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新编著的《低碳人》首创了现代幸福观，构建了基于现代幸福观的低碳人假说，围绕这一假说，系统阐明了低碳社会、低碳文化、低碳政治体制、低碳经济体制、低碳教育体制和低碳法律体制的基本特征、建构原则和具体路径，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低碳人哲学思想体系。

马立新编著的《低碳人》所构建的新型低碳人学说本身是一种彰显现实主义精神的人生哲学，对每一个现实中的社会主体的人生道路都具有很强的指南作用；围绕低碳人生目标所创建的一系列极具建设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低碳制度设计原则、步骤、策略与方案无论对于当代社会还是对于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引论

第一章 “低碳人”理念的构建

 第一节 人的价值追问

 第二节 古典幸福观与古典人

 第三节 现代幸福观与低碳人

 第四节 创建低碳人理念的当代意义

第二章 社会形态与低碳人生

 第一节 人类历史上的三种社会形态

 第二节 人工智能型社会的网络公共安全问题

 第三节 三种社会形态与低碳人生

第三章 文化形态与低碳人生

 第一节 网络文化的高碳机制

 第二节 低碳文化通论

 第三节 《易经》思想与低碳文化建设

 第四节 低碳美学理念的建构

 第五节 低碳艺术论

 第六节 低碳艺术开发相关问题研究

第四章 政治体制与低碳人生

 第一节 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观的建构

 第二节 政治体制与低碳人生

第五章 经济体制与低碳人生

 第一节 经济哲学考察

 第二节 财富分配与低碳人生

第六章 教育体制与低碳人生

 第一节 教育的本质及其德性

 第二节 低碳教育与低碳人生

第七章 德性体制与低碳人生

 第一节 德在利他行动

 第二节 正义是人类的最高德性

第八章 法律体制与低碳人生

 第一节 天赋权利论

 第二节 法的精神与原则

 第三节 低碳法律与低碳人生

结语

后记

第一章“低碳人”理念的构建

第一节人的价值追问

当我们仰望遥远的星空和冥想浩瀚的宇宙的时候，常常会感到自我和人类自身的渺小；而当我们一旦回到触手可及的现实中并切身地享受着自我创作和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时候，又常常会从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淡淡的自豪情愫。我们甚至会难以自制地感叹：生命真好！是的，生命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相信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会跟我争论。但我从这句话中还是发现了问题。固然生命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然而，生命并非是人类独有的，浩瀚的宇宙中具有生命的物种多得不计其数，我们能在同样的意义上说，生命也是其他一切生物的最高价值吗？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如果我们承认生命也是其他一切生物物种的最高价值，那么同样都是最高价值，人类有何理由任意剥夺其他生物的最高价值呢？难道不是吗？人类之所以能从无限的远古时代经历千辛万苦和历史沧桑一路走来，不正是以剥夺和大量消耗其他物种的生命价值为其基本手段的吗？如果我们不承认其他生物的生命具有价值，那么是否会有一天我们也不愿承认人类自身这个种族中某些民族的生命价值呢？面对如此严肃的问题，我不会开半句玩笑。人类的历史早已证明的确有些人自认为自己的生命价值格外高贵，并因此对其他人的生命随意践踏和剥夺。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不正是以这样的名义来对犹太人和亚洲人发动大屠杀的吗？

可以看出，之所以出现理解上的分歧，是因为我们在判断价值时的角度和尺度有所不同。当人自我判断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是视作最高价值，如果生命价值被理解为人的最高价值，这当然就意味着除了生命这个最高价值外，还存在着其他次高价值、次次高价值和最小价值。如果我们再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实生命对人来说是一种绝对价值，因为失去了生命，人也就失去了一切。而这里所说的其他次高价值、次次高价值等其实都是对生命这个绝对价值而言的，或者说其他一切价值之所以被称为价值，不过是因为它们是维持生命、保护生命、滋养生命的不可或缺的事物，并不是这些事物本身天然具有某种绝对的价值，换句话说，离开了人类主体的生命这个价值参照物来单独探讨其他客体本身的价值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命题。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空气、水和食物对人来说具有绝对价值，而石油、汽车、电脑则对人具有相对较低的价值。

