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本书》是俄国著名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回忆录”第二卷。本书对曼德施塔姆和他们夫妇共同的生平故事进行了补充。首先，曼德施塔姆夫人按照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一九一九年他们夫妇二人在基辅相逢直至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曼德施塔姆被捕之时的生活，作者本人的生平，尤其是一九三八年之后的生活际遇，得到了尤为详尽的叙述。在《回忆录》中，曼德施塔姆夫人满怀栩栩如生的创痛回首她和诗人共同走过的岁月、共同经历的苦难、共同认识的人，而在本书中，除了这些内容，她似乎更多地在和已经离世多年的爱人进行隔空交谈，她的这份文字已不仅是回忆和记录生活，更是一封写给在另一个世界向她遥望的丈夫的书信，她与他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对逝者未来得及进行体验的生活进行一番补偿。

《第二本书》是《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续篇，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笔触依旧聚焦于奥西普·曼德施塔姆，但也大幅扩展自阿赫马托娃以及自身。笔锋依然犀利，探讨了古米廖夫等“阿克梅派”诗人的诗歌观念，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命运，以及自身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五十年代这五十年的遭遇。俄文版编者认为，“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两本书均已成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全部创作和生平材料的注解，是无价之宝”。

中文版序/凌越

俄文版序一/米哈伊尔·波利瓦诺夫

俄文版序二/亚历山大·莫罗佐夫

“我”

灾害

“我们”

一位多余的阿克梅派诗人

三诗人

五诗人

回归

分裂

在路上

同时代人

赫列勃尼科夫

虚无之雾

年轻的助祭

上层建筑中的住处

大门口

最初的争吵

编辑部的会面

记忆

恐惧

回忆片段

蜜月和厨娘们

间隔

临界状态

乞丐

我们的联盟

隐秘的自我表白

几个阶段

我一生的几个阶段

题外话

 一、致命的自由

 二、自由和为所欲为

 三、农夫们

诗与人

 一、读者

 二、不相容

 三、两级

 四、文艺学

 五、公认的诗人

大体裁

 一、悲剧

 二、《序幕》

 三、决议

 四、梦中梦

 五、日常生活细节

 六、法庭审判

 七、诗潮之统一

 八、“演剧和合唱”

 九、积极分子

 十、增补和细节

 十一、引力

 十二、草稿

 十三、《没有主人公的长诗》

和我的气恼

初识

奥尔迦·梅列勃娃苏杰依金娜

老友

浪子

 一、开端和终结

 二、少许版本学

 三、《无名战士之诗》

 四、文化崇拜

 五、不足和过量

 六、永远的犹太佬

 七、家谱

 八、局外人

 九、玻璃罩

 十、视力

 十一、犹太人的首领

警示故事

完全退休

时间作出的辩护

“他们”

一位好人

沉默的岁月

最后一封信

译后

他是安德烈大公，虽然某个恣意妄为的人剥夺了他那一分支的封号，之后大公的称号被彻底废除。安德烈大公偶尔领着他外甥的儿子、一个漂亮的茨冈小男孩到我们这儿来。小男孩没姓兹维尼戈罗茨基家的姓，他是母亲家族的后代，是和安德烈大公一起生活的他妹妹的孙子。然而小茨冈人的心脏很健康，而且长在它原本该长的位置。兹维尼戈罗茨基对小男孩是茨冈人的混血儿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近三四百年来，大公们的身上发生了多少变故啊！……不过不幸的是，男孩的茨冈母亲从濒临解体的家里逃跑了，搜查好几个小时之后，父亲被带走。安德烈大公用一半的作家午餐养活小茨冈男孩，颤抖地——他总是颤颤巍巍的——讲述了搜查的详情：那些人找武器时，把地板掀了起来，他们打碎了炉子，只不过照旧什么都没搜到。兹维尼戈罗茨基的外甥若是罪犯，他或许有机会活下来，但卢比扬卡来人抓他，我如今不知他后来命运如何。而安德烈大公本人一直活到古稀之年，安葬了自己的妹妹后，他战后告诉我，他还娶了一位“来自体面家庭”的女性。他去找什克洛夫斯基一家时，我暂住在那里，教育部和命运四处驱赶我，我四海为家。我们给他做了些蔬菜吃，因为除了蔬菜他已经什么都不吃了。他特意在死前赶来，把他亲手记录下来的《致德语》的早期版本交给我。曼德施塔姆有一次为他口述过这个版本，然后说：“就让这首诗保存在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一个人手上吧。”他似乎觉得这位老人会比他活得更久。兹维尼戈罗茨基留下了这张纸，虽然在那段残酷的岁月里，人们一直在烧毁各种档案，如果没有炉子，则把纸张冲进厕所。我为老人的长寿感到高兴，还让人欣慰的是，曼德施塔姆的最后一张牌没有白白浪费。要知道这位老人不光用退休金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他“来自体面家庭”的妻子。这样的老太太除了残酷的贫穷，一无所有。

