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隆则编著的《我来中国做生意》如实反映当下市场形势，汇聚企业原始经营数据，教科书式呈现外企先进管理经验和外贸前沿动向。

撰稿人中有获得“苏州荣誉市民”、“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等荣誉称号的日本人，也有在日本创业成功后又回到国内开展商业活动的中国人；有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家，也有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

书中汇集由经营者亲自解读的代表性商业案例，所涉及商贸领域横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三大产业，既有对食品、模具加工这些传统外贸项目的拓展，又有对环保、养老等新型合作领域的探索。

加藤隆则编著的《我来中国做生意》集中了30余名日本企业家在中国投资经营的过程和经验之谈，他们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分析日资企业在中国该如何立足和发展，所涉及的商贸领域横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三大产业，选择的商业案例都非常具有代表性。除了模具生产和食品加工等传统合作项目之外，还有关于养老机构、环保设计等新兴领域的探索。既有对既往商业经验的总结，也有对今后开展多方面合作的启示。对其他在华经营的日资企业以及与之合作的中国企业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第一章 技术力撬动大市场

 日企铸件助力中国高铁腾飞

 小工厂实现大愿景

 打破固有观念至关重要【评论】

 “日式双肩包”勇闯中国市场

 购物中心里的游乐场【专栏】

第二章 如何应对“反日”情绪

 “去日本品牌化”公关的尝试

 本土化——不只是“看上去很美”

 撤资与扩大——日企的两极分化【访谈】

第三章 “和”的真正价值

 一本旅游文化杂志所传播的日本之美

 连接日中两国的樱花之桥

 日本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

 设计——日中交流的另一种语言

 了解与被了解——两个努力都不能少【专栏】

第四章 环境问题与老龄化社会中的机遇

 迷惑不安的时代

 解决社会问题——日中合作大有可为

 “80后海归”献身中国环保

 日本式服务与中国式人情

 21世纪的遣唐使【专栏】

第五章 13亿人的“美食”生意

 服装、有机蔬菜与樱花

 让咖喱走上中国人的餐桌

 火锅连锁店掀起“服务革命”

 中国人会喜欢上“冷酒”吗

 香港建筑师开的日本酒吧【专栏】

第六章 日中经济未来愿景

 中产阶级日趋注重生活质量

 开展培训项目——共享技术文化

 渐趋务实的日中地方交流

 改革新动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从数据看日中经贸交流现状

后记

因友好城市关系结缘

正如新干线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象征一样，在中国，高铁也如实地描绘和见证了这个国家令世界瞩目的经济腾飞。不幸的是在2011年7月，浙江温州发生了高铁追尾事故，人员伤亡惨重，令人痛心不已。但在此之后，中国政府加强和落实了相关安全措施，高铁线路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平均时速也由200公里提升至300公里以上。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中国的）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中国政府还计划到2020年时将其延伸至1．6万公里。

提到高铁，我不由得感到些许的欣慰和自豪，因为将高铁轨道固定在混凝土台板上的金属固定件就是由我们公司生产的。以前的铁路，是用一种叫做“狗头道钉”的钉子把轨道固定在枕木上面；而高铁出于安全考虑，轨道是安装在长约5米、宽约2，米的混凝土台板上。我们公司原先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后来我们获得了约合5亿2千万日元的高铁订单，即生产上海至南京的300公里高铁（于2010年7月1日开通）中一半区段要使用的道钉，由此便开始了高铁零部件的生产。发展到今天，高铁零部件已经占到了整个公司销售额的10％到20％。尽管今天一切已经走上正轨，但回想当初跟中国的结缘其实也是极为偶然的。

那还是30年前的事情。我父亲是公司最早的创业者，他叫盐谷由荣。1949年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日本石川县金泽创办了一家铸造工厂。虽然规模不大，但也一点一点地稳步发展起来。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到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地方之间的交流渐趋活跃。1981年，缘于同样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古都，金泽市与江苏省苏州市结为友好城市。随后，苏州市提出，希望金泽市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提供支持和协助。于是受金泽市的委托和派遣，父亲于1984年访问了苏州，并同意向其提供铸造技术——这便是我们公司的起源。关于自己的经历，父亲讲得不多，他出生于大正时期，属于“战中派”（即在二战时期度过青春时代的人），也有过从军经验，曾经穿过广袤的中国大陆到了越南河内。初次来到苏州时父亲已经64岁了。我想，他当时大概是带着赎罪的心情吧，觉得自己在有生之年必须为中国做点事情。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技术水平差距很大，大概相差四五十年。因此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说是完全不计成本的“尽义务”。尽管父亲在1983年就已经退居二线，但他作为公司顾问仍然频繁地往返于日中之间。在他去世前的14年时间里，他共计访问了中国200多次。