以上分析并不表明价值只不过是对人的生命才有意义的命题，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沿着同样的逻辑来考察水对其他生物的价值、月亮对地球的价值、海洋对陆地的价值等等，但鉴于这些命题已经被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天文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纳人到自然规律的范畴中去研究，那么人的价值就应该成为专门由人学来探究的命题。  人的价值命题也就是一个关于人的生存意义的命题。弄清了价值的本体性质再来进一步探讨和追问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变得比较容易了。在开始这样的探讨之前，首先让我们做一个价值选择试验：现在有幸福、健康、爱隋、理性、超人权力、金钱、美、荣誉、地位、尊严、正义十种价值，充分而均衡地摆在这里，假定我们全都是生命功能健全的个体，如果让我们从中做出唯一选择，结果将会怎样？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幸福，也有很多人会选择健康，但做出其他选项的人可能较少。

为什么我们不选择理性呢？要知道，理性可是历来为大哲们所倍加推崇的价值。理性本质观从古至今都有着广泛的认同，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等古今大哲的眼中，“理性或良知是唯一使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并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优先选择呢？因为我们知道，拥有理性虽可让我们跟动物区别开来，甚至也会让我们少犯错误，但理性本身并不能保障幸福和生命的健康。

我们为什么不选择金钱？谁不知道在现实中人人都在实实在在地为赚钱而奋斗和奔波？哪一个贪官不都是因为对金钱的贪婪而遭受牢狱之灾的？在很多人眼中，有了金钱其实就有了一切。而现在金钱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反而无动于衷了呢？其实，我们并非无动于衷，但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金钱也许能买到很多东西，但却很难买到幸福和健康，而对生命来说，后者才是最高价值。

爱情，多么令人心动和渴望！宋人元好问感叹：问世界情为何物，竟让人以身相许！这说明有人为了爱情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但如果仔细推敲这句话，就会感觉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如果为了爱情放弃了自己的生命，那么，这种追求有何意义呢？读者也许会说，生命的意义正是从这样的决绝选择中体现出来的。但爱情又是什么呢？不过是另一个人的生命而已。如此一来生命与爱情的对决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两种最高价值的对决。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人获得了爱情就一定能幸福吗？那当然是未必。也许正是理性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盘算，最终使得我们放弃了爱情而选择了幸福。

美，作为一种自由情感，对生命质量来说不亚于爱情的价值。如果说人们需要爱情是因为人们能通过爱情而满足自身的性需求，那么美对人来说却似乎没有明显的切身的功利关系。但人人都对美的事物趋之若鹜，爱不释手，这是因为美能给我们带来精神的愉悦，情感的陶冶，心灵的净化和思想的启迪，而这些往往是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然而，跟幸福与健康相比，我们还是断然放弃美而选择后者，因为后者对生命更为重要。P7-9

亲爱的读者诸君，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发现你进入了一个自我反省和人类互相反省的世界。是的，反省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从某种意义上，你可能会下意识地感觉到这本书有点像卢梭的《忏悔录》。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感觉，我只能说是你自己的错觉。因为你接下来就会发现，本书并非是想表达人类忏悔的思想。忏悔的确是很多大哲倡导的一种人类反省意识，更是各种宗教教义的基本理念。两千多年来的基督教历史，也包括宣扬善意的佛教历史和信奉真主安拉的伊斯兰教历史，都始终贯穿着人类自我管理、自我救赎的忏悔思想，而忏悔的最亲密兄弟就是向善、积善、宽恕。可是人类在历经这些宗教教义或哲学思想的濡染之后，或者说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代代忏悔之后，人性的基本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因为宗教思想或忏悔思想的沐浴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今天的人们其人性依然是一个善恶、真伪、美丑并存的多元结构，至少我们看不出今天的人类较之数千年前的人类更善良、更真诚、更美丽。这也至少表明，试图通过教化的方式来改变人性本身的性质是收效甚微的，因此我在本书中无意对人类的忏悔意识或忏悔思想表达特殊的情感，但我的确尊重和敬畏忏悔意识，认为即使忏悔本身不能改造人性，也总比赤裸裸地侵略和践踏人性更可贵。