纸牌是一个好玩的游戏，但我发现，曼德施塔姆相信类似纸牌以及与这种游戏主旨相近的东西。他不喜欢一个较为有名的诗人，后者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人，而且完全是另外的构造，虽然他被列入“浪漫主义诗人”和阿克梅派之列——判断的依据十分令人怀疑。我觉得，曼德施塔姆不喜欢他，有一部分是我的错，因为我把诗人一位女亲戚讲的故事告诉了他，那位诗人让他周围的人乐不可支，而这却激怒了我。有一天，那个浪漫诗人还住在外省的故乡时，他的女邻居到他那儿去了。她是一个老将军的妻子，和她这个圈子里的所有女性一样，她失去了丈夫，也和所有人一样生活拮据。她拿去已故将军的一个金坠子，一只吹号的小熊，劝浪漫诗人把它买下来。后者把玩许久，仔细盘问了她的家庭、将军和所有的灾难与不幸。他同情地叹息着，而早已不再习惯他人的同情、饱受惊吓的将军妻子在友好的氛围中喜笑颜开。她相信善良的诗人一定会怜悯她，把这个有趣的小玩意儿买下来，因为他已经开始讨价还价了，将军妻子便放低了价格。他们这些可怜人的要价总是高一些，因为这些东西寄托了他们最后的希望。但浪漫诗人的腔调突然变了，他让她赶紧离开。将军妻子问小坠子怎么办。诗人把小熊还给了她，给她出了个主意：塞到屁股里，让小熊在那儿吹号吧。诗人的朋友和亲戚们兴奋地记住了这个片段，把它讲给所有人听，认为这是他机智俏皮的例证。这是一群恬不知耻的爱说俏皮话的人，他们总是尽情取乐。听完这个故事后，曼德施塔姆听见“浪漫诗人”的名字就受不了，他断然拒绝承认这个人是诗人……他的拒绝理由不是金熊，不是诗的品质，也不是诗里无耻的内容（这位真正的或假扮的诗人杜撰了很多下流无耻的“作品”，这些保证他获得了相对的富足和官方的认可），而是因为老一辈诗人中没人承认他：“我不承认他，阿赫马托娃也不承认他，他怎敢自称诗人……”

P366－367

一九二二年，曼德施塔姆在《词的本质》一文中写道：“对于俄罗斯，脱离历史、背离了历史必然性和传承性的王国，远离自由和目的论，这一切就等同于脱离语言。两三代人的‘失语’有可能给俄罗斯带来历史性灭亡。对我们来说，脱离语言等同于脱离历史。因此完全可以说俄罗斯历史走在边缘上，走在岸边，走在悬崖上，它随时可能跌进虚无主义，即脱离语言。”

曼德施塔姆写作此文时，有人正企图搞一场骇人听闻的“失语”试验。一些作家组织纷纷登场，承担起监控文学的功能，它们不光像审查机构那样监控作品，而且还干涉文学进程本身，干涉勃洛克谓之为诗人首要使命的内容，它们剥夺了诗人的创作权力——隐蔽的自由，它们阻挠诗歌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

