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来到宣化店
抗战结束后，中原解放区遭遇了极大的生存困难，由于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交通的便捷，使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到达这里，很快就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了包围趋势。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中坚持下去，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此时，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五十公里，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的百姓。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使这里发生了很严重的吃饭问题。国民党军队不但控制了所有可能运输粮食的道路，而且在边缘地区故意抬高粮价，以吸引解放区内百姓的粮食外流，中原解放区根本无法运输任何给养。
虽然说国共《罗山协议》规定：“共产党能够领导之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挠干涉”，但是，协议依旧是一纸空文。就在王震离开罗山三天以后，周恩来看到了中原军区的电报：“给养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1946年3月，马歇尔一行到达汉口，李先念提出中原共产党军队“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反对，认为一旦移动部队，必将“惹起误会”。周恩来反驳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嘛。”为了解决中原军区官兵的生存问题，周恩来甚至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做成一笔买卖：由共产党晋察冀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拿出两万吨粮食，卖给国民党军位于北平、太原、新乡和济南等处的部队，换取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在武汉购买粮食再转运到宣化店。可是买卖还没做成，周恩来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将在5月到9月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1946年5月，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肩负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同国民党以及美方三方代表赶赴宣化店巡视并谈判。从武汉去宣化店，道路坑坑洼洼，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国民党军队沿途修的碉堡工事、军队的频繁调动，历历在目，大战前的气息昭然若揭。当吉普车行至黄陂县境内十棵松河边时，因河水上涨临时搭的木桥被冲断，不能过河。此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王天鸣就提出返回武汉，等水退后改日再度启程。可周恩来却坚持在原地等候。于是，周恩来一行就在姚家大湾的老百姓家休息。吃饭时，当他到厨房揭开锅盖，看到农民锅里全是野菜，就叫警卫员买来一些大米，倒入锅里，煮成野菜粥和大家同吃。老乡过意不去，周恩来却笑着说：“我们是一家人，应该同吃一锅粥啊！”而美方人员嫌农家脏，则撑起自带帐篷，吃起了罐头食品。
第二天一早，河水仍然不退，汽车不能通行。同志们找来了当地的保甲长，他们也束手无策。这时，在河边聚集着一些老百姓，他们没见过吉普车，围着汽车看热闹，觉得新鲜。曾经担任过黄陂县委书记的任士舜非常着急，他对围观的群众说：“我们是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谈判的，现在过不了河，大家想想有什么办法？”
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腼腆地说：“我看可以抬过去。”
“行吗？”
“可以试试。”
这个时候，美方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觉得人抬汽车很可笑。周恩来却说：“可以试试，再请些老乡来，人多力量大。”就这样，十几个壮汉带着绳子、杠子，把吉普车捆了起来，把吉普车和坐在车里的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美方最高代表白鲁德抬过了河。其他美、蒋方面的人员，也被农民背过河去。
周恩来走到河边，农民们争着要背他。他亲切地说：“乡亲们，你们为了争取和平，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很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登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今天我们不能再麻烦你们了。”说着，48岁的周恩来便脱下长裤，由警卫员扶着，赤脚趟过100多米宽、水深及腰的河流。美方最高代表白鲁德坐在吉普车看到这一幕后被周恩来的人格深深折服，就用相机记录下了这感人的瞬间。35年后的1981年，当年跟随周恩来渡河的秘书章文晋作为新中国第二任驻美大使，在美国拜访了两鬓斑斑的白鲁德先生。白鲁德回忆起渡河的往事，依然对周恩来赞叹不已，将自己珍藏了35年的照片送给章文晋带回国内，我们现在才能看见当年珍贵的瞬间。
P6-8
《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故事》终于成书了。这本故事集凝聚着太多人的心血和期望，更凝聚着无数人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追忆，它的厚重绝不是只言片语所能表达的。
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把编撰《中国纪念馆故事》系列丛书《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故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成立专门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认真安排和周密部署，并责成陈列保管科负责书稿编纂的各项具体工作。
本着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原则，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代风流”，主要收录的是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做出重大贡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在大别山发生的故事；第二部分“烽火岁月”，主要收录的是曾发生在大别山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感人故事；第三部分“珍闻逸事”，主要收录的是馆藏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