同甘共苦的中国同事

由于我是次子，所以父亲便把中国工厂的重任交给了我。我从1987年开始到苏州国营铸造七厂进行技术指导，当时除了技术水平之外，日中双方在对制造业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对此我感受颇深。那时的铸造厂，真的就像过去吉永小百合主演的电影《化铁炉林立的街道》里所描绘的那样，把焦炭铲进炉子，用高温将铁块熔化成铁水，然后再将其注入到用型砂做成的铸型里面。那可是真正的“3K工作”①。车间里面尘土弥漫，黑乎乎的，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随着技术的进步，日本工厂的工作条件己经大为改善，但是在中国当时采用的仍然是陈旧的传统工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从广东深圳涌起的改革开放大潮开始席卷大江南北，国营企业永不破产的神话开始破灭。国营企业都在拼命地寻找新的资本和技术，于是有人找我们谈合资办厂的事情。考虑到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根本无法承担投资风险，好几次我都放弃了这个念头。然而，就在答复时限的最后一刻，一直为日中双方牵线搭桥的苏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女翻译对我讲了这样一番话：

“帘子的背后有可能是美味可口的苹果，也有可能藏着一条蛇。盐谷先生您因为肚子不饿，所以害怕把手伸进去。但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会变成什么样，您不鼓起勇气伸手去试试怎么可能知道呢？如果只考虑眼前的话，怎么可能有未来呢？”

直到最后的最后，我一直为此伤透了脑筋。父亲也只甩下了一句话“你自己拿主意吧”，便不再过问。在1994年我终于做出决断，以合资方式设立了苏州石川制铁有限公司。这里面既有对父亲中国情结的考虑，还包含着与当时同事们的感情，7年来我们一起流汗，一起被熏成“黑包公”，我们的关系怎么能说断就断了呢？如果不继续干下去，之前的努力岂不是付诸东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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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今天，中国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一个是到建党一百年(2021年)时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一个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2049年)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两个目标高度概括为“中国梦”，并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这个目标。”此外，还有一个量化的目标，即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收入要在20lO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2013年6月，美中首脑会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习总书记对奥巴马总统阐述说：“‘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言语中透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意识。

2014年3月27日，习总书记访问巴黎。在中法恢复建交50周年庆祝典礼上，他引用了法国国王拿破仑的话——“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并阐述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在第一个承认中国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法国，习总书记向世界宣告了其大国之梦、强国之梦。

然而，中国的问题也堆积如山。在每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都会罗列出一系列已经刻不容缓而又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反腐败、消除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治理、市场经济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等。其实，在经济方面，国外资本及海外技术不可或缺，特别是日本，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在环保及服务行业领域的有益合作伙伴。

在谈到日中关系时，我们常常听到“政经分离”这个说法。但在中国，政治无所不在，日本人所想象的那种明确的分离其实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即中国强调加强经济交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达到实现其“两个百年目标”的政治目的。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脱离政治影响的市场经济尽管尚未完全成形，但已经在逐步显现，而这里面恰恰蕴含着政经分离的空间。中国公民访日旅游人数的急速增长，以及长期流行不衰的日本“动漫热”就是其典型例子。由此，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为构筑健全的日中关系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空间。

“援助与被援助”已成历史

本书的观点认为，尽管两国政治关系仍处在风雨飘摇当中，但是经济却按其自身规律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中国从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加工制造基地，正在逐步变身为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一大消费市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一个“销售市场”，而不再是“加工工厂”。据统计，在中国的日资企业有2．3万余家，它们创造了多达1000万人的就业岗位。今天，在这个距日本也就几个小时飞行航程的庞大市场上，它们不仅要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企业PK，还要与当地本土企业进行残酷的竞争，才能存活下去。

从本书收录的稿件中可以看出，尽管一提起日本这个国家，大家都有很多很高的评价，如严谨细致的制造业文化、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以顾客为本的服务意识、动漫创作之类的软实力等，然而这些企业却能够不迷恋于简单的日本品牌宣传，而是将中国市场作为主战场，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市场特色的发展战略。文中介绍了很多具体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比如通过学习和了解历史教育及传统文化来加深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理解等。

