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小人才是大导演
历史往往是由小人推动向前的。
当然，小人的本意绝不是要为历史作贡献，他们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正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曾经写道的那样：“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亚当·斯密的这段话揭示的是个体行为的外部性。某一个体或组织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为举措除了对自身造成影响之外，也会影响周遭环境中的其他个体或组织。这就是外部性。
楚国大夫费无忌也许不会想到，当他开始为自己的利益作考量时，他此后所采取行为的外部性竟然会影响到三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以及身处这三个国家的无数家庭及个体(上至国君公卿下至黎民百姓)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
楚国在西周初期立国，至此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目下是楚平王当政，国力强盛，雄踞南方，一切似乎风平浪静。费无忌因善于谗佞而得宠于楚平王。楚平王立长子建(字子木)为太子，令连尹伍奢为太师，辅佐太子。
太子代表着国家的未来，深知利害关系的费无忌非常看重这一点。虽然楚平王已经任命伍奢为太师，费无忌还是想插一脚。他惯于巧言令色，深得楚平王欢心。他找到楚平王，表达了自己要为太子效力的深切愿望。
楚平王不忍拒绝这个佞臣的请求，但也担心伍奢对此会有想法，于是在任命费无忌为太子少师的同时，还任命奋扬为东官司马。奋扬其实不过是一个用于陪衬的角色。有了这个陪衬，外界看起来，楚平王并不是在刻意眷顾费无忌，而确实是在着力加强太子的辅佐力量，从而也不会令伍奢多虑。当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正是这个本为配角的奋扬救了太子建的性命。这样的手法，正是日后中国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的政治伎俩之一。
费无忌精心筹划，让自己一脚踩在了当下，一脚踩上了未来。但脚踩两条船的游戏其实很难玩，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费无忌虽然担任了太子少师，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随侍楚平王左右，阿谀奉迎。太子建不是傻子，这些他都看在了眼里。
楚国此时的令尹是斗成然。令尹是楚国最高官衔，对内主持国政，对外主持军事，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
楚国地处南方，与中原诸夏的其他各国在生活习俗上差异极大，从而在政治机构、职官设置上也自成体系。楚国的爵秩制度，最初并没有中原各国卿、大夫的称谓。《谷梁传·僖公四年》明确说“楚无大夫”，而《公羊传》则说鲁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楚始有大夫”。楚平王当政的时间是公元前528年至公元前5 16年。这个时候，楚国已经有了大夫职位的设置。费无忌担任的正是大夫之职。另外，楚国的官名多用“尹”字，如令尹为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伍奢的职位则是连尹，其他还有令尹的左右手——左右尹、乐尹、芋尹、陵尹、清尹、卜尹、宫厩尹等。
令尹斗成然恃功自傲，楚平王对此深感不满。费无忌极善察言观色，迎合楚平王之意说了不少斗成然的坏话，终于导致楚平王将斗成然处死，另任阳旬为令尹。
斗成然虽然狂傲，但罪不至死。朝野间议论纷纷，都认为这是一起冤案。而人们对此进行归因时，总是要为尊者讳的。王是一国的最高领导，怎么可能会犯错呢？即便错了，也只是因为他受了奸臣的蒙蔽。这样的一种归因定式，亦是我国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的心理魔咒。所以，大家都将矛头指向了费无忌，认为正是他屡进谗言，害死了斗成然。费无忌虽然难辞其咎，但将屎盆子整个扣在他头上，却也冤枉。实际上，他只是为楚平王遮挡舆论的替罪羊。
这样的替罪羊当一当也没有什么坏处，费无忌反而因此更得楚平王的信任与宠爱。这是因为，杀斗成然其实是楚平王自己的决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有保持一致性的强烈需求。自己所说的话，自己所做的事，当然是正确无比的。哪怕事后证明真的错了，也决不肯轻易公开认错。而身居高位者尤为看重自己的权威，绝不肯稍稍退让。当大家以此攻讦费无忌时，实际上楚平王都看做是对自己的攻讦。从而，维护费无忌就等于是维护自身的权威。
所以，任流言肆虐，费无忌一直安然无恙，而且更得宠信。他随后推荐的鄢将师也被楚平王重用，任命为右领之职。
但是，当有一个人出来在楚平王面前诉说斗成然之冤时，却把费无忌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人正是太子建。
费无忌虽然无忌于他人的攻讦，但太子建以血浓于水的父子之亲和一人之下的地位之尊来说费无忌的“坏话”，其杀伤力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太子建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一品性与他的另一位老师——连尹伍奢极为合拍，却与费无忌格格不入。
太子建看不惯费无忌的所作所为，正逢朝野上下都在议论斗成然之冤，他就跑到父王面前多次指斥费无忌滥进谗言，残害忠臣。
楚平王内心如明镜一般，一时不为所动，但费无忌却坐不住了。
费无忌并不是太担心楚平王会对自己下手，他是担心：楚平王越是不对自己下手，就越会激怒太子建。因为太子建屡谏无效后，一定会认为自己在父王心目中的地位还比不上费无忌。太子建不敢对楚平王心生怨愤，一腔怒火必然会转移到费无忌身上。
而最关键的是，太子建终究是要继承王位的。费无忌当初主动请求要去辅佐太子建，就是想提前为自己铺好一条“未来之路”。但现在，他竟然已经和太子势同水火了，眼看着“未来之路”将恶变为“断头之路”，费无忌怎么能不心急如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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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调重弹说历史
