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张爱玲 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一九四二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到一九四五年十月离沪驶往台北去当一名小公务员，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来的。此外我并未参加过一个文艺集会，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但实情确是如此。
毕业后我读书更为专心，只同老同学来往，常见面的四位：陆文渊、吴新民和张心沧、丁念庄这对伉俪——至今尚健在，我想另写一文回忆他们。另两位英文系同班同学王楚良、王玉书，同我也有来往。王楚良思想比较“前进”，一九四九年后他在中国外交部工作，曾出差加拿大多年。王玉书来自福建，可能家庭环境比我还要清寒，毕业后即结了婚，且考进了邮政局，抱住了一个铁饭碗。一九四八年我进耶鲁研究院后，给他一封信，他回信对我极表钦羡。假如他终身在邮政局服务，我想即在六七十年代王玉书也未曾受到过多少苦难。赴美前我到他家里去辞别，见到他们小夫妻十分恩爱，而我自己在上海竞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对他们的处境也颇为羡慕。
大三那年，张心沧接任为学生自办的英文《沪江旁观报》(The shanghai spectatot)的主编，我当文艺编辑。心沧同我一样是个不爱搞课外活动的纯学者，到了大四那年，他辞掉《旁观报》主编之职，只好由我接任，另请一位大三学生当文艺编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变，翌晨星期一我照旧乘公共汽车、电车到校，才知道上海也有了个大变动。我刚编好的一期《旁观报》，原该星期一分发给老师、同学的，不料承印该报的英文《大美晚报》社已被封锁，该期也就从未见过天日。对我来说，时局大变之后，整个春季学期我不必再费神去编报，倒是个大解放。
连学校都将改称为“沪江学院”，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当然更无兴致去编印一本毕业纪念册了。少了这本留下每人学士装小照的书，原先不熟的同届毕业生也就更容易忘怀了。不过，上列六位同系同学之外，沪江熟朋友我倒还是有几个的。其中一位名叫王弘之，高一上学期我在江湾沪江附中住读时即同他很熟了。我在《读·写·研究三部曲》此文末段，提到“毕业后两年，有一天沪江政治系同学王君来访”，借走了我的孤本学士论文，这位同学即是王弘之。引文见《难窗集》五十九页。九歌出版社刚把此书重印了一次，市面上应该买得到。
沪江学生要对自己的主修学科、两门副修学科修满了多少学分，才能毕业。一不小心，副修课程学分不够，就有留级之虞。我想王弘之就是这样给拖延一年的。到了一九四三年，上海局势已比较稳定，沪江的大四学生又要出一本毕业纪念册了。王弘之想必参与其事，知道我英文写得好，就向我来拉稿。我反正在家里读书，为他写了两篇，并亲约张心沧写了一篇，对纪念册的编排方面我也出了不少主意。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书玉瑛妹交给政府后并未发还，想都给毁了。那本毕业纪念册如尚在，我能看到自己的少作同所有一九四三年毕业生的个别照片，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P79-80
本书得以面世，首先要感谢沪江校友夏志清先生。夏先生生前曾精心校阅了《同学少年多不贱——学者夏志清的沪江缘》一文，并对我们的研究作了热情的鼓励，使我们产生了编写本书的想法。另外，夏先生晚年倾力于面向台港的中文写作，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怀旧之作，其中《读、写、研究三部曲》《上海，一九三二年春》《红楼生活志》《耶鲁谈往》等篇，应是当作自传来写的。这些作品反映出夏先生非常恋旧，且记忆力惊人。他生前对父母师长的养育培植之恩，对昔日同窗、好友、同事之间醇厚的友情，都铭记于心，流淌于笔端。而《读、写、研究三部曲》与《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两篇，用较大篇幅叙述了沪江求学生活的种种细节，讲述了他对贝特女士、卡佛、高乐民这些悉心培育自己的师长的感激之情，为本书档案资料的搜集，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第二个最应该感谢的当然是师母王洞女士。师母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照料夏先生的生活起居，使夏先生能专心于著述。而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王师母及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照片，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并为本书作了序。她还把在整理夏先生与兄长夏济安的书信时发现的线索及时告诉我们，使我们挖掘出夏先生早年的轶文多篇。没有她的帮助，本书不可能以如此丰富完美的面目呈现。
也要感谢沪江校友张心沧、丁念庄夫妇的女儿张嘉靖女士，她从遥远的英伦通过邮件发来了有关她父母的沪江生活的回忆。
感谢四川的何坤泽先生，在他的帮助下，使我们与夏先生取得了直接联系。
还应感谢两个从未谋面的作者，刘铮先生和祝淳翔先生，他们在《东方早报》发表了夏先生早期轶文的考证文字《夏志清少作考》与《夏志清少作续考》，对夏志清与《小天地》的关系提出了合理的推断，使我们大受启发。