推荐给下一代人的读物已经是绥拉菲莫维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布本诺夫、苏尔科夫和别泽缅斯基的作品了，它们被当作当代文学的典范。高年级的中学生们试图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可是在这些名字和俄罗斯文化传统之间却看不到任何联系。无论如何钻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他们都毫无帮助。人们认真地去尝试“脱离语言”和“历史传承性的王国”。思想道德价值，一些永恒的问题以及对它们的思考，这些内容构成了大俄罗斯文学和整个俄罗斯文化，虽然一小部分新语言已实际建立起来，然而在官方文学想让我们掌握的形象结构和思维体系中，并没有那些思想价值和永恒问题的位置。

奥威尔深刻地发现，《人权宣言》不能翻译成“新语言”，由此只能得出它是“虚假的思想”的结论，并且这几乎得到了证实。《1984》付梓十年后，那些领头的苏维埃作家在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滔滔不绝地咒骂《日瓦戈医生》，提出神圣的见解，说这是“异己”思想，尤里·日瓦戈根本不敢评判革命，除此之外，他们找不到任何词汇。

但是，由于“新语言”还没有创造出来，也不是所有的老书都遭到销毁或禁止，所以当年的中学生为自己找到了办法。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不约而同地不去读官方推荐的文学。他们为自己在当代文学中找到了古米廖夫、曼德施塔姆、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布尔加科夫，这是受本能的指引，就像羊群因为本能会离开被踩坏的牧场，迁徙到生长着鲜美青草的草原。

我们早在这些文学家的作品重新出版之前就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这些作家的数量并不少。继共同的文学品位之后，又发现了共同的文学兴趣和精神禀赋。这些名字和诗行变成了人们可以彼此应答的暗号。人们团结一致，重新建立起与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联系。多亏这些诗人，我们回到了家园，用曼德施塔姆在《谈论但丁》中的形象说法，我们重新开始“共同把握时间”，回到了“历史必然性和传承性的王国”。  这个过程必然漫长而又艰巨，而且还一直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是自由之路上两个重要的路标，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强有力的倒退运动，要退回到从前意识形态化的、与自我意识成长相左的趋势。有一些人的作品想说出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真相，它们或者遭到直截了当的中止，或者由编辑或作者本人隐去部分内容，故意进行歪曲，变成一个令人恼怒，有时甚至有害的谎言。

但是在六十年代及之后的岁月，一种公开的对抗已经显露出来。“地下出版物”大量出现。几千人没得到任何通知，主动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上，那些人当中除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和卡维林，没有一个著名作家，但却有西尼亚夫斯基、丹尼埃尔、科尔扎文、奥库扎瓦和博戈特廖夫，他们每个人都认为作家协会的那些准则和自己没关系，对“领导们”毫不感到恐惧，他们是刚开始解放自己的知识分子。阿赫马托娃去世时，她的遗体被匆忙地偷运到列宁格勒，怕广大群众去和她告别，这种做法和当年把普希金运到圣山如出一辄，但却有几千人奔赴阿赫马托娃在尼古拉·莫尔斯基教堂的安魂弥撒。作协书记米哈尔科夫亲自跟随灵柩，而时为党员和作协成员的科佩廖夫因“在莫斯科耽搁阿赫马托娃遗体”受到警告处分（他希望所有愿意来送别的人都能在斯克里弗斯基医院的太平间见到阿赫马托娃）。甚至有人谈论起了“平行文化”或“第二种文化”，因为每个人都渐渐明白，这两种文化水火不容。

就在这一时期，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两本书出现了。第一本《回忆录》写于六十年代初。（一九六二年二月，我读到了该书的打字稿。）一九六五年左右，这本书成为畅销的“地下出版物”。《回忆录》在国外出版，一九七〇年才经由“外国出版物”回到自己的故土。《第二本书》写于一九七〇年，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立刻就让所有人去读，两年后书在巴黎出版。