为了提高编辑质量，推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们发动全馆人员参与本书的撰写工作。通过一篇篇细心撰写的文章，折射出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干部职工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对本职工作的热爱。经过编委会精心筛选，最终入选47篇。这些通过组织相关人员收集、整理和撰写的故事，题目引人入胜，内容短小精悍，耐读耐看，发人深思，催人奋进。
在此，本书编委衷心感谢所有参与编写的同仁。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有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见谅。
中国纪念馆应成为开展公共外交的平台
今年年初，成山同志邀请我为即将出版的《中国纪念馆故事；系列丛书作序，并告知中国目前已有1000多家各种类型的纪念馆。
纪念馆对国内观众是学习历史、缅怀先人、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对外国观众则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不容忽视的平台。
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简言之，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促进外国公众认识真实的中国——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经济状况、政治体制和对内、对外政策等。”’在这当中，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说明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纪念馆应该成为开展公共外交的优势平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际交通的愈加便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士来到中国。很多人到达一座城市，往往要参观各种各样的纪念馆，甚或在纪念馆座谈研讨、深入交流，以获得我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各种其他信息，从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形成各种各样的印象。在纪念馆中参观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共外交的实践过程，只是参与人可能并未意识到而已。当前，我国正处在文化事业大发展的时期，相信中国纪念馆的阵容会越来越强大，开展公共外交的前景会越来越宽阔。
中国纪念馆发展到今日已经具有开展公共外交的良好条件。更可贵的是，许多纪念馆已经有了强烈的开展公共外交的意识，十分注意跨文化交流的方法创新，主动为来馆的外国人服务。据悉，仅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去年共接待了563万观众，其中有40多万人次来自世界上95个国家。为此，他们不仅配备了12种语言的语音导览器和《展馆简介》，还专门招聘和培训了英、德、日、韩等语种的讲解员。该馆所有的展品和标识都用中、英、日三种文字标注。不仅如此，他们十分看重国际交流，经常在国内外组织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史料展，不仅吸引了学者到会，也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参加。这些年，他们到过日本、韩国、印度、孟加拉国、以色列、波兰、美国、意大利、丹麦、俄罗斯、菲律宾等国，进行了历史文化与和平友好的广泛交流。这些都属典型的公共外交活动。
各国纪念馆的设计都尽力协调对内和对外的传播。英国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通过通商、观光（包括各种纪念馆）、文化振兴来强化公共外交。他们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没有忘记着力唤醒国民的自豪感，以此努力刷新英国“保守顽固的阶级社会”的旧国际形象。“9·11”事件以后，美国强调重振公共外交，注意到表达的手段要适合青少年。英美两国的这些做法，几乎与中国纪念馆的工作重点与对象完全一致，除了对外交流，还以本国青少年为对象进行教育，唤醒国民爱国主义的自豪感、责任感和自信心。
用讲故事的方式传播历史文化，开展公共外交，是一种好的方法。公共外交可以更为宽松、生动和灵活地采取多种形式在多种场合发出声音，讲述本国的“故事”。许多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往往比较复杂，如用心不够，讲解起来会枯燥、呆板。如果通过纪念馆忠于史实的再描述，把它们变成一个个有情、有景、有味、有吸引力的故事，再配之于一幅幅图片，使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鲜活起来，才能易于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听得明白。
出版这套书是一件值得肯定和支持的好事。我相信《中国纪念馆故事》的出版问世，一定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也为我国开展公共外交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吴世儒主编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故事》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代风流”，主要收录的是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作出重大贡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在大别山发生的故事；第二部分“烽火岁月”，主要收录的是曾发生在大别山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感人故事；第三部分“珍闻轶事”，主要收录的是馆藏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
吴世儒主编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故事》凝聚着无数人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追忆，它的厚重绝不是只言片语所能表达的。
通过一篇篇由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干部职工收集、整理和撰写的故事，题目引人入胜，内容短小精悍，耐读耐看，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也折射出他们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