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我有一位可以带我发蒙的外祖父，自小我就受到他的巨大影响。我的外祖父是一名前清的秀才，但思想却一点也不保守。他不仅思想开明，而且极有个性魅力，做事有自己的想法。我刚学会走路，他就领着我泡茶馆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茶馆接触到了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物。还记得童年时期，外祖父带着我沿着溧阳的城墙散步，看见许多家庭以外活生生的事物，耳濡目染的作用不可小觑。外祖父也讲给我许多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典故。后来让我终生受用的，还有外祖父时常给我讲的一些历史故事和唐诗，我六七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我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到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小说，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读了当时出版的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一些著作，以及许多外国文艺作品等，当时就觉得受益匪浅，后来更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起到了奠基作用。
尹：您很早就介入文艺活动，是纯粹自发的还是家捷学校强迫的呢？
蒋：(笑)当时的学校和家庭还不像现在这样，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甚至用打骂体罚的办法，以致孩子产生厌恶和对抗心理。那时候学校以引导为主，仅提供一点必要的条件而已。我始终觉得激发一个人对于文艺活动的浓厚兴趣最为重要。我记得在我幼年时候，溧阳就有规模比较大的小学，如溧阳书院小学等，每学期结束的时候，都会召开一个“恳亲会”，由学校组织老师、同学们表演节目，再邀请家长代表出席，算是每年一度固定的一个仪式，但却是同学们最热切盼望着的。其实，这个“恳亲会”也就相当于现在流行的学校和家长联谊性质的文艺活动。我最早写的评论文字，内容就是围绕“恳亲会”文艺表演的各类节目，溧阳本地的报纸收到后每次都会全文照发。早期评论文字的发表，我始终认为，是对我当时写作的一种肯定。更为重要的是，对我以后以写作为职业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尹：您迄今已经深入到多项艺术领域，取得不俗的成绩，都与您很早就介入多项文艺活动大有关系。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与今天教育中推行的素质教育有些一脉相承，您对此有些什么体会呢？
蒋：我始终觉得激发一个人对于文艺活动的浓厚兴趣最为重要。我是在邻县宜兴读的初中一年级，表舅周陛勋当时是在读高二，表哥王秉禹是在读初三，他们都对文学艺术之类深有兴趣。学校的全名是“江苏省公立宜兴农林职业学校”，学生全部住读，而且都是男生，但是，在这所冠名“农林职业学校”的校园里，却有一个一般人想不到的特点，就是学校的文艺气氛极其浓郁，当然，这个学校每年也都会举办“恳亲会”，而且规模会更大一些。
我认为适当的文艺活动实践，对一个孩子想象力的激发具有重要作用。记得在一次学校的“恳亲会”上，学生自己组织演出了根据张恨水小说改编的《啼笑因缘》，沈凤喜由学校的撑竿跳冠军汤瀚章扮演，关秀姑、何丽娜也全部都由男生扮演，虽然都是反串角色，但是演出却非常精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从表舅周陛勋那里读到了不少书，其中就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胡适的许多著作。读这些书，都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研究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读胡适的著作，对我以后到重庆工作，更是有直接的帮助。
尹：蒋老，您之所以被称为上海文化界的“泰斗”级人物，一个原因是您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且都颇有成就，您认为自己主要涉猎的领域是哪些？
蒋：在文化领域，我对书法、国画、舞蹈、杂技、古典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大都以欣赏为主，但对于书法，则用了些苦功。我先是写了《瘗鹤铭》，后来也临摹了《多宝塔》、《东方朔画像赞》等颜真卿的碑帖，这些碑帖都是正楷。行书则是写了钱南园《枯树赋》。二十五岁那年，我完成了《颜鲁公之书学》这部书法论著。国画我也很是喜欢，我还曾经学过山水画，但是一个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一直觉得很遗憾的是，我对山水画没有能够做到持之以恒。P4-5
由我来撰写蒋星煜先生的传记书稿，接到邀请，瞬间内心满是忐忑不安，随即便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这种瞬间发生的心里转换，说来话长，也充满着戏剧性。
这是因为，上海文化界、戏剧界一大批专家学者，在蒋先生面前执弟子礼，而他们，很多则是我求学戏剧理论的老师。时间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读本科，在戏曲史论课堂上．老师讲授中时不时就会带出蒋星煜先生的名字，而他的许多论文、著作，都是我们那时候的必读参考材料。