……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主张：“应该讲同一件事，直到每一份苦难、每一滴眼泪都涌出来，直到把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件的原因探究清楚。”但是，“不幸在于我们继续隐瞒自己的经验，如果不付出努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她说，她在老一代人面前至今一言不发，因为不想听到他们赞叹二十年代的艺术繁荣。对于她来说，如何看待二十年代的态度是一块特殊的试金石，让她气恼的是，老一代人仍然认为二十年代是某种被忽略的文化复兴。她那段时间更经常接触的年轻人，则乐意和她一起批判二十年代。

她认为，“只有一个时刻是可以思考所发生一切的，那就是趁热打铁，趁鲜血还在流淌的时候。”《第二本书》的体裁是“桌边的交谈”（普希金的table talks）。这的确是她在切廖姆什基小厨房里，手捧一杯茶，围坐桌边的交谈。她的谈话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中的谈话者，总是兴致勃勃。她的讲述永远充盈着“一个当代女性的爱与仇”，犹如一阵清风，她让人感到我们一起参与了真实而又不间断的历史，虽然这种历史并非是我们开创的，也不是人类的双手织就的。就这样，这个侧面酷似库迈的西比拉、迪奥吉玛库迈的西比拉（Sibylla Cumana），古希腊库迈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古希腊最著名的女先知之一；迪奥吉玛（Diotima），古希腊曼提尼亚地区的女祭司，曾出现于柏拉图的对话录《会饮》，其思想据说是所谓“柏拉图式爱情”之源头。校正了世纪的脱臼，把中断了的文化传统联系了起来。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还为自己的交谈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当时的一个进步评论家是“解冻”的忠心拥护者，有一次他指出，审查制度并不妨碍他，因为他都能说出他的思考，不和审查制度发生冲突。当时确实所有人都学会了使用伊索式的语言和精巧的典故，善于阅读字里行间的潜在含义，“戴着镣铐飞奔”。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所写所说的一切，在当时会与任何一种审查相对立。“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但在他们古怪的头脑中终究会留下一个印象，他们知道有一个不正常的老妪无所畏惧，蔑视权力。就让他们哪怕了解这一点也就足够了。他们能理解的惟一想法较之于他们的配给食品、袋装食品和用来教育干部的文学而言，几乎微不足道。在那些干部的眼中，一切都一文不值，无论生命、人、大地还是被他们即将吹灭的明灯。”这就是她关于自己的回忆录写下的一番话。

她用自己的几本书教会了人们如何直接思考并开诚布公地表达。当时所有人都忘记了该如何做。当作家的地位由作协书记处决定，允不允许出版取决于行为是否端正，她便在自己的书中，如同桌边的交谈那样，对一切进行谴责，敢作敢为。而对那些觉得她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人，她提醒他们说：“我可是曼德施塔姆的遗孀，直到现在还有人憎恨我的丈夫，恨得如此强烈，就仿佛他还活着，还在街上踱步。”

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不止一代人背会了至今尚未真正出版的曼德施塔姆的诗，他们已经进入生活。人们明白了，这个“被抛弃的人，不被承认的兄弟”依然是正确的，他吟诵那些写罗马和莫斯科的晦涩诗句，写打字机里的鱼刺和闪烁的良知，写小鸽子欧律狄刻，彼得罗波里那些濒死的城市，基辅维伊。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那年，曼德施塔姆遭受逮捕，那时，千年王国轰然开始，现如今，它仿如阳光照耀下的四月的雪堆，正在渐渐融化。

那么，或许勃洛克是对的，“不该将非艺术的一切冠以艺术之名”。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将自己的回忆录比作遭遇海难的人投向大海的漂流瓶。如今，一排巨浪终于把这只漂流瓶推上了我们的海岸。

正像曼德施塔姆所期待的那样，人，毕竟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坚强，正是有赖于此，我们才在历史中站稳了脚跟，始终没有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语言分离。

我是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付梓时，即二〇一三年八月，接手翻译《第二本书》的。由于读者对曼德施塔姆诗作的热爱和对他生平往事的兴趣，更由于诗人所处的那个苦难而又充盈着诗歌激情的时代对我们构成的吸引，《回忆录》甫一问世就在国内知识分子圈中得到了热烈回应，因此，许多人便自然地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第二本书》，即《回忆录》的姊妹篇。