另外，读者朋友也会发现，虽然中国与美国在安全保障及人权问题方面存在对立，但是现实中双方在人文、经济方面关系却在不断加深。傅高义先生在其著作《现代中国之父邓小平》的日文版里面指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加大了援助力度，在中国建设了很多工厂，比其他任何国家建得都多。这些建在中国的日本工厂大都成了当地的样板和‘尺子’，中国将它们作为标准来衡量其工业生产效率。”的确，正如其所述，日本从70年代末期开始，官民并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书中也很坦率地反省道，尽管在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都有很深厚的日中人脉资源，但遗憾的是这些资源却未能充分地被下一代继承下来。另外，我们还需要秉持一种观点，即日中关系不仅是日中两国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将其放在包括美国及亚洲等在内的多边关系中来考虑。

在日本，经常有人凭借片面的数据分析或者特定的事件、现象，抛出“从中国撤资论”或“中国崩溃论”，甚至是“中国威胁论”等观点。而媒体传递出的“中国形象”由于过于拘泥于“最大公约数”，而侧重于体制论或者制度论，对许多具体的事例和现象视而不见。本书理性地分析了各种数据，将来自第一线的声音尽可能广泛地收拢起来，尝试找到更为客观的真实情况。尽管它们各自为分散的点，但是通过深挖细掘，我们可以找到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地下矿脉”。我想，与表面上的浅显梳理相比，由埋在地下深处的各个点相互连接而形成的“面”更能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吧。

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我越发对“日中关系已经到了最糟糕的时候”这种评论感到别扭。说它“最糟糕”，恐怕是与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后一直到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实施援助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段蜜月期的美好回忆进行了对比吧。然而今天，双方已经结束了援助和被援助的关系，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日本，双方已经变成了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单纯与过去比较已经无法找到突破口。先辈们的努力值得尊敬，但是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在继承宝贵遗产的基础上重新构筑新的关系。

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很多日本人要么是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要么是根本不想去思考它，仍然沉醉在维持现状的梦境当中。自日本实现现代化以来，日本人在潜意识里面针对中国的优越感根深蒂固，有不少人抱着这种虚幻的优越感紧紧不放。应该说，在岛屿争端发生之前，日中国民感情之问其实就已经产生了隔阂，并且像火山岩浆一样在不断蓄积。既然如此，要增进相互理解也只能从民间，尤其是通过经济来加强，，而不是单纯地依靠政治来解决。本书恰好包含着这种正能量，作为最新的报告文集，它还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书中的文章反映和见证了日中关系“质”的变化。

除了“日中关系已经最糟糕”这个说法之外，在华日本人群体当中号召大家做事情的时候还经常听到“by All Japan”(“举全日本之力”之意)这个说法。这个短语表达了在中国顽强打拼的日本人的做事决心。也许有的日本人会由此联想到“二战”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从而抱有戒心，但我想，如果像本书这样通过官民联动来实现“by All Japan”的话，是应该可以求得理解的吧。

本书在编辑征稿过程中，得到了驻华日本大使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日中有识之士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另外，本书由日本侨报社总编辑段跃中先生提议，由我集稿编辑而成。文章稿件均由各位撰稿人负责撰写，有的地方根据编写组的建议在文字表达及结构等方面有所修改。如未特别标明，书中照片均由田村充先生所拍摄。本书的整体构成由我全权负责。

段跃中

任家蓉 译

本书是去年出版的驻华日本媒体记者文集《超越日中对立的“传播力”》之姊妹篇。

近年来，我多次前往中、美等国家，无论到哪里，都能看到很多日本产品。在中国，不仅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甚至连地方城市也看得到大型日资超市。同样，在美国的东、西海岸也有很多曰资超市，路上跑着的日本车数量比中国还多。反之在日本，不仅是日本制造，中、美、澳等国制造的各色产品也随处可见。另外，不仅限于产品，投资设厂及人口流动等跨国现象也是日益增加。

在这样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企业竞争的主战场之一、从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转变成一大消费国的中国，该如何和日本交往呢？特别是在2010年9月7日发生日本巡逻船和中国渔船冲撞事件之后，中日关系一度陷入了僵局。2012年，中国爆发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之后，日资企业似乎开始考虑从中国撤离、转移或中止投资。

