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德莱著的《清宫洋画家》图文并茂，共分14章文字记述，同时发表了入华耶稣会士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蒋友仁以及遣使会士德理格、奥古斯定会士安泰等画家，特别是在康乾皇帝宫中充任御画家者的作品。书中发表了他们的130多幅绘画，其重点是论述郎世宁与王致诚在宫中作画、版画《乾隆皇帝得胜图》的制作、建筑艺术、喷泉、修建西洋楼、耶稣会士们的山水花鸟与人物画。

在清代，在皇官与民间、油墨与水彩、东方与西方之间，行走着一群洋画家，他们成为皇宫里的座上宾，身穿绫罗绣彩的中国官服，都有着一个中国名字：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潘延璋、贺清泰等。他们的身份独特，地值显赫，其画作融纡毫毕现和意境高远于一体……

伯德莱著的《清宫洋画家》图文并茂，共分14章文字记述了这些画家及其他们的画作。

序言

第一章 郎士宁的青年时代，加入耶稣会和入华旅行

 郎士宁的旅行

 郎士宁在北京

 郎士宁与雍正皇帝

第二章 “诞生于调色板与画笔之间”的王致诚

 王致诚的意大利之行(1725年左右)

 王致诚在阿维尼翁的初修(1735年7月31日--1737年7月31日)

 王致诚的赴华旅行

 王致诚从广州到北京

 王致诚进入乾隆宫廷

第三章 大收藏家乾隆皇帝的耶稣会士合作者

第四章 康熙皇帝宫中的遣使会士德理格

第五章 大清皇帝巡视鞑靼——热河，木兰秋狄，王致诚拒官

 乾隆木兰秋狄

 王致诚被封官

第六章 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和安泰，《乾隆皇帝得胜图》版画的绘制人

第七章 变成“大水法”专家的天文学家——蒋友仁

第八章 由耶稣会士主持建造的圆明园西洋楼

第九章 高类思和杨德望，路易十五派向中国朝廷的特使

第十章 肖像画家、花草画家、动物画家耶稣会士以及中国人的评论

第十一章 郎士宁于1766年逝世，王致诚于1768年逝世，耶稣会被解散

 王致诚逝世于1768年

 耶稣会的解散

第十二章 清朝统治末年宫中的几位前耶稣会士

第十三章 耶稣会士与瓷器，所谓的“耶稣会士们的瓷器”

 朗士宁的瓷器

第十四章 耶稣会士画家在清宫的历史背景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过程

 二、法国北京传教区的创始

 三、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工艺和科技的调查

 四、18世纪某些入华耶稣会士和宗教人物小传

译后记

王致诚从广州到北京

派遣耶稣会士进北京的命令终于传达下来了。我掌握着王致诚神父有关这次旅行的几行苦涩文字的记述。

“他们为我们派遣了一名官员，以为我们带路。他们绞尽脑汁地设法让我们相信，他们会为我们支付费用，但仅仅是停留在口头许诺而已。我们几乎是靠自己养活自己，而且旅途的一半是乘船航行。诸人在船上吃和在船上睡。最为怪诞的是，那些老实人既不敢下船登陆，也不敢靠近船窗以观赏所经过地区的如画风景……这些涂有黄漆层的木制大船，都非常舒适惬意。我们获得了一切方便，唯有一件例外，而在我们这些欧洲人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戛尔尼的一位同伴胡特纳(Huttner)曾于数年之后介绍说，由于行人抱怨这次旅行行进得太慢，所以奉命陪同他们的官吏反驳说：“你们都是外国人，根本不谙熟和不懂我们的习俗。本人奉皇帝的敕令，负责照顾你们这些贵人。天气非常炎热，我绝不会使你们面临病倒的厄运。”他另外还补充说：“只有贱民才会急匆匆地忙着赶路。”

我们回头来再让王致诚羽笔疾书吧：“剩余的行程是在一种‘笼子’中完成的，人们更喜欢称之为轿子。我们整天都被关闭在其中。晚上，轿子进入客栈，而且那是什么样的客栈啊!结果是我们两目空空和一无所见地到达了北京，好奇心再也不会得到满足了，就如同是人们始终都置身于房间中一样。”“此外，在整个地区，虽然这次旅行只有600-700法里，但我们在那里没有遇到过任何值得引起特别注意的东西。唯有几座寺庙，或者是偶像寺院，它们是带有底层的木建筑。其全部价值和全部美观，就在于其中的某些绘画和某些粗糙的涂漆层。”