从书名便可以看出，《第二本书》与《回忆录》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作者在本书第一篇《“我”》中就提到，“写第一本书时，我把自己抛在了一旁”，而随着最基本的使命，即保存曼德施塔姆的诗歌、记录时代的任务完成，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自我开始“重新提请自己的权利”，她“准备去写自己，写自己并且只写自己”。如果说写作《回忆录》时曼德施塔姆夫人采用的是一种与诗人丈夫合而为一的视角，她用他的眼睛去看，用他的心灵去感受，和他共同啜饮命运的苦酒，那么在《第二本书》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则显得“若即若离”，她既延续了与《回忆录》一脉相承的情绪和语气，也格外着重地表达了她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人与事的个性化评价和思考。在本书的《题外话》、《大体裁》和《浪子》等部分，她的这种“若即若离”态度尤为显见，一方面，她解读并分析曼德施塔姆、阿赫马托娃的作品，探究他们的创作心理学，为读者提供了一条理解诗歌天才那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的线索；另一方面，她又不失时机地亮出她的“自我”和她的个人观点，这些观点既是她在曼德施塔姆的影响下形成的，也是她在诗歌世界中长期浸淫、与诗歌天才密切交往的产物，是高度个性化的思想结晶。

在时间维度上，《第二本书》比《回忆录》涵盖的范围更广，后者叙述的主要是曼德施塔姆生命中最后四年的生活，即诗人从一九三四年五月第一次被捕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二道河集中营去世的这段时间。这四年并不是一个较大的时间段，然而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叙述中时常夹杂着穿越岁月的关于过往的“插叙”，或被戏称为“跑题”的段落，这使得《回忆录》的时间线索并不明晰——在四年的时间横轴上又穿插着多条纵贯整个生活岁月的纵轴或零星的时间点，曼德施塔姆最后四年的遭遇取代了他的生平故事，使他的一生变成了蒙太奇式的非线性展现。而《第二本书》对曼德施塔姆和他们夫妇共同的生平故事进行了补充。首先，曼德施塔姆夫人按照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一九一九年他们夫妇二人在基辅相逢直至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曼德施塔姆被捕之时的生活，作者本人的生平，尤其是一九三八年之后的生活际遇，得到了尤为详尽的叙述。在《回忆录》中，曼德施塔姆夫人满怀栩栩如生的创痛回首她和诗人共同走过的岁月、共同经历的苦难、共同认识的人，而在《第二本书》中，除了这些内容，她似乎更多地在和已经离世多年的爱人进行隔空交谈，她的这份文字已不仅是回忆和记录生活，更是一封写给在另一个世界向她遥望的丈夫的书信，她与他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对逝者未来得及进行体验的生活进行一番补偿。除了曼德施塔姆，《第二本书》还在更为丰富的背景下，以尤为坦诚的态度记录了同时代人的风貌，曼德施塔姆夫人对阿赫马托娃、赫列勃尼科夫以及阿克梅派成员的评述为读者探寻那一时代诗人的个性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的独特视角。或许她对同时代人，如高尔基、苏尔科夫、沃洛申、茨维塔耶娃等的评价有失公允，她也因《第二本书》的出版得罪了很多人，正如布罗茨基评论曼德施塔姆夫人时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她缺少点什么，那就是宽容”，她是“偏执的，决绝的，挑剔的……”但她与曼德施塔姆、阿赫马托娃等人的亲密关系，她作为诗人们“黑暗岁月的同志”的特殊身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二十世纪初那些天才诗人不同侧面的机会。

翻译此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当初接下这个译成汉语近五十万字的大部头到校订完全部译稿，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接到过热心读者询问《第二本书》何时出版的邮件，“文学纪念碑”丛书的策划人魏东先生也时不时地发来短信，或跟我分享一些有关《回忆录》的优秀评论，或转达书友们的感想（虽然我时常将此理解为间接的催稿），但我依然未能如读者所愿尽快完成翻译。如今的大学教师职业能让人羡慕的惟有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换句话说，大学老师可以在其他人下班后继续加班加点地工作，众人眼中的“闲散”、“自在”等状态跟老师们几乎没有关系。教学、科研和指导学生的工作占去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而翻译这种被认为是“非创造性劳动”、和科研考核毫无关系的工作只能利用并不充裕的“业余”时间来进行。

