一座王府，人称棍贝子府花园。在棍贝子住在这里之前，王府已经三易其主，分别由亲王、郡王和公主所有。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北京的多数王府，都有易主的历史。在那个时代，即使贵为王公贵胄，权倾朝野，跟皇帝关系密切，只要风云突变，失了势，就会从云端坠落到地上，纵使可以保住小命，家产和府邸则都没了。至于非贵族的官员，就更没有保障，得势时，烈火烹油；落难时，残汤剩水。红楼梦里《好了歌》唱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这种盛衰变化，在当年的官场，是常见的。任何朝代的官场处罚，都有规矩，都有法度，但只要开罪了皇帝，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就什么法度和规矩都不讲了。没有人敢说有朝一日落难了，他会得到公正的对待。

虽然说，在清朝，官员的收入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灰色地带，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没有合法收入这回事。可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失了势，抄家籍没，谁去区分这些呢，还不是抄个干净，扫地出门。命大的，没有掉脑袋，从流放地回来，原来的家，已经变成人家的府邸了。

虽然说，中国的帝制时代，在具体的案例中，都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是，只要皇帝高兴，要征收私人财产和土地，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是一种普遍的信条，更是一种法律之上的法律。至于贵族和官员，尽管在财产占有方面，跟平民百姓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和便利，但从理论上讲，他们的财产，都属于皇帝的恩赐。既然可以赐予，当然就可以夺走。事实上，所有人的财产，在理论上的最终归属权，都不是他自己，代表国家的皇帝，想要，就可以拿走，也拿得走。明初的富商沈万三，原本是拍朱元璋的马屁，为朱家作贡献，没想到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落了个抄家发配。也就是说，没有罪，有功，也一样可以剥夺你。在秦汉之际，成千上万被强行迁徙的富户，个个都是沈万三，被剥夺，没有道理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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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每年都要拉拉杂杂写上好些文字。有一些是应付报刊的专栏，有人说是时评，有人说是杂文的东西。还有些是读书笔记，看杂书，看到会心处，随手写点什么下来，居然也有人要，算是随笔或者散文。忝列于学者之列，但学术文字越来越少，即使有一些学术上的思考，也往往以随笔的形式弄出来。有时候非要写一篇学术文章，硬着头皮写出来，结果一看，除了有注释之外，还是像随笔。

如果有人说，喜欢写随笔的都是比较随便的人，如果这个随便有特定的范围，单指散漫，不喜欢受约束，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人有这样的毛病，多半是天生的。很多成功的男人，回忆少年时代，都说自己不喜欢上学。我非成功人士，但小时候的确也不喜欢上学。只是人家不喜欢上学，是因为淘气，喜欢玩。我倒不全是这样，我是不喜欢上课，讨厌在课堂上听课的感觉。如果让我自己看书，倒还是可以将就的。

我从小就不是很淘气，打架闯祸这种男孩子常有的节目，我基本没有。虽然不喜欢学校，但还是能坚持去——怕被老师告家长。“文革”初年，课实在上不下去了，但我还是每天上学，尽管心里对学校、对课堂十分讨厌，每天上学，对自己都是一种负担。不久因为思想反动，不肯跟父母划清界限，被我的班主任兼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开除，心里也没有太多的难过，反而感觉一阵轻松。一年之后再被叫回去读书，也没觉得有什么高兴。其实，当年学的那点玩意儿，根本就不算什么，无须老师教，自己看看就大体明白。而且一学期下来，也没个考试。绝大多数同学年复一年读下来，小学识几个字，中学还是识那几个字。好些大老粗农工的家长，指望儿子姑娘能写封信都不成。所谓上学过程，除了劳动，就是玩。对于我这样公认学习好的学生，劳动的机会比别人还多。经常上着上着课，学校的校工来了，跟老师说，今天要一个跟车的。老师就冲我一努嘴，你去吧。我就抄起铁锹跟着装车去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喜欢上课，不喜欢学校，其实也不喜欢考试。现在想来，我是不喜欢那种集体生活的感觉，那种被教导的感觉。宁愿自己看，自己琢磨。哪怕领会错了，也自得其乐。上帝罚我，最后让我做了教师，不喜欢听人家课的人，现在要给人家上课。作为对上帝的反抗，我上课从来不点名，学生可以随便出入，不想听，就可以不听，绝不会因此影响他最后的成绩。我一直认为，大学生应该待在图书馆里，而老师的课，无非是教会他们怎么读书，这样的课，应该在客厅里，而非在教室。没有学会自己找书读的学生，大学基本就白读了。

一个外国记者曾经问我，你又没有到西方读过书，你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说，首先我不承认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次，我的确酷爱自由，但这是本能，我与生俱来的秉性。

我就是这样一个偶尔上点课，偶尔写点文字的吊儿郎当的一个人。

这样的人写出来的文字，突出的感觉，就是不正经。因为我正经不起来。小时候看《卓别林自传》，他说，不管什么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怎么个装法，只消乘他不备，在他屁股上踢上一脚，他就完了。(大意)这话我最欣赏，没多少机会参加大型宴会，出入高级场合，实在地踢人屁股，有点难度。但在文字上这样踢，还是可以的。你踢，我踢，大家都可以踢上一脚。

看你还装不？

我从来都知道，我的文字登不了大雅之堂，因为我这个人也上不到那里去。但是偏偏这些年来，总有人喜欢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出就出吧，别的不管，至少可以赚点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