王致诚修士的这段叙述奇妙绝伦。因为在距广州只有数日行程的地方，任何行人都必须穿越被称为梅岭的一片风景如画的山区(数年之前，我在前往参观景德镇瓷都时，从那里经过)。王致诚被用轿子抬到了那里。据大量证据证明，这条路沿途很热闹。因为除了海路之外，这是唯一的一条将广州与长江(扬子江)上的大运河联结起来的通道。王致诚即将在长江中转乘另一艘非常舒适的大船。当时中国康熙时代的最大艺术装饰家李渔，建议在这些楼堂建筑群中再加人一些呈扇子状的小窗户，使得旅行家们可以欣赏如同一组绘画般的风景。王致诚就这样得以在大河陡峭的两岸观察到驿夫，带着小铃铛，每九日将皇家文书从北京运往广州，而传教士们将要用上数日的时间，以欣赏镇江的金山。马戛尔尼曾写道，金山有“一座仙人建筑，系通过一名法师的巫术而建造起来的”。他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荒诞并不只出现在想象之中，而且也出现在中国的自然界中。”乾隆皇帝在赴中国南方巡视时，也不肯放弃在这个上面有座佛塔的幽雅小岛上滞留。  P40-43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胆敢冒犯孔子，这正是我在本篇简短的序言中所要做的事。

1932年于巴黎，我是吉雅尔(Giard)老师的一名不惹人注意的神职人员，他是一名拍卖估价员，整年在德鲁奥(Drouot)饭店成批成批地出售书籍。他的主要合伙人是乔治·安德里厄(GeorgesAndrieux)。后者是一位专家型学者和滑稽可笑的人，即第三共和国一位著名省长的公子哥，也是阿拉贡(Aragon)的同父异母兄弟，他称呼我为其“无名教士”，从而向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善。至于我本人，我高高地坐在讲台上，被挤在书籍推销员和略有点耳聋的自修室出纳员之间。我“拿着那些标签”，用一只呆滞的眼睛凝视着大厅，那些风雅的业余艺术家和旧货商们，也并排站列在那里。

在这个时代，唯有东方和远东的书籍之出售，才会使我感兴趣。我曾多次得以以低价(我当时只有22岁)采购到有关来自亚洲的最早发现的原装古旧书，如《东印度史论集》，它的作者是为曼恩(Maine)大公效力的苏许·德·勒内佛尔(Souchu de Benne-for)、由东印度公司和联合省(荷兰)派向日本天皇的那些值得永远铭记在心的使节、由彼埃·德·高耶(Pierre de Coyer)和雅克。德·凯塞(Jacob de Keyser)大公派向中国皇帝的使节。此处还有某些不那么古老的书籍，如马戛尔尼(Macartney)的跟班仆人安德松(Anderson)的回忆录，约翰·巴罗(John Barrov)的中国中原和鞑靼地区旅行记，马戛尔尼的旅行记，夏庞蒂埃一科西尼(Charpertier-Cossigny)的广东行记等。某一天，一名专门破坏艺术品之徒，毫不犹豫地将他个人的看法，用铅笔笺注于某几卷书的边缘。我曾得以获得整整一批26册书，用浅黄褐色的皮子装订，系由外国传教区所写的《教化人的和趣味书简集》(即《耶稣会士书简集》——译者)，由图鲁兹(Toulouse)的克里斯蒂安·桑(christian Sans)出版社于1811年出版。它们变成了我的本义和转义上的床头书了。①在阅读它们时，我便产生了对于耶稣会士们的兴趣。耶稣会士们都是一些超群的佼佼者，也是为信仰和政治而冒险的人物、艺术家和宗教信徒，他们冒着风暴和受迫害的危险，而在整个亚洲布道。依纳爵·德·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曾叮咛其弟子们说：“去吧！去照亮全世界吧！”

我从青年时代起，便完全不是如同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那样，将注意力集中于美洲，而是将视野转向了远东。我于1945年之后，每当情况允许时，便乘货轮出发，远涉重洋去到远东。我对于东南亚仅仅是走马观花地瞥了一眼，从而激励我几乎每年都要重返那里一次。理所当然，我自己也曾多次前去中国中原、台湾地区和日本，并对那里着迷了。在台北，我“结识了”绘制依纳爵像的大画家——当时尚不太著名的郎士宁(Giuseppe Castiglione)。我的妻子与我，我们于1971年联袂写了一部有关此人的图文并茂的专著。这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何连贵先生的殷勤帮助下完成的。因为郎士宁的许多画，都得以在从1860年和1900年那令人无法饶恕的抢劫中，被抢救出来了。

