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慧霞著的《萨本栋传(民族危机中的大学校长)》记载了一位大学校长、教师与他一生所追求的科学事业的动人故事。他聪慧内敛,受中西方文化润泽,成长于一个忠公体国的大家族;他倾心教研,热爱学术,投身于诲人不倦的三尺讲台;他抛家舍子,在抗战爆发的连天烽火中临危受命,兢兢业业于战火中复兴大学;他寄情学术,甘作人梯,任劳任怨为科学进步偿尽甘苦;他壮志未酬,年仅47岁,累死在工作台上,临终惦念着未及整理的学术著作……他就是抗战时期厦门大学的校长——萨本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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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萨本栋传(民族危机中的大学校长)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石慧霞 |
出版社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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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石慧霞著的《萨本栋传(民族危机中的大学校长)》记载了一位大学校长、教师与他一生所追求的科学事业的动人故事。他聪慧内敛,受中西方文化润泽,成长于一个忠公体国的大家族;他倾心教研,热爱学术,投身于诲人不倦的三尺讲台;他抛家舍子,在抗战爆发的连天烽火中临危受命,兢兢业业于战火中复兴大学;他寄情学术,甘作人梯,任劳任怨为科学进步偿尽甘苦;他壮志未酬,年仅47岁,累死在工作台上,临终惦念着未及整理的学术著作……他就是抗战时期厦门大学的校长——萨本栋。 内容推荐 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大学管理者、富有人格魅力的教育家?石慧霞著的《萨本栋传(民族危机中的大学校长)》试图挖掘萨本栋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及产生这一精神的土壤、环境与条件。石慧霞同志就读研究生期间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大学校史和大学文化,研究生毕业后又长期在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工作,从而使得她不仅具有研究萨本栋精神的理论素养,也具有研究上的现实便利——她能够比其他人更方便地接触到各种校史资料及与各地的校友进行访谈,特别是拜会长汀时期的老校友们。具备了这样的独特条件,再加之对工作的热情和努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萨本栋传》是一部较好地记载和描述萨本栋不平凡的一生及可贵精神的人物传记。 目录 第一章 名门之秀 一、雁门萨氏榕城望族 二、家传教养心仪教育 三、清华浸润全面发展 四、留美历练心智渐成 第二章 盛誉清华 一、立足本土致力科教 二、为人师表教学相长 三、热心校务初露锋芒 四、幸福之家和乐融融 第三章 执掌厦大 一、赤子之心临危受命 二、延续文脉内迁办学 三、苦心经营顽强奋进 第四章 治学之道 一、敦聘名师专注教学 二、建国育才创设工科 三、以质为先培养通才 四、创立省院倡导学术 第五章 治校方略 一、匡正学风充实条件 二、行政集中民主管理 三、融人当地负重担当 四、人文精神大学认同 第六章 进中研院 一、美英讲学寻求突破 二、任总干事复原重建 三、公正谨严评选院士 四、心血呕尽壮志未酬 附录 萨本栋外甥、清华大学杨福生教授访谈录(摘要) 中央研究院追悼萨本栋 厦门大学全体员生追悼萨本栋 萨公颂(墓碑文) 萨本栋年谱 萨本栋主要论著和论文 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章节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7月24日,萨本栋出生于福建闽侯朱紫坊(今福州市鼓楼区津泰路南侧的安泰河沿)萨家大院。其时,是中华民族正遭受列强欺凌,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岁月;其地,是文化昌盛、人文荟萃的榕城古巷;其家,是忠公体国、豪杰辈出的名门望族。 190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看似平静的一年,实则玄机重重。这一年,慈禧太后第一次撤帘露面,召见各国驻华使节,在国内进一步实行“新政”;这一年,日本与老牌帝国英国订立《英日同盟条约》,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朝鲜的既得利益,矛头直指俄国,进一步暴露出其吞并中国的野心;这一年,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但俄国后来不仅违约不撤兵,反而增派军队,欲将东三省划归其统治,由此激起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日本与俄国对东三省的争夺愈益激化;这一年,闽江上游溪洪暴发,福州城内平地水深2~3米,大批田园庐舍被浸没。