以今人的身份再说历史，本身就是件老调重弹的事情。现今坊间有关历史的书又再热兴，其间鱼龙混杂，不乏精心编纂之作，也不乏粗制滥造之作。有些书言之凿凿地说自己绝非戏说，而是取材于史实，百分百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令我疑惑的是，历史有可能百分百真实吗？
即以治史者最可依赖的正史而言，后世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史学大家吕思勉在谈到三国时代的官渡之战时，就几乎把《三国志》的说法全部推翻。他甚至说：“《三国志》上所说的兵谋，大都是靠不住的。”
为什么连史书都靠不住呢？
第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历代的统治者出于为自己粉饰美化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史书的编撰施加影响，甚至明一目张胆地加以篡改。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对历史稍有了解者均知晓一二，故而不再赘举实例。
第二个原因则是修史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及情感偏好的影响。人总是不能做到百分百客观的，修史者又焉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比如，史家鼻祖司马迁在修撰《史记》时，就将项羽列入本纪，且次序排在汉高祖刘邦之前。而本纪是专为帝王而设。项羽并未一统天下而称帝，严格来说，是不能列入本纪的。这是因为司马迁彼时正对汉武帝刘彻心怀不满，却又无处宣泄，只好借此浇心中块垒。司马迁还把孔子列入专为诸侯所设的世家之中，而孔子又何尝身列诸侯？只不过是司马迁个人对其推行礼义十分景仰罢了。
又比如，司马光在主持编撰《资治通鉴》时也有其明显的个人倾向。他抑曹扬刘，一些有利于曹操，或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删去。可见修史者的个人好恶对于史实的可信度也颇有影响。
其他诸如年月迁延、资料散失，也可能影响史书的真实性。
所以，我们处在千年之后，遥究先人往事，实在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真实的。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当然，这一个看法却不等于说，我们尽可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放松要求，甚至是应需而取，随意诠释。
但尽管我们坚持认真负责的高标准严要求，也还是会在诠释历史上犯以上两个错误，从而不自觉地更加偏离历史真实。这普遍存在于在坊间诸多谈古说史的书中。
首先，是忽略了历史人物本身在历史进程及其生命历程中的发展变化，总是以一个标签式的定义来涵盖、推理其整个一生的言行举止。
比如，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论及孙权的心理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鲁肃投奔孙权后，为他分析天下形势时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将军应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伺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但孙权反应冷淡，说，我只能“尽力一方”，你讲的那些话“非所及也”。二十二年后，孙权称帝，又再提起这个话头说，当初鲁子敬就想到了今天，真可谓是“明于事势”了。
易先生由此评论道：“可见‘非所及也’是言不由衷，‘明于事势’才是心里话。”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二十二年前，孙权初立，曹操势大，能否保住父兄基业尚是未知之数。孙权何敢觊觎天下？所以，“非所及也”应该是心里话。而二十二年后，时移世易，孙权本人也在多年的斗争生涯中走向成熟，而天下的形势时机也已经发生变化，孙权也就有底气和雄心来称帝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早在二十二年前就想称帝了。
我们亦可再来看看曹操的心路演变过程。就算曹操真的是一个逆篡之人，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逆篡之心的。我在《心理曹操》(“心理三国三部曲”之三)中专门分析过这一段。曹操最初的梦想不过是死的时候能够在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大将军曹侯之墓”。他何尝想过有一天风云际会，他能够官至大汉丞相，成为汉朝的实际掌控者，并最终在儿子曹丕手中实现代汉而立呢？
其次，是忽略了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大背景，而全部以今日之道德标准、社会规范来加以理解。殊不知，即便某一概念在年月流转后依然存在，但其内涵却早已随着时代的推演而流变。这样的理解，只能是误解。
比如，《说春秋》一书中说到伍子胥逃亡途中幸得一位渔丈人相救。伍子胥提醒他不要泄露自己的行藏，渔丈人立即覆舟自杀，以杜子胥之疑。作者以为这绝不可信。故而在其笔下，渔丈人不过是假装自杀，待伍子胥走后，又再现身。作者还评论道：“……于情于理，老渔夫都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自杀的理由。从技术角度来说，一个老渔夫投水自尽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所以，老渔夫只是担心伍子胥杀人灭口，因此做了一个自杀现场保护自己而已。”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春秋时代的大背景以及这个大背景下的人们的社会认知束缚(或局限)所导致的。
我们暂且先不就此展开详细论述，而是转而看一下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这本书。《武士道》里写道：“武士重诺，这诺并不写在纸上，而是口头承诺。倘若写了契约来保证诺的实行，那么不啻对武士身份的侮辱。”实际上，日本武士道的这种精神，不过是我们的春秋遗风罢了。伍子胥之所以要嘱托渔丈人，多少是对他有些不放心。而渔丈人觉察到了这微妙的怀疑，觉得不被信任真是一种巨大的侮辱。与这种侮辱相比，性命又值得什么呢？所以，渔丈人要自杀以明自己之高洁，亦以坚子胥之信任。这才是符合时代背景的历史真相。至于渔丈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正好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死观。这也正是“心理吴越”全书所要重点铺叙分析的，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总之，上述文字可要之如下：