但是，我又不得不说，我的写作即便是与卢梭的忏悔思想毫无关系，也依然与之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这种精神联系首先体现为一种共同的思想认知，这就是关于“人的知识”的匮乏。“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是关于‘人’的知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卢梭开启了人类启蒙哲学的研究，是他第一次发现并论证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自由、平等地追求幸福生活的生命权利，从而以他的权利人学为人学知识的积累做出了新的贡献。其实，无论在卢梭之前还是自卢梭以后，人类从来都没有放弃对自我的认识和把握，人学历来是哲学探索的一个主要领域。所不同的是从古到今的人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的本体性质上，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至少有理性观、伦理观、经济观、意志观、超人观、文化观和性力观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管古今中外的大哲们对人类本质的探索如何分歧，人性似乎都在按照其固有的法则运行和发展。不管哲学家们如何强调理性，理性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从来都没有单独发挥过重大的作用，这正如意志、权力、性力所扮演的角色—样；不管道德家们说什么或者争论什么，人性既没有变得更善也没有变得更恶。客观地说，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深化了对人的认识，推动了人学的发展。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认为像卢梭那种关于人的前途和命运的哲学思考依然是极为有限的。人学知识的匮乏和局限是我决定写作本书的最重要原因。

在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高度发展极大丰富的当今世界，人类的生活质量的确有了巨大提升，这样说实际上我指的主要是人类生活的生理方面，而在当今人类的精神质量方面，我认为不仅没有显著的提升，而且面临着更多更大的现实挑战。最简单的证明就是生活在今天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社会中的人们所承受的痛苦、压力和心理焦虑较之过去社会更多更大。英国抑郁症发病率已经达到惊人的26％②，中国抑郁症发病率也很高，每3分钟就有1名患者自杀⑧。这一最新的调查数据至少可以证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人类物理和生理条件的改善未必能同步提高人类的精神健康；第二，迄今为止的人文科学的发展和普及既未能改变人性的性质，也未能为人类的精神健康提供有效的保健方案。相对于自然科学家在最近200年里为改善人类生命生理质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人文学者在人类精神康复探索方面的建树明显处于落后状态。这就是说，现有的人学知识都无力解决当今人类所遭遇的精神困扰，本体论研究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人既然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意味着人的生命就是最高价值。理『生论、意志论、性力论、文化论等本体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更多地在实践中开掘和消耗了人的生命潜能，而在我看来，人类的欲求是永无止境的，人类当然需要创造，但不能忘记创造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生命的质量。但古今中外太缺乏这样的对人类生命质量真正具有建设性和涵养性的人学知识，鉴于此，本书将在人的价值领域做些探索，我将特别追问人的存在价值与目的问题，我试图阐明影响人类生命质量的那些主要社会因素，如果我的能力允许的话，我的最终目的是想建构一种关于人的价值建设和人格完善的崭新理论，我希望借此表达我对人类的深切关怀。