这样的时代环境,萨本栋可谓生逢乱世。 然而,这样的历史背景正好实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现实考验。这一年,孙中山应邀出任“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主席,参会的很多人后来成为1905年同盟会的骨干成员,萨本栋的父亲萨君陆名列其中;这一年,张百熙拟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学堂教育体系整体设计的最初方案,也是《钦定学堂章程》的前身;这一年,榕城出现多所公私立学堂,北城小学堂创立,萨君陆任堂长①;这一年,清政府据《辛丑条约》议定,开始交付“庚子赔款”。七年后,美国将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专用于资助留美学生,清华大学前身——游美学务处正式设立,招考录取了梅贻琦等47人为首批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公费生;这一年,陈嘉庚开始他在新加坡创业的成功起步,不久,他的菠萝罐头厂和米店赢利数万元,以商养教、振兴中华的蓝图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绘制……这些为实现社会转型而日渐生发的变异基因,与萨本栋短暂而又永恒的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除了时代背景,社会、家族及其文化环境更能为剖析历史人物思想品格的形成轨迹提供重要线索。萨本栋先祖系色目人。13世纪,色目人萨拉布哈协助元世祖忽必烈征战开国,建立元朝统治。其后,萨拉布哈与其子傲拉齐“累著勋伐,留镇云代”。长孙萨都刺生于山西雁门,官至江南行台侍御史,为官清正,救助难民,深得百姓拥戴。不仅如此,萨都刺博学能文,尤工诗词,被誉为“元四大诗人之一”“有元一代词人之冠”,著有《雁门集》传世。《雁门集》博大典雅,蕴藉宏深。元英宗时,萨都刺被赐姓“萨”,由是萨氏家族被称为“雁门萨氏”。元统元年(1333年),萨仲礼中进士,官至“福建行中书省检校”,举家由山西雁门迁至福州定居,成为雁门萨氏“入闽始祖”。①清代时萨家重为名门望族,名列榕城八大家族。 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为萨本栋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成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萨本栋的出生地福建闽侯朱紫坊,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津泰路南侧的安泰河沿。安泰河,历史上是福州的护城河,安泰桥是唐罗城的利涉桥。据《榕城景物考》记载,“唐天复初,为罗城南关,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荫榕叶中出”,足见当时的繁荣。宋时,修筑外城,街区全部被包人城中。安泰河两岸榕荫匝地,巷坊交错,舟楫楼连,酒市笙歌,颇有古南京秦淮河的风光,宋代曾巩《夜过利涉门》诗云: 红纱笼烛照斜桥,复观晕飞入斗杓。 人在画船犹未睡,满堤明月一溪潮。 该诗虽然是描绘提灯游城的夜色,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朱紫坊的繁荣景象。朱紫坊因宋代通奉大夫朱敏功、儒林郎朱敏中、朝请大夫朱敏元、南安令朱敏修兄弟四人居此皆登仕门,朱紫盈门,故名。坊内仍留有额题为“朱紫达善境”的石牌坊。旧时坊内有一峰书院。明代长史谢汝韵的泊台别馆亦在坊内。朱紫坊街区也是古福州文化教育机构集中地,从宋太平兴国开始到清末,这个街区内设有三个孔庙(分属福州府、闽县、侯官县)、两个县学、两个县衙、一个府学院署。因为学院林立,学子云集,所以成为“路逢十客九青衿”的“弦歌不绝”之地。 P2-3 序言 厦门大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爱国、革命、自强和科学的四种精神。其中,自强精神集中地体现在萨本栋校长在抗战时期主政厦大,率全校师生内迁闽西山城长汀艰苦办学的感人事迹上。 1937年7月6日,在“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一天,萨本栋临危受命,接受出任厦门大学改国立后第一任校长的聘请。当时,萨本栋已是清华的名教授,在国难面前、在国家最需要人才的时打、在陈嘉庚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他毅然放弃清华大学已有的舒适和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到困难重重的厦门大学主持校政。后人称赞他,在“国”与“家”之间,他选择了“国”;在“公”与“私”之间,他选择了“公”;在“难”与“易”之间,他选择了“难”。主政厦大八年期间,萨本栋以其丰富精粹的教育思想、卓越高远的办学理念、泽惠后世的实践业绩,将厦门大学办成战时“中国最完备的大学之一”,“南方之强”的美誉由此传开。