相反，尽管我于1970年专程赴北京旅行，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所以我未获得故宫博物院藏郎士宁绘画的照片底版。

鉴于这一事实，我于25年之后，便偶发奇想，想写一部有关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画家们的尽可能臻于完善的研究论著，并且要利用人们可以在该世纪末所能觅得的全部新资料。

这样一来，我便沿着不同的渠道，在一种猎人本能的驱使下，在我于本卷书应该感谢的那些朋友们的帮助下，我才得以逐件地搜集汇总了一大批照片资料。如果我说它们是很理想的，那恐怕是有点自吹自擂，但它可以使本项研究的面目焕然一新。

为了赋予本书某种程度的完整统一，我将意大利人郎士宁和同样也为画家中的佼佼者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作为排头兵。当然还包括那些技艺超人的工程师，诸如“大水法”(喷泉)的设计人蒋友仁(Michel Benoit)，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非耶稣会士的神父与修士们，诸如马国贤(M.Ripa)神父和遣使会(味增爵会)会士德理格(Pedrini)神父。

我在北京发现了几幅郎士宁和王致诚时代的绘画。我于此特别向杨邦达先生表示谢意。在柏林，有几幅于热河完成的小画像，在多勒(Dole)，有青年时代王致诚的几幅小开本绘画。最近，出于一次始料不及的机遇，我的儿子和我，我们在奥尔良(Orleans)共同重新发现了一本小册子：《战争史纲》。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认为，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无法找到它，它也不为人所知。它很可能是受归化的教徒高类思和杨德望的作品，他们在法国大臣贝尔坦(H．Benin)的鼓动下，曾在法国度过数年。他们得以确认《乾隆皇帝得胜图》中的不同版画，因为他们认为其中叙述的事件(1753—1760)相对较晚，而且还借助于钱德明(Amiot)神父书简以及与自中国归来的方德望(Lefevre)神父的谈话录为佐证。在天津大学的最后一种发现应归功于我的日本朋友熊泽那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他为我获得了由王致诚和郎士宁寄出的那些作为《乾隆皇帝得胜图》图案的草图，它们可能为法国版画家们提供了样本，这些图案图画可能是在大革命期间遗失的。

……

乾隆皇帝于1735年继任其父雍正的皇位，他当时已是一个27岁的青年人了。该皇帝是一名伟大的中国文豪，因而对于基督教教义感到了某种真正的不信任，始终禁止向中国人传播这种教义。他于1745年发动打洋教事件并引发了一场教案，但他为宫中的耶稣会士们留下了修持他们宗教的自由。因为康熙皇帝高度地评价了耶稣会士们，认为他们是博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舆地学家、建筑学家、钟表匠、工程师，特别是艺术家。在那些画家中，意大利人郎士宁附属于葡萄牙传教区，是其中最受尊重的一员，也是被传人宫中的佼佼者。他当时年已50岁，在北京已经生活20年了。王致诚和潘廷璋(Panzi)继任了他。

在继续深入研究时，我不得不指出，被启蒙时代人士理想化了的18世纪的中国形象，与真实的中国之形象，该有多大的差异啊!当时中国已经僵化，鄙视贸易、利润和国际交流，并且拒绝接受外国的发明创造(中国的骑兵依然以弓箭相武装)。中国在他们的发明中本来是超前西方数世纪，①18世纪的中国却在沉睡中，并不再希望前进发展。这其中的最大罪人便是当时的天子乾隆。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但却是一个保守派(而且是在该词最具贬义上的“保守派”)。他将外国使节视为“入朝进贡的藩部使节”，并且于其一生的下半部分让其宠臣和坤专权，和坤贪图权势和金钱，而和珅本人又受宫中太监阉党们操纵。按照耶稣会士们的说法，这些太监们都为“不蓄胡须的人”。

希望这本微不足道的有关耶稣会士画家的小书，能成为向“这些人”(早期人华耶稣会士们)所表达的一种公正敬意，正如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人都了不起，他们身陷困难的环境中，却完成了大量工作，同时学习汉文和满文、从事测绘和天文学研究、编制地图集……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纪年、完成译著……而同时又未忘记他们的布道使命和宗教义务。”我无法找到更好的结论了，只好引证一名我于数年前曾请教过的外国耶稣会士神父的话：“我们违心地犯了宗教罪孽，我的儿子和我，我们在时间上过分超前了，我们提前成了现代人。”