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人学研究始终存在着一个主观、先验和武断的治学缺陷。在我看来，关于人的哲学知识的实际面貌与其说是不充分的，不如说是价值低微的，而造成这些人学知识价值低微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哲学家们普遍存在的主观、先验甚至自以为是的治学传统。人学研究对象是人类自身，更确切地说，它所面对的人类自身并非是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物理实体和生理实体，而是人类自身在社会中活动的精神机制。理解文化现象或精神现象不同于理解自然现象的难点之一就在于人性永恒的不透明性。人类作为精神实体只有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能够确知自己的意识和精神世界，他对别人的理解却永远无法达到像对自己的理解那样的确信程度，而且他也不可能找到某种具有科学精确性的仪器来探测别人的人性秘密。哲学家当然有权利通过各种观察来表达自己对人性秘密的洞见，但这种观察如果不是基于自身，而是基于别人和社会，那么这样的观察所获得的结论的可靠性就是个天然的问题。同样，即便是我们通过对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来理解人性的秘密也未必可靠和妥当，因为谁都知道我跟你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即便是一对孪生姐妹或孪生兄弟在行为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样，以己之人性发现代替全部人性的运行规则也就很难站得住脚。学术史似乎也完全证实了以上判断。人们对于像“1+1=2”这样的数学问题从不怀疑，可即便是对于亚里士多德、康德、孔子、老子这类一流人类思想家的观点也很难为所有人接受。西方所长期标榜的人类理性本质观在人类社会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现实面前不得不羞愧地低下其高贵的头颅。康德先验地为人类规定行为律令，被叔本华驳得灰头土脸，体无完肤。如果说连这些大哲们的思想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那么无数人文学者对人类文化和精神现象的考察也就可能存在着更大的困惑。

本质上说，自然的规律都具有客观性，人作为自然地界中的有机构成，其人性规律按理说也具有无可争议的客观性；可是为什么人文学者所阐释或创建的那些人学知识历来都存在争议，甚至彼此之间还针锋相对呢(比如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对立的人性观长期并存于人类思想史上)？原因之一就是人文学者面对精神实体失去了客观公正的治学品格，增加了过多的主观想象、理想设计和情感判断，以至于人学哲学在很多学者的视野中不再是关于自然人性的科学，而是关于理想人性的科学。试想，一旦把自然的人性纳人到理想的轨道上去观察和设计，那么，这种观察方法本身已经失去了任何的客观性和合理陛。错误的方法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由此，我们不难明白人文科学面对同一人性命题却呈现千年历史论争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人学研究中这种屡见不鲜的历史和现实窘境决不能用真理的相对性或哲学的辩证法来解释，除了可能与致思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主观和先验偏颇有关外，也可能与人类在人性探索中慢慢滋长的自大与傲慢不无关系。自大和傲慢的人在自我审视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抬高自己的价值与身份，从而制造出与周围世界的等级秩序。本质上看，无论是理性的人、文化的人、实践的人、道德的人、政治的人抑或经济的人，所有这些对人的论断都武断地定义了人与周围世界的种种属性鸿沟。每当人文学者对人的属性有新的定义的时候，又总会无意识地增强人类的自豪感，以为作为自我的人具有这些“被定义”的属性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于是在自我认识的道路上总是很难找到正确的方向。