在厦大,每每讲起萨校长的事迹,全体师生无不被他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及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所感动,无不被他为厦大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精神所震撼。萨本栋是厦大人至今感念不已、崇敬景仰的“自强精神”的代表人物,他的办学思想和成就,为厦门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大学管理者、富有人格魅力的教育家?石慧霞同志编著的《萨本栋传》试图挖掘萨本栋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及产生这一精神的土壤、环境与条件。石慧霞同志就读研究生期间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大学校史和大学文化,研究生毕业后又长期在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工作,从而使得她不仅具有研究萨本栋精神的理论素养,也具有研究上的现实便利——她能够比其他人更方便地接触到各种校史资料及与各地的校友进行访谈,特别是拜会长汀时期的老校友们。具备了这样的独特条件,再加之对工作的热情和努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萨本栋传》是一部较好地记载和描述萨本栋不平凡的一生及可贵精神的人物传记。当然,匮于作者的人生阅历、理论素养与文字功底等各方面的限制,该传记也还存在诸多可值商榷与完善之处。但不论如何,我相信,这部传记的出版,对于我们传承与弘扬厦大的四种精神是一件有益的事。 进入新时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已成为时代最强音。百年来,厦门大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中国梦也就是厦大梦。厦门大学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争取到2021年建校百年之际,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再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力争到2l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厦大“两个百年”梦想是厦大人为实现中国梦所做的努力。中国梦需要高扬中国精神。一流大学梦想更需要先进大学精神的引领。以萨本栋校长为代表的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就是厦大精神的杰出代表和集中体现。这是厦门大学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厦大经受风雨而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也是全体厦大人爱护厦大、承前启后、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为此,我由衷地期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在践行厦大“两个百年”梦想的征程上,我们全体厦大人坚定不移地弘扬萨本栋校长的自强精神,倍加珍惜地利用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之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灿烂的生命力和更加绚丽的光芒。 是为序。 后记 本书写作缘起有点意外。2009年12月2日晚,为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我有幸访问了萨本栋之子,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萨支唐先生。访谈结束时,萨院士忽然说:“你对我父亲的认识多于我对他的理解。你的论文导师潘懋元先生是我父亲的学生,潘先生又是我的老师①,可否在他的指导下请你将来写一本《萨本栋传》?” 3日上午,我向潘先生报告了萨院士的想法,先生略作沉吟就愉快地答应了!要知道,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在攻坚阶段,我正处于一种身体高度紧张、精神焦虑、情绪亢奋交错运行的状态:有时感觉经过了一个不眠的敲打键盘之夜后,即使走在阳光下,也像黑屋中均‘‘困兽”。奇怪的是,从听到先生“同意”的那一刻起,被博士论文“折磨”得异常焦灼的我奇迹般地镇静、淡定下来(原来缓解压力最好的办法是去承担更大的压力)。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与萨本栋校长有关:因在厦大校友总会工作,有感于当年校友对萨本栋口口相颂,而他在战火中将这所“距前线最近的国立大学”办成“国内最完备的大学之一”,令人瞩目,围绕萨本栋与厦门大学品格相互塑造、厦门大学在烽火硝烟中形成高度大学认同的历史过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2010年12月,论文如期答辩,2012年以《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民族危机中的大学认同》为题顺利出版,本书可以说是博士论文的延续。 