中国画源远流长，代有佳作极品传世，辈有名家大师领军。其立意新颖，架构优雅；水墨丹青，丰富多彩；泼墨走笔，笔下生花。它完全反映了中华民族那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现了中国人追求美的享受和善于造美之国风人格。

西洋绘画美术，也有其独特的风格、内容与技艺，特别是14一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它逐渐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尤其是欧洲油画和宗教画更以其逼真性和透视性而独树一帜。

中西在绘画艺术领域的交流，也是历史悠久，但最集中的时代，还是自明清以降，尤其是在康乾盛世时期。其主体媒介，则是天主教各修会（以耶稣会为主）的人华传教士们。这些手持《圣经》，怀揣十字架的“上帝的使者”们，赴华之前在欧洲便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和艺术家，各自掌握了科学与艺术的绝技，有的人已经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他们一方面向中国传播西洋绘画和艺术，另一方面则是与中国画家和艺术家们合作，学习并创作中国画、装饰图案和建筑艺术构件等。他们大部分人是在中国各省和民间活动，但有一部分精英进入了皇宫，成了大清皇帝的御用洋画家。他们装饰皇家园林和天主教教堂，为皇帝、嫔妃、大臣和藩部王公画像。像“紫光凯宴”和“木兰秋狄”那样盛大的场面，也由他们的画笔而留传于后世，供今人欣赏康乾盛世的壮观和一代名君的风采。

传教士，顾名思义，就是为了传播基督福音，归化不信耶稣一基督的民族的人。既然如此，那么入华传教士们，特别是入华耶稣会士们，为什么会逐本求末，不去全力以赴地传教，而是成为清宫专业御画家呢？这与晚期英美的部分新教传教士们甘当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华马前卒的行径截然不同。当时西洋传教士们的在华行径，与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拉美与太平洋地区）的所作所为，也都格格不入，大相径庭。这是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积淀太厚、根基太深，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又执着于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有关。传教士们人华后，很快就发现，若按一般常规行事，那就既不能归化中国人，又不能以基督教文化取代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以儒释道文化为一体的中国文化。但中国毕竟地广人多，思想信仰错综复杂，文化层次参差不齐，基督教完全可以在中国取得某些进展，也可以归化一批中国人，甚至包括中国的某些高层官吏与士大夫。即使为了获得这点微不足道的成果，传教士们也必须使用许多计谋与手段，甚至作出不少为其宗教所不容的事，颇有一点“舍生取义”的精神。

传教士们采用的手段之一便是利用西方某些先进的科技与艺术来吸引关心“富国强民”的中国人，从而作为他们与中国人，甚至是与中国高层，直至朝廷与皇帝本人打交道的诱饵。一方在金钩钓鳌，另一方却欲谋取“他山之石”，中西双方各有需求，真可谓志不同而道合了。  风流倜傥、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酷爱书画艺术的乾隆皇帝，不会不对西洋画和欧罗巴画家们情有独钟，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幕独特风景和一个绝无仅有的群体——清宫御用洋画家。他们在向中国介绍西洋油画，向欧洲介绍中国水墨丹青，在促进中西绘画艺术互相交流和借鉴方面，确实扮演了一种其他饱学之士或外交使臣根本无法扮演的角色，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他人无法取代的贡献。当然，与他们身负的“传教”之本职使命相比较，这种贡献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副产品”，其工作亦只能是“琐事”。事实上，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传教方面是不成功的，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的；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在为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事业中，却收获颇丰，硕果累累，为世人瞩目。这是一种歪打正着，也算是“有心栽花花不红，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当然，入华传教士们的这种策略和做法，是有违教廷、国王之宗旨以及他们个人之初衷的。在罗马教廷和西方某些政要的心目中，入华传教士们的这种“贡献”或“功劳”反而成了一大罪状。这些西方的政教要员们，屡屡指责入华耶稣会士们“不务正业”、从事非宗教的世俗琐事，甚至进入清朝宫廷，或居官或为奴，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有辱使命。他们甚至“金牌宣、银牌调”地频频下达命令和撤换人员，威胁、利诱和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抨击人华传教士们非但未使中国接受天主教“归化”，反而使自己严重“中国化”了。他们在本来就有门户之见和利益冲突的天主教各修会之间及不同传教士之间，故意制造纠纷和争执，造谣生事，以造成互相倾轧和攻击的局面，自己好坐收渔利。他们把人华耶稣会士们采纳的颇为成功的“适应政策”（遵华俗、行华礼、着儒冠华服、读华书和操华语、容忍尊孔祭祖、用汉语作弥撒和用汉字称呼上帝），武断地定罪为“亵渎宗教”，由此而爆发了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震撼了整个欧陆，使刚刚起步的中欧关系和中西文化交流遭受了严重伤害和损失，造成了中西方的长期误解和对峙。罗马教廷与西方当局的这种狂妄无礼的愚蠢决定和轻率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是当时直接当事的双方——清政府和中国朝野各界与入华传教士们所始料不及的。事实证明，正是罗马教廷搅乱了全局，阻碍了刚起步的中西文化交流。