感谢上海理工大学的领导和校档案馆杨佐平馆长，以及刘子侠、刘淑娟等同事在工作上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在本书的资料搜集过程中，还得到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上海理工大学的张伟东、邵帅、李晗、阮丹等同学在文献资料整理和翻译方面提供了及时的帮助。黄思宇同学此前曾参与《1916：徐志摩在沪江大学》一书的编辑工作，她2014年从学校毕业后到《中国文化报》任记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仍挤出时间承担了本书的部分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
夏先生的兄长夏济安先生20世纪50年代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和主编《文学杂志》期间，曾悉心培养了朱乃长、叶维廉、水晶、刘绍铭、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李欧梵等一批学生。夏先生曾在一处文中(《岁除的哀伤》第90页)提及，“先兄主编《文学杂志》期间，朱乃长称得上是学生之间最得力的助手，着实为他翻译了好几篇论文小说。乃长弟后来跟水晶同去婆罗洲教书，转道返沪省亲，多年来也就一直留在上海师范大学讲授英文。”
很巧的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耒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选修过朱乃长先生的翻译课，曾多次聆听朱先生的教诲。当时我们并不太了解朱先生的曲折经历，只记得有一次他以失落的口吻讲起他曾经红过一段时间，到处请他作报告。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门初开，国外的月亮分外圆的社会氛围中，他早年离台回沪的经历，确实是当时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范例。
朱先生开设的“文学翻译”课，甚得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喜爱，我们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溜入课堂蹭课，朱先生并不因人多而愠怒，儒雅大度，已然具备大师风范。印象颇深的是朱先生对海明威及其作品的解读，先生极为赞赏海明威以新闻报道式的简洁平直笔法创作小说的独创性，并以《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为例进行深入解读。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研所的学术气氛还是相当浓厚宽松自由的，朱先生多次在台上分享他在台湾时与梁实秋先生、夏济安先生的交往轶事，我们虽无缘靠近前辈，但借着朱先生的娓娓述说，年轻学子也约略感知到自“五四”新文学以来承前启后、文脉相通的喜悦。
朱先生有位高足张炽恒，当时比我们高一届，在校时就才华出众，如今已是非常有成就的著名翻译家了。他知道了本书即将完成后，便热心推荐了同为朱门弟子，供职于学林出版社的李晓梅女士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所以最后要感谢张炽恒和李晓梅师兄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心血。
而通过本书能将三代学人的血脉联通，也算是一段文坛佳话吧！
序
前言
上编 孤岛时期沪江大学概况
战火中的军工路校园
没有校园的大学
校长与各学院教员
各年级学生情况
学生课外活动
中编 夏志清的沪江缘
同学少年多不贱：夏志清的沪江缘
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读、写、研究三部曲
下编 孤岛时期沪江文选
Discipline(纪律)
Fallacies Concemmg Educatlon and the“Umversity of Society”(有关教育和“社会大学”的谬论)
The Liberal-Minded(自由主义思想者)
A University Life without a Campus(没有校园的大学生活)
On Coeds(关于男女同校)
附录
夏志清年谱
父母与夏志清的交往
心心念念足音壁回——记永远的夏志清先生
夏志清夫人访问记
夏志清早期轶文
后记
2013年5月收到上海理工大学寄来的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有吴禹星先生的短信、文章《同学少年多不贱》、夏志清成绩单及“Discipline”的影印件。他希望志清能解析一下成绩单的内容，志清看了非常高兴，可惜志清年老多病，就由我代笔了。志清1938年入学，1942年毕业，在沪江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虽然“孤岛时期”在城中区商学院上课，没有享受过在校园与女友携手的情趣，但在他一生中，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志清上有长兄济安，大他五岁；下有幼妹玉瑛，小他十四岁，中间两个弟弟天折。济安常年在校住读，抗战时期，父兄都去了内地，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能谈得来的只有同学。同学中最要好的是张心沧、丁念庄、吴新民、陆文渊和王楚良，他们六人有一张合照，志清一直带在身边，除了他与父母、济安、玉瑛的家庭照外，这张照片常随他的文章上报或杂志。除了王楚良外，其他四友都在海外，一直有联络，特别是陆文渊在香港时，几十年如一日，每月帮志清寄钱到上海。我在香港时，见过吴新民，经商有成，最近几年，没有消息。陆文渊是唯一健在的人，现住旧金山。