因有博士论文资料为基础,我原计划本书一年左右就完稿,没想到,从开始构思到初步完成却又历经五年多。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萨支唐院士和潘懋元先生从未就书稿写作进展催促过我。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8月,受学校委派,我赴新疆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援疆一年。临行前,潘先生特别叮嘱,“到新的工作岗位上,需要熟悉情况投入工作,《萨本栋传》写作可暂缓”。同时,我也收到萨院士从美国发来的邮件,他主动提出,不要急于开始书稿写作,先安顿好自己在新疆的工作和生活。 确如两位老师所言,一年援疆时间,书稿写作纹丝未动。尽管我“违抗”师命,托运了一箱相关资料去新疆,但我却不敢动笔了。记得零下32摄氏度,我到乌鲁木齐达坂城中学调研,站在操场上,人如冻僵的“冰棍”,我却看到一个哈萨克族小学生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土疙瘩”,吃得津津有味,细问之下竟是风干奶酪。看着他纯净开心的笑脸,我不禁感佩他强健的体魄和豁达的心灵;白雪皑皑的冬日里我徒步到乌鲁木齐红山公园,面对林则徐雕像,脑海中激荡着他“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的诗句,心生无限感慨…… 援疆一年的所见所闻时刻警醒我,“没有一定的经历阅历、没有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没有坚强执着的精神意志”:就不会有能力走近萨本栋的心灵,更不敢妄言“同情之理解”。即使今天,我依然战战兢兢,每次翻阅有关萨本栋的档案资料,常感自身资料驾驭能力有限,理论与实践素养不足,至今所写“言未尽而意未穷”。 本书记载的是一位大学校长、教师与他一生所追求的科学事业的人生轨迹。他聪慧内敛,受中西方文化润泽,成长于一个忠公体国的大家族;他倾心教研,热爱学术,投身于诲人不倦的三尺讲台;他抛家舍子,在抗战爆发的连天烽火中临危受命,兢兢业业于战火中复兴厦大;他寄情学术,甘作人梯,任劳任怨,为科学进步尝尽甘苦;他壮志未酬,年仅47岁,累死在工作台上,临终惦念未及整理的学术著作…… 为什么萨本栋对抗战时期的青年学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以至于萨本栋的生命走入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的激情与精神动力之源?萨本栋的身上显然有一股仁爱的道德力量,这股力量时时展现出迷人的非凡的魔力,使得萨本栋即使开起玩笑来,也令人如沐春风。长汀厦大一位青年学生曾建议学校建一个网球场。在学校办公条件极端拮据,校务繁重,加之战乱纷扰的境况下,萨本栋举重若轻地说:“有人能打赢我,学校就建一个网球场!”要知道,萨本栋的网球技艺达到今天国际职业联赛的水准。 毋庸讳言,我所做的是一项与个人情感交融在一起的写作。虽然起因于萨支唐院士的建议,实在来说,却成为我乐此不疲的一项事业。五年多的写作过程,像是一场远未结束的“萨本栋生命和精神成长的发现之旅”。“生命需要事业支撑,人生应该到伟大的事业中去寻求不朽”,我非常幸运,在许多人的关心、信任和帮助下,有机会从事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 感谢朱崇实校长和潘懋元先生奖掖后进,欣然作序!感谢潘懋元先生、萨支唐院士的谆谆教诲!感谢厦门大学校领导、校友总会领导,教育研究院、档案馆、图书馆、秘书处同仁对我的鼓励并提供多方面便利的研究条件;感谢刘海峰教授、别敦荣教授、张亚群教授的指导和支持;感谢萨本栋外甥、清华大学杨福生教授接受访谈并提供大量史料;感谢长汀厦大校友何宜慈、葛文勋、邵建寅、周咏棠、朱一雄、庄昭顺等的言传身教;感谢写作过程中接受我面谈、电话访谈、邮件访谈的所有校友;感谢寒暑假陪同和帮助我多次到北京、南京、福州、长汀查找资料的同学——吕文惠、刘李春、王严淞;感谢写作过程中协助我共同整理、转录、统计史料的同学——肖娟群、刘毳;感谢校友黄福涛教授为本书成稿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感谢萨支唐院士助手揭斌斌教授的热情帮助;感谢清华大学校友总会、清华大学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感谢厦门大学出版社蒋东明社长协助查找并提供有关史料,感谢蒋东明社长和社科处陈武元教授给予此书的热切关注和大力支持!本书责任编辑高健和曾妍妍对书稿进行了精心的审阅和校改,她们认真的态度和严细的作风,令我敬佩。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校——厦门大学。 石慧霞 2015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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