……

伯德莱于1997年又出版了《18世纪的人华耶稣会士画家》新作。全书图文并茂，共分12章文字记述，同时发表了人华耶稣会士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Iguace Sichelharth，1708—1780）、蒋友仁（Michel Benoit，1715—1774）以及遣使会士德理格（TeodoricoPedrini）、奥古斯定会士安泰（安若望，Jean Damascene）等画家，特别是在康熙皇帝宫中充任御画家者的作品。书中发表了他们的130多幅绘画，其重点是论述郎士宁与王致诚在宫中作画，耶稣会士们与大收藏家乾隆皇帝合作，热河木兰围场秋狄图，版画《乾隆皇帝得胜图》的制作、建筑艺术、喷泉（“大水法”）、修建西洋楼、耶稣会士们的山水花鸟与人物画。作者最后讲到耶稣会被解散之后，仍有几位原耶稣会士留在乾隆末年的宫中，他们大都是对皇宫有用的人，包括绘画在内。这其中包括意大利籍入华耶稣会士潘廷璋，他以其乾隆皇帝的画像作为《中国杂纂》的卷首插图而驰名于法国。当时留在清宫中的御用洋画家还有贺清泰（Louis-Antoinede Poirot，1735—1813）和钱德明等。作者特别研究了在雍乾时代（1723一1795），耶稣会士们作为瓷器装饰图案而绘制的浅灰单色画，尤其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殷弘绪在瓷都江西景德镇的作品。此类由耶稣会士们作图而烧制的外国订货瓷器，被欧洲人俗称为“耶稣会士们的瓷器”。这批绘画证明，18世纪的中国绝不是在西方所流传的那种负面形象：僵化、鄙视经商和国际贸易、拒绝外国最新创造发明等。总而言之，由于这批入华耶稣会士画家主要是生活在康雍乾盛世时代，所以他们的绘画活动形成了中西艺术交流史上的一次高潮。

伯德莱先生的这部《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画家》（中译本定名为《清官洋画家》）是作者用了40多年的功夫，潜心搜集和苦心钻研的结果。作者为了写这样一部书，曾遍访欧美各大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拍卖行以及各家公私特藏处。此外，他还远涉重洋，多次访问中国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承德原避暑山庄和围场。他比较全面而完整地介绍了在清朝康雍乾三代皇宫中，曾充当过皇帝御画家的一批入华耶稣会士（也包括少数其他修会的会士），其资料丰富、论述简明，观点也算得上公正。各家学者，可以从他勾勒出的线条中，按图索骥，再进一步从事深入的专题探讨。

1997年，现已去世的美国旧金山大学教授、该校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主任和当代耶稣会士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S.J.）神父来华访问，在王府饭店讲演。他与译者交谈时，提到了法国即将出版此书。但此书价值昂贵（400多法郎），译者不好求朋友们从巴黎寻觅。1999年，译者赴法国做学术访问时，从巴黎凤凰书店购得此书。后来便产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的想法。

译者是学外语出身，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对于绘画艺术所知甚少，有点孤陋寡闻。所以，译本中肯定会有许多欠妥和谬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提出善意的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本书于2003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初版，2004年重印。其社会反应尚佳。此书这次重版，应归功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各级领导及诸位编辑先生，特别是该社副总编辑柏峰女士，编辑周惊涛与陈其伟先生。他们对原书作为精心审校，特别将原书中的插图均收入其中。译者于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耿昇

2016.8.1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