日资企业如今在中国处于怎样的境地？是否能与中日经济环境割裂开并独立生存下去？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对于企业当事人，对普通百姓来说也是值得关注的。关于这些问题，活跃在中日经济第一线的人们发出了声音，写出了这本书。现在通过本书把他们的声音传递给日本国内，读者们若得到一些启发的话是再好不过了。

目前，在中国的日资企业超过2万家，每年访目的中国游客达到200多万人。若从中日首脑会谈的中断等政治对立问题着眼的话，在两国蔓延的“厌中”“抗日”这类词也未必不能说明问题。但是笔者深刻感到，与其处理这些棘手的政治问题，不如先学会“知中”“知日”。因为中日如邻居，又不可搬家，所以相互理解并传达中日两国的真实情况十分重要。

交流能够促进理解，持续的民间交流会成为推动中日相互理解的力量。想给读者朋友们举一个例子：由日本侨报社主办、以学习日语的大学生为对象的“中国人日语作文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届。即使在两国关系不断紧张的2014年，参赛人数仍然超过了往年，达到了4133人。

迄今为止，从中国的三百多所教育机构中，参加这项日语作文比赛的人数总计有已经超过了2.3万人。大部分参赛者从学校毕业后，活跃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等对日交流第一线。他们当中，还有人作为外交官和翻译人员为日中交流而努力着。

虽然他们日语写作水平各不相同，但能从所有作品中感受到普通年轻人在努力用日语写作。从他们那里传递出“希望自己的努力能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份力量”的强烈心情。读到这些作品集的日本人的感动之声，也陆续抵达主办者的耳中。

参赛者们所居住的中国，并不像以前在电视上播出的、由于反日示威而破坏日资超市和工厂的国家。与那些“知日度”接近于零、对日本怀有不能抑制的愤怒并有过激行为的年轻人相反，日语作文比赛的参赛者们懂日语，对日本文化了解程度高。读过他们的作文，就知道他们能冷静地接受中日关系的变化，形成自己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即使有人跟他们说“扔块石头吧”，他们也不会那么做的。两者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抱有这样疑问的朋友，请看看他们的获奖作品集，应该能得到答案。

日本侨报社出版的《喜怒哀乐的世界地图》一书作者关口知宏先生通过NHK“中国铁道大纪行之旅”发出了“异乡有悟”这四字感言。“异乡有悟”是指“去外国了解那个国家的优势和问题，进而明白了自己国家的优势和问题”，对此我深有同感。

由于时间和经济等原因，很多人无法出国，但读到上述获奖作品集的话，即使在日本，也可以了解到中国大学生们直接用日语写下的“异乡有悟”。主办方十分期待读者朋友们从中悟到日本国民对创造更美好日本的心愿，特别是关于如何改善与邻国关系的提示。

另外，翻译是推进中日互相理解的一个重要桥梁。2008年，日本侨报社创立了中日翻译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翻译人才，开始单独翻译单行本的优秀毕业生也越来越多。我相信每一本译作都是推进日中相互理解的小小桥梁。

如果通过阅读翻译出版的书籍和中国大学生的获奖作文，能够从中看到中日关系光明的未来，我们会很欣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有耐心通过踏实的努力超越现在的困难局面，中日关系的美好明天一定会到来。

回想那些为中日交流做出贡献的前辈，我们将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付出更多努力，日本侨报社也将继续出版促进中日相互理解的好书。

最后，向即使在中日关系困难时期，仍然坚持在中国工作并写出自己宝贵经验的各位，表示深深的敬意。特别对在中国具体负责本次组稿工作的加藤隆则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

“日本品牌就等于高品质、最适合中国人的品牌”这个概念曾经屡试不爽，如今难以再打动人心。业绩优秀的日资企业在销售策略上的共同点是：通过踏踏实实的“一对一”沟通，让中国媒体及消费者切实了解自己产品的高性能和高附加价值。

——三泽志洋，维酷公共关系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高级客户经理

我们很少有意识地、主动地去让对方了解自己，让对方对我们感兴趣。也许只有当你面对他们时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不仅限于商业领域，人际关系和政治领域也同样。多年来，我一直强调，不仅应该去“努力了解对方”，也需要为“被对方了解”而努力。

——横山达也，财团法人“日中经济协会”上海事务所所长

我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化问题的举措中大有商机，同时它也是我们人类必须去完成的使命和责任。

——西冈贵弘，日本福冈县上海事务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