据陆文渊说张心沧的功课最好，心沧在爱丁堡大学，也比志清早拿到博士，丁念庄也拿到了语言学博士，他们一双儿女都很聪明。女儿Europa曾在我家住过六个星期。心沧的姐姐张心漪在台大教书，她女儿费宗清曾在哥大读书，她来纽约总会来看我们，我们去台北也会拜望他们。他们班上第一名总是心沧，志清屈居第二，不及心沧，所幸他写了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获得好评，对研究中国文学起了很大的影响，得以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70年春季休假时，他请心沧代他上课，心沧拒绝了。1990年我们去伦敦，丁念庄带着儿女来陪我们玩了一天，我们到剑桥去看心沧，他请我们在大学俱乐部吃午饭，一点也没有看到老朋友的喜悦。我对这位心仪已久的“才子”有些失望，他不像志清见了人，总是兴高采烈。
志清另外一位好友是王玉书，改革开放后才取得联系。他的公子允方2003年曾带着妻媳来看我们，每年新年都会写信报告他父母、王楚良、谭素琴的近况。谭素琴在福建，儿孙满堂，很幸福的样子。王楚良去年在医院里。志清在沪江最羡慕王玉书的是与低班女同学恋爱成功，毕业不久就结婚了，小夫妻非常恩爱。他自己追女孩子，屡屡失败。其中最让他倾心的女子是刘金川，他那篇《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刊出后，也与刘女士联系上了，她就住在纽约。我们每年见两次面，志清追她时，她已订婚。婚后，她去了台湾，她丈夫乘“中兴轮”赴台失事，她只得返沪，后来嫁给陈森，是福建肉松的小开，“文革”时吃了不少苦头。她去世时，我们因为要去做肠镜检查，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很遗憾。 志清小时，胸无大志，只喜读书，倒是济安觉得一个书生不教书是没有前途的，1946年把他带到北大西语系做助教，适逢校长胡适弄到李国钦奖学金：文、理、法各一名，资浅的教员、助教都可报考。志清凭他的一篇写布莱克(Blake)的论文得到著名文评家燕卜荪(Empson)的赏识，获得第一名。参加考试的败选者联袂向校长抗议，“这个奖金不能给刚来的夏志清，应当给我们北大或西南联大的毕业生”。胡适一听夏志清是沪江，一个教会学校毕业生，心里也不痛快，不过尊重考试委员会的决定，仍然颁给志清。志清所以能脱颖而出，完全是靠他的英文，这是在沪江打下的基础。
志清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家无藏书。只因受了济安的启发，喜欢读书，但是没有上过好的小学和中学，初进沪江，觉得英文说写都不如班上的同学，想不到他的作文得到贝特(Byrd)老师的青睐，在班上宣读并讨论他的作文。这给了他信心，使他更加用功，在英文遣词造句上下功夫。志清的论文指导老师是高乐民((Coleman)传教士，后来她去台大教书，常常向济安问起志清，很关心志清的生活。系主任柯佐治(Carvel)返美后，在新泽西一家中学教书。志清初来美国时，他的公子也在耶鲁大学读书。志清曾去新泽西拜望过恩师柯佐治夫妇及贝特女士。他感谢沪江的老师们教学认真，使他读了许多英文名著。他英文写作的能力，不是那些西南联大、北大毕业生能比的。他们在内地，读书的环境及英文系师资都不及“孤岛时期”的沪江大学。
秦小孟比志清低两班，是有名的好学生，在校就认识，不能算好朋友，改革开放后，她与先生在纽约住过一阵，离我家不远，所以常见面，后来搬去加州。她勤于写作，志清答应为她写序。不幸她早逝，这序没有写成，不知她的书有没有出来?王弘之自借去志清的论文，没有来往。志清没有底稿，我也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可能是丁尼生吧！因为他在校时读过丁尼生全集。
志清对母校念念不忘，我2005年去上海时，他要我去看看沪江校址，可惜我的朋友们都不知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是沪江。很多年前，有位校友访美，住在纽约国际学舍(International House)，打电话来，志清恰巧不在，他当时事忙，没有即刻回电话，等他打回去时，这位校友已经回国，非常后悔没有早打电话。校友会以后没有同他再联系过。后来还是低班同学陈国容女士托人带给他一本《沪江大学纪念集》，志清不时翻阅，以解其思念母校之情。志清是个爱朋友，念旧的人。他写文章时，不看信，不回电话，希望这位校友能谅解，我在此代表志清向这位校友道歉。
吴禹星先生来信说《夏志清与沪江大学》即将付梓，希望我写篇序。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虽然我没有写过文章。我要写一写他与他这些同学毕业以后的交往。更要感谢吴先生不辞辛劳搜集资料，精心策划编写此书，每一步骤，都征求我的意见。志清是性情中人，喜欢乱说话，但写起文章来却一丝不苟，非常在乎他的文名。吴先生每次都能接纳我的建议，他的谦虚敬业，令我钦佩。志清在天有灵，一定很高兴吴禹星先生和李亚林女士为他编纂出版此书，我谨代表他向吴禹星先生和李亚林女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吴禹星、李亚林编著的《夏志清与沪江大学》梳理考证夏志清就读沪江大学英文系期间留下的印迹，主要内容包括孤岛时期沪江大学概况、夏志清发表在沪江年刊上的英文创作以及关于夏志清沪江岁月的回忆与考证等。附录部分收入夏志清的处女作及早期轶文数篇。这些资料属首次面世。
吴禹星、李亚林编著的《夏志清与沪江大学》搜集、整理夏志清求学沪江时期的相关档案史料，试图追寻文学评论界一代宗师的成长足印，还原当时的学习环境和时代氛围，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沪江大学凝固一段历史记忆。本书分为“孤岛时期沪江大学概况”、“夏志清的沪江缘”、“孤岛时期沪江文选”“附录”四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