人学研究中的上述种种缺陷和弊端是我写作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既然我发现并指出了人学研究中的这些弊端，我当然会提醒自己不至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为此，我会用百倍的审慎、千倍的严谨和万倍的真诚去探求那些我感兴趣的人学领域。我知道自己并不比大哲们更高明更睿智，但我不想以此为借口，为本书可能存在的种种不足和谬误提前开脱。为此我要特别学习卢梭的真诚，这是我从他的《忏悔录》中找到的第二个精神联系。实际上，《忏悔录》给我的最大震撼和启示不是其启蒙思想的振聋发聩，也不是其人生经历的多舛跌宕，而是其大胆无畏的真诚、赤裸裸的真诚、惊世骇俗的真诚，这既是思想的真诚，更是人性的真诚——正是从这里，从这份震古烁今的真诚品格中，我获得了探索真理不可或缺的动力、勇气和最高原则。在卢梭之前或之后，人类思想史上不乏以“忏悔”的名义著书立说的哲人。前者有奥古斯丁，他所表达的是对天主教教义的忏悔，从字面上看貌似有一颗忠于上帝的虔诚之心。后者有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所表达的是对道德的敬畏和忏悔，俨然自身就是一个一心向善而不能的君子。然而，如果读者诸君有机会能读一读这些同名为《忏悔录》的文本，就会立即感觉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和托尔斯泰的忏悔更多的是一种道貌岸然的忏悔，是一种带着镣铐和束缚的忏悔，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忏悔，因此，是一种虚伪的忏悔。当然，在人类大哲中像奥古斯丁和托尔斯泰这样以《忏悔录》的名义公开向世人显现其虚伪人性的毕竟罕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大多数人是以真理探索者或真理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由于“真理”或“理性”一词被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知识精英和思想巨人们过早的塑造成一个主宰世界的唯一真实的标的，于是一切从“真理”或“理性”名义出现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就被社会权力和历史权力武断地作为了人类知识的法定结构。在这一法定结构中，道德知识或道德理性构成了其中的一大显学。实际上，像康德的“道德律令”等诸多先验人性知识正是被哲学权力、社会权力和历史权力武断地纳入了人类知识的法定结构。在这一法定结构中，道德知识或道德理性构成了其中的一大显学。几乎所有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都试图在这块领地建立自己的特殊殖民地。我们对他们所建立的殖民地的性质不感兴趣，我们只关心一个迄今似乎从未被人注意到的关于这些道德家本人写作态度和治学品格的自然人性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不遗余力地用尽毕生精力和全部才思阐述这些道德律条的神圣性质，而其自身又在多大程度上在道德实践中做到了知行合一？实际上这样的考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即使从最宽容的意义上来观察，这些道德家的个人行为都离他们所鼓吹和标榜的道德真理或道德理性相差甚远。一方面是要求别人按照道德律令去行动，另一方面这些道德律令的发明者自身却逍遥于这些神圣的天理之外。一方面自身的人性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自体”，另一方面又毫无根据地将道德“物自体”认定为每个人的先验理念。一切皆出自这个悖论。显然，在这里我们追究的并非是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本身的价值有多大，而是他们的治学态度或心理动机可能存在某种缺陷。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缺陷可被定义为虚伪。自然，虚伪是人性的社会属性，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具有的真实存在的人性成分。不过，对于终身致力于探求真理的思想家来说，他们有义务克服自身人性中的虚伪成分，因为如果他们的人学知识不是出于对自身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真实理解，而是出于任何其他功利性的动机——或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蛊惑人心，或为了让自己的学说标新立异，或为了让自己的理念取悦政治——那么他们的哲学终究都是虚伪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有可能借助于各种权力的力量在历史上或现实中盛行一时，但终究会为人性的自然法则而证伪。因此，“真诚”对于一个学者、一个以探索真理为职志的人文学者来说尤为重要。我愿意通过此书，将自己最大的真诚奉献给读者，并愿意将其作为一切志同道合者共同的精神纽带。

毋庸讳言，人学研究历来都是最挑战研究者思想、意志和智慧的哲学学科。敢于涉足该领域的学者除了强烈的学术兴趣外，更需要广博而深厚的知识储备。历史上的入学巨擘无一不是学贯中西造诣深刻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跟这些大哲相比，我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担当外，在人学研究上似乎不具备其他任何优势。从学士到博士我虽然跨越了农学、理学和文学三个不同的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真正掌握了三个学科的全部知识，而即使这三个学科加起来也似乎没有离哲学更近，但我还是依靠着那点学术兴趣勇敢地闯入到哲学的前沿阵地上，因为我不畏惧失败甚至死亡，这或许与我过于起伏跌宕的人生有关，生命的磨砺与艰辛体验既启蒙了我的思想，也塑造了我视死如归的淡然性格。更何况我涉足哲学领域，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功利之心，我不求名不为利，只求像卢梭那样真诚地记录自己对人性的体验和沉思，并探索一种真正能够实现的幸福理念，我把这种幸福理念称作低碳人生。如此一来，我的学术观跟我的人生观以及我的现实行动就有条件统一协调起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很难，但我基本上做到了。我想原因就在于我维持着最低的生存标准，只要活着就行。我没有太多世俗的困扰和奢望。如果说在哲学研究上我比别人还有些许优势，那么我想这就是我最大的和最值得提及的优势。借此，我获得了一份研究和沉思哲学命题的资格。