不过，来自读者的期待的确是最好的动力。我在接手《第二本书》时仅有一腔翻译经典作品的热情，并未考虑到这本书有了先前《回忆录》的铺垫，必定要接受读者对作品本身和译文更为严苛的检验，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屡屡觉得自己过于无畏，但这已是后知后觉，没有退路可走。不管怎样，想到这本书有可能受到的关注，我还是感到了一些动力，当然更多的则是不安和压力。此刻，翻看已经完成的译稿，只盼读者拿起这本书的时候，并不觉得译者辜负了他们最初的期待。

曼德施塔姆夫人是诗人的妻子，她凭记忆保存了曼德施塔姆的几乎全部诗作，对阿赫马托娃等同时代人的作品亦了然于胸。《第二本书》中的引诗和引文无处不在，作者信手拈来。我国已有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诗作的优秀译本，所以我并没有斗胆去做译诗的尝试，而是主要参考了乌兰汗先生（《安魂曲》，台湾人间出版社）和汪剑钊先生（《曼杰什坦姆诗全集》，东方出版社）的译文，只在个别地方有所改动，在此谨向两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此外，《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时代的喧嚣》、《曼德施塔姆文集》、《帕斯捷尔纳克全集》等书亦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参照。对于本书涉及的诸多曼德施塔姆夫人同时代人物和背景的信息，俄文版编者波利瓦诺夫作了详尽注解，为尊重俄编者的工作，同时也为给汉语读者提供阅读的便利，译者也“转译”出了俄文版的许多注释。

特别感谢本书的策划编辑魏东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宽容，在和他的交往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他作为一个职业出版人的敬业精神、专业素养和对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敏感嗅觉；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立业教授帮我借阅和复印《第二本书》的原文，让我得以顺利“开工”；感谢我的家人，尤其要感谢儿子容忍妈妈在工作烦躁时对他的不耐心和忽略，希望爸爸妈妈翻译的《回忆录》和《第二本书》在今后的某一天，在他长大的时候，可以进入他的阅读书单，变成他的家庭藏书，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作对他的一点补偿。

翻译是一项不可能做到完美的工作，对于一个才疏学浅的译者来说尤其如此，我的译文中必定存在各种疏漏、不足甚至错误，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指正。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中秋节

于北京近山居

我此刻即将完成的这本书可能会消失。没有什么比毁掉一本书更容易的了，只要它没在地下出版社传播开来，没在印刷厂印出来，就像在俄罗斯历史的古腾堡时期那样。但是即使一本书粉身碎骨，它也不会彻底消失。那些销毁手稿、词语和思想的专家把书投进炉子之前会读到它的。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但在他们古怪的头脑中终究会留下一个印象，他们知道有一个不正常的老妪无所畏惧，蔑视权力。就让他们哪怕了解这一点，这也足够了。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为我们所做的与其说是描述这个时代，不如说是对其进行评判，这完全符合她所接受的“阿克梅式的”教育。她谴责她的时代，毫无保留，义正词严。她谴责的不仅是暴力、残忍和非人道的制度，还有所有不加解释就轻易接受并赞成这些新法则的人。她从谴责自己开始。

——俄文版序者米哈伊尔·波利瓦诺夫

娜·雅·曼德施塔姆对她所目睹的现实作出的评判之所以毋庸置疑，并不是因为她的痛苦独一无二，而是因为她自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俄语诗歌获得了这种棱镜。……她的回忆录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她那个时代的一份证据，这是在文化良知的烛照下向历史投去的一瞥。历史在这烛照中缩成一团，而个人主义则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选择，即去寻找光源还是去犯下针对自我的人类学罪行。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住约瑟夫·布罗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