记得那时候几次在戏曲学习课堂上提到登门拜访星煜先生，但是，那已然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先生的讲学活动远比现在要多许多，而且，拜访星煜先生，我们的老师自己必得陪同前往，几次决计成行，可惜机缘不巧，时间都没有约定好。
随后我大学毕业，在一家媒体做了一段时间的文艺版记者和编辑，倒多了近距离感受先生风采的机缘。可那时候太年轻，心思不宁、事务杂乱，几次采访先生，印象中往往都是完成任务的心态，很多问题到了嘴边，却没有静心沉潜、及时向先生讨教。一次倒是得了机会须当面向先生请教，还在兴奋中呢，临出门，却被告知前一晚加班任务不够完善：需返工。探视先生，改由如今已定居大洋彼岸的一名同事代行。不仅自责，而且懊悔。
这是一个心结。在这样一个飞速旋转的岁月里，时光如梭，在我心底，总有着沉沉的惦念。2012年年底，接到上海市文联文学艺术院的电话，邀约撰写蒋星煜先生传记，还记得那是冬日午后，零星的雨夹雪拂过车窗，阴冷的天，思绪有些凄惶。事实上，2012下半年，身边世界天灾人祸匪夷所思般的突如其来，不安、慌乱，沮丧、迷茫充斥着那一段时间我的人生，且久久挥之不去。可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应当属于心灵召唤，我分明看到一线曙光在眼前升起——
蒋星煜先生住在上海西南的梅陇，与喧嚣的市中心稍有点距离。第一次正式拜访蒋先生，恰如幕启。那天我开车，可叹我与陪同的上海文学艺术院倪里勋副院长都不认路，几经周折绕了大圈子才抵达蒋先生所住小区。忽然就想到，为给蒋先生写这本传记，这第一次登门的经历，与我与先生的相识，原本却是很相似的情形。这，也是一种戏剧性么？
第一幕的舞台就是蒋先生不算阔大的客厅，冬日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大半个世纪前的如烟往事，每每谈及，先生居然可以准确地在身后书架上翻出相关资料佐证，这一幕让我永远难忘。同样难忘那天《蓝色多瑙河》舞曲溢出的魅力，过去大半年的失望与不快，似乎被挤出窗外。生命的活力，多么美好！
那个午后，静静注视眼前逼近一个世纪依然旺盛的生命，年届不惑的我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我蓦然就想到曾经亦不惑之年的蒋星煜先生，已经遭逢几番人生波折，著作、文章早已天下知，而后面，不知道的，是如晦风雨还在等着他，所谓人生的苦难，读书人的彷徨、失意，快乐乃至幸福，活生生的生命宝库，我就要亲手打开，近距离、完整而没有保留。
那一刹那，心底如电光石火闪过。仿佛，大幕渐起．全新打造。
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教授说，蒋星煜先生完全不是一般印象中‘：海派文化”广而不深、新而不厚的模样，认为星煜先生“他固然广博得令人惊讶，但在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上，特别是在《西厢记》的考订和评析上，却极为精深，达到了国内第一流的水准”。而他对于星煜先生文字的印象：“笔触所及，总是那么友善、温和、文雅，让人联想到他在生活中的快乐、天真和善良”，更是让我感同身受。
是的，友善、温和、文雅，快乐、天真、善良，以及心底愈发呼唤的真诚，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理应具备的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品行，突然间，似乎距离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有些遥远。
然而，纵然世道纷繁喧嚣如此，我们没有理由轻易遗忘和抛弃这些可贵的品质。所谓“西风紧、北雁南飞”，所谓“佳人人年华”，我们没有更宏大的理由，仅仅因为，这个九十五岁高龄的文化老人，一生坎坷，饱经沧桑，他还有，我们焉能没有！
不会忘记2013那个挥汗如雨初稿写作的盛夏，用心尽力的艰辛之后所生发的生机，是隐秘生命中最为勃然的生机。谁说当下国人伦理尽丧、底线皆无？
此书成稿的另一个收获，在于让我看到，生逢当下的我们，依然可以营造一方清爽不失童真的净土，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用心尽力。
尹永华
2014年6月22日
尹永华创作的《西厢桃花别样红(蒋星煜)》是著名戏曲理论大家蒋星煜先生的传记。蒋星煜先生回忆了自己的故乡生活、热血激昂的青年时代；回忆了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自己坎坷艰辛的学术生涯；回忆了自己的主要研究成果，如对《西厢记》的研究，对《桃花扇》的研究，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本书真实、细致地记述了老艺术家的人生经历、艺术经验，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蒋星煜，作家、戏曲史论家。1920年出生，江苏溧阳人。研究并出版《西厢记》研究专著七种，另著有《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颜鲁公之书学》、《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国戏曲史探微》、《中国戏曲史索引》、《中国戏曲史拾遗》等十余部文化、书法、戏曲专著。其中《明刊本(西厢记>研究》、《<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分别获1984年、1999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著作奖、国家文化部文化艺术优秀成果奖。
尹永华创作的《西厢桃花别样红(蒋星煜)》是著名戏曲理论大家蒋星煜先生的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