1．立足今天，回望历史，我们不能苛求历史是百分百真实的。
2．诠释历史，必须考虑到历史人物本身的成长演变过程。
3．诠释历史，必须考虑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社会曲主流准则。
以上三点，和历史本身一样，其实也早已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老调”了。之所以我要在这里“重弹”一下，就是因为，尽管此乃“老调”，但后来的说史者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忘乎所以，连名家巨子也难以幸免(例子前已详述)。为了避免自己也重蹈覆辙，特在此一一列明，以作为我写作这套“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时的警示。
后两点将作为全书正文的基本标尺。而第一点，在这里要再多哕唆几句。
既然是以心理学为工具来说史，大家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此前说过．的历史是不是足够真实(因为确实是不可能百分百真实的)？
我所依据的主要蓝本是明冯梦龙编辑，余图、常功校点的《新列国志》(此书后由清乾隆年间南京文人蔡元放略加润色，订正某些错误，并添加大量评语后，易名《东周列国志》刊行于世)。
《新列国志》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史。以这样的一个底本来进行心理说史，是否可靠？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是在明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的基础上重订和改编的。余邵鱼原著在篇章架构、叙事详略先后、人名地名等方面颇多疏漏。而冯梦龙以《左传》、《国语》、《史记》为主，旁参《孔子家语》、《公羊传》、《谷梁传》、晋史《乘》、楚史《祷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刘向《说苑》等经、史、子、集著作(这其中很多部都是唯正史论者言必称的正史)，对原书进行了重大修整，并对旧时地名、名物制度等，依《一统志》一一查明。可见冯梦龙的创作态度(或者说是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从而，《新列国志》是基本符合史实的，也是可以用作心理说史的基础蓝本的。当然，在以冯梦龙的作品为叙述脉络的同时，我也参考了他所参考过的主要书目，并佐以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秦汉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秦汉史》以及柏杨的《中国历史年表》等著述，以力求准确。少数莫衷一是的地方，则依符合基本心理规律为标准予以取舍。
行文至此，应该告一段落了。但又想起另一个和历史似乎相关的话题，即《新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一样，是应该列入演义范畴的。这样的历史演义还有很多部。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如此之多以戏曲、评书、小说等面目出现的历史演义呢？
事实上，演义正是老百姓所写的史书。
因为，正史的话语权始终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民间的草根一族并不能在正史上参与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同样会将自己的道德偏好、价值判断投注于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上，这就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历史演义。而忠奸善恶、抑扬褒贬，正好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认知与抉择。我们的这一部心理说史，以基本符合史实的演义为蓝本，正可以说是共百姓欢与悲，为百姓鼓与呼，又何必去苦苦追寻遥不可及的“百分百真实”呢？
《鞭楚(心理吴越三部曲之一)》为“陈禹安心理说史系列”之一。
《鞭楚(心理吴越三部曲之一)》叙述了在佞臣费无忌的“怂恿”下，楚平王诈娶儿媳孟嬴，残害忠良伍奢一家，伍奢次子伍员（伍子胥）逃到吴国后借助公子光（吴王阖闾）的力量坚忍十六年对整个楚国展开报复的故事。费无忌因“过度自信”不断蛊惑楚平王以满足一已私利；楚平王因“男人好色的本性”抢夺儿媳，因“情感距离”而日渐疏远太子建并最终决定杀他；太子建因遭父亲背叛、驱逐产生“反事实思维”而转变心性，由君子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伍子胥因着相貌奇伟（“巴特·辛普森效应”）而得以在出逃途中得到众人相助，并在漫长的等待中硬起心肠借助吴王阖闾的力量最终使父亲临终前的“自我实现预言”得以实现……各色人等在春秋末期这一独特的文化情境中本色“出演”，他们用生命经历的心灵抉择与命运煎熬，值得我们感同身受，更值得我们引以为镜。
在陈禹安先生的“心理说史”系列中，由《鞭楚》、《辱越》、《吞吴》组成的“心理吴越三部曲”是其倾注心力最多、解说历史最细致、心理分析最深刻的新作。
《心理三部曲：鞭楚》以春秋末期的历史为蓝本，以社会心理学为主要工具，对吴越争霸的故事进行深入剖析。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中国人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得以成型的一个重要基底期。而吴越争霸又是其中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且极具样本意义的一段历史。
纵使历史无情流逝，但人心千古未变，终归有迹可循。作者之所以要创作这个心理说史系列，也无非是想以古鉴今，借历史之名，为世人心中燃一盏灯，使之利用古人的智慧应对现世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