事实上，我思考和关注哲学命题迄今也不过十余年的时间。因为研究艺术理论的缘故，我的哲学思考是从美学元问题开始的。不满意古今中外各种主流美学观的牵强附会，我运用胡塞尔现象哲学中的还原法，提出“美在自由情感”这样一新型美学理念，在我看来，它的价值就在于帮助人们分清作为美感的“自由情感”和作为生理情感的“必然情感”，由此自由情感的美学价值就独立出来。近年来，我在沉思中发现，其实作为美感的自由情感本身对审美主体来说也存在着价值高低、大小和正负的分别。据此我深入考察自由情感本体性质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分为陶冶型自由情感、感官型自由情感和沉浸型自由情感三大类型，其中前者对审美主体的身心健康具有最大的建设性，而后者则对身心健康具有损害作用。我将这种经过改造和发展了的美学定义为低碳美学。在构建低碳美学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艺术德性问题，因为两者都涉及美的价值问题。而德性问题隶属于哲学中的伦理命题。我发现这一显学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少于美学领域，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历史上种种关于德性的先验论既缺乏实践上的依据，也无法当作人类行动的指南，也就是说哲人们关于德性的理论与人类的伦理实践相背离。为此，我创建了一种体现知行合一精神的“利他行动”德性观，用具体行动来作为衡量主体德性价值高低、大小和正负的标尺。这一原理已经被广泛用于奥斯卡艺术和当代数字艺术德性性质的考察和评判。有了上述研究基础，我感觉探索人学哲学奥秘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于是我用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身体处于辟谷状态，思考着一个崭新而宏大的人学体系，这就是本书所论证的低碳人学说。自我感觉，该体系既独立圆满，又与前期的美学理念和德性理念在学理上相通相连相符。

尽管如此，在本书即将面世的时刻，我内心仍难免惶恐，这不是因为我想据此博取功名而产生的焦虑，而是因为其中的很多观点可能太超越于这个时代的承受能力。然而，毕竟这个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新一代政治领袖展现出文韬武略的治国安邦智慧，身处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介书生虽愚钝也不免受到先风的感召。位卑未敢忘忧国。国是社会的缩影，是人类集体意愿的结果。国家为着捍卫人类的权利和幸福而产生，人的幸福才是国家的唯一目的，因此，我的忧思即从人类幸福命题开始。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愿郑重声明：本书可能存在着若干谬误和失当，但作者不敢说半句谎言！

最后，我要表达我对一系列恩人的由衷感谢。首先，我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长期大力支持！本书是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数字艺术伦理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没有它的支持，本书很难面世！《理论学刊》王敏先生，是你在我刚刚学术起步的时刻给了我最初的鼓励；十年以来，是你始终如一地关注和支持着我的成长，你的批评正如你的鼓励一样真诚可贵，成为我反思自省奋力前行的力量；我所收获的每一份学术成果和奖项中都凝聚着你的心血，说一句感谢难表我对你的深情！《上海师大学报》陈吉先生，你是第一个主动给我发约稿函的编辑，你的约稿函是冰天雪地中救命的炭火，实时温暖了我赢弱的学术生命，无尽的感谢真诚地奉献给你！同样应该感谢的还有《现代传播》的李立教授、《当代电影》的刘桂清先生、《广东社会科学》主编刘慧玲和《政法论丛》的孙培福先生，你们作为学界前辈给予了我最宝贵的爱护和支持，我向你们崇高的学术品格致敬！最重要的感谢要奉献给我的恩师朱德发先生！先生是我学术事业的引路人，没有先生在学术上无微不至的提点、鼓励和鞭策，我的事业将一事无成；甚至可以说，是先生在关键时刻的垂青和偏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也最终拯救了我的灵魂，我即使倾尽毕生所能也难报先生悉心栽培恩情于万一！

马立新

2015年3月于大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