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姆塞特·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精)》主人公菲利普·凯里自幼父母双亡，不幸又先天残疾，在冷漠而陌生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性格因此孤僻而敏感。在寄宿学校度过的岁月让他饱受了不合理的学校制度的摧残，而当他走入社会后，又在爱情上经历了伤痛。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每跨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挣扎，但思想和个性都独立不羁的凯里，一直努力挣脱宗教和小市民意识这两条禁锢自己精神的桎梏，力图在混沌纷扰的生活漩流中，寻求人生的真谛。

《人性的枷锁》是威廉·萨姆塞特·毛姆的的长篇半自传体小说，于1915年出版。

菲利普天生跛足，自幼失去双亲，自卑的心理深深植根在他的生活中。他在伯父凯里牧师和伯母路易莎的抚养下长大，伯父对其较为冷淡，但伯母悉心照料，给予他母亲般的温暖。菲利普自幼酷爱文学，在伯父的书房里找到寄托。他不顾伯父的反对，远赴德国海德堡求学，在那里结识了英国人海沃德和美国人威克斯，开始对神学产生质疑。

之后，菲利普到伦敦成为一名会计学徒，但他对枯燥的生活感到厌倦，很快就转而到巴黎学习艺术，在巴黎学了两年绘画。但他最终意识到自己在艺术上资质平平，不会有所建树，而伯母的死讯传来，菲利普回到英国，并决定去伦敦学医。在伦敦，菲利普爱上了女招待米尔德丽德，但米尔德丽德并不喜欢菲利普，而且天性自私，拒绝了菲利普的追求，同他人发生关系并怀孕。在追求失败后，菲利普转向女作家诺拉的怀抱。之后米尔德丽德被人抛弃，又找到了菲利普，菲利普同诺拉分手，努力接济米尔德丽德生活。但米尔德丽德随后恋上了菲利普的朋友哈利并再次离开……

自序

正文

附录：毛姆年表

1

天破晓了，显得灰沉沉的。阴云密布，空气中弥漫着潮湿阴冷的气味，看样子要下雪了。女仆走进房间，一个孩子正酣睡着，她把窗帘拉开。她无意瞟了一眼对面那幢有圆柱门廊的房子，然后走到孩子的床边，说：

“醒一醒，菲利普。”

她掀开被子，把孩子抱起来，把他带下楼去。孩子睡意未消。

“你妈妈要你去哩。”她说。

她打开楼下的一扇房门，把孩子抱到床前，一个女人正躺着，那是孩子的母亲。她伸胳膊接过孩子放在身边，孩子蜷缩着，他并没有问为什么要把他弄醒。母亲吻吻他的眼睛，把瘦削的小手伸到孩子白法兰绒睡衣的下面，抚弄着热乎乎的身体。她把孩子搂得更紧了。

“很困吗，亲爱的?”她说。

她的声音很微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孩子没有回答，只是甜甜地笑笑。大床很暖和，柔软的胳膊搂着他，他感到很惬意。他使劲蜷成一团，紧紧偎依在母亲身边，迷迷糊糊地吻了她一下。一会儿他闭上眼睛，马上就睡着了。医生走过来，站在床前。

“噢，就让他在这儿吧。”她悲戚地说道。

医生一声不响地严厉地看着她。她知道医生不允许孩子在这里久待，又亲了亲孩子，她轻柔地抚摸着，当碰到孩子的双脚时，把右脚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抚弄着那五个小脚趾，一会儿又把手放在孩子的左脚上。她呜咽起来。

“怎么啦?”医生说，“你太累了。”

她摇摇头，说不出话来，泪水从面颊上滚下来。医生弓下身子，说：

“我来抱他。”

她虚弱极了，只好随医生想怎么着怎么着，让他把孩子抱走。医生转身把孩子交给女仆。

“最好把他放回自己的床上去吧。”

“好的，先生。”

小男孩睡着被抱走了。母亲啜泣着，哭得心都碎了。

“他以后会怎么样呢，我可怜的孩子?”

产褥护士努力使她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她哭得精疲力竭，再也哭不出了。医生踱到一张桌子前，桌子在房间的另一边，上面覆盖着一条浴巾，浴巾下蒙着一个死产的胎儿。他把浴巾掀开，看着那小尸体，他和床之间挂着一块帷帘，女人还是猜到了他在那儿干什么。

“是女孩还是男孩?”她低声问护士。

“也是个男孩。”

那女人不再说话了。一会儿女仆回来了，走到床前说：

“菲利普少爷睡得很熟。”  接着是一阵沉默。医生又摸了摸病人的脉。

“我想现在用不着我在这儿了。”他说， “吃过早饭我再来看看。”

“您请这边走，先生。”女仆说。

他们默默地走下楼。走到前厅医生停下来问：

“你已经派人去通知凯利太太丈夫的哥哥了吗?”

“已经通知了，先生。”

“他什么时候能到?”

“不知道，我正在等他的电报。”

“那个小男孩怎么办?我认为还是别让他在这儿的好。”

“沃特金小姐说过她照顾他，先生。”

“她是谁?”

“孩子的教母，先生。你看凯利太太能好吗?”

医生摇了摇头。

2

过了一个星期，菲利普这时正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玩，这是在奥斯劳花园街沃特金小姐的家里。他没有兄弟姐妹，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玩。屋子里到处都是大型家具，每个沙发上都放着三个大垫子，每把扶手椅上也都有一个小坐垫。他把所有的垫子弄到一起，又用了那几把轻巧易搬的镂金椅子搭成了一个精巧的小窝棚，这样他就可以躲在里面了。那个躲在窗帘后面探头探脑的印第安人是不会看到他的。他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屏息倾听着成群的野牛奔过草原。过了一会儿，他听到门响，就屏住呼吸，生怕被人发现，可是一只手狠狠地把椅子拖开，垫子坍了。

“你这个调皮鬼，沃特金小姐要生你的气了。”

“是你呀，艾玛!”他说。

保姆弯腰吻了他一下，接着又扑打掉垫子上的尘土，把椅子一一放回原处。

“我要回家了吗?”他问。

“是啊，我就是来接你回去的。”

“你穿上一件新衣服啦。”

已经是1885年了，可是她还穿着裙撑。她的长外衣是黑丝绒做的，袖口是紧式的，肩膀处做成溜肩，裙子上还有三条荷叶边。她带着一顶带丝绦的黑色无边女帽。她踌躇了一下，等着孩子问关于他妈妈的话，孩子却一直没说，所以事先准备好了的话就没法说了。

……

P1-3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再加个序，就更长了，我确实难为情。对一个作家来说，最感棘手的，莫过于评论自己的作品，关于这一点，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尔叙述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普鲁斯特要求法国某家杂志发表一篇对自己的大部头小说加以评论的重要文章。他想，评论作品，除了作者自己，别人很难写得出色。于是，他便决定亲自动笔，请一位年轻的文人朋友署名，然后寄给编辑。青年人照此办理了。几天之后，编辑把青年人找去，对他说：“我必须谢绝您的文章，假如我发表了一篇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如此粗糙而又冷漠的评论，他将永远不会饶恕我。”尽管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敏感的，对不当之评论也易于被激怒，但毕竟还不至于自我陶醉。他们知道，纵然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写出的作品也往往与原先的意图差之千里。一旦深思熟虑之后，他们那种因不能完整地表达原意所引起的烦恼，就远远地超过对某些自鸣得意的章节所表露的喜悦。作家总企求于艺术表现的娴熟。结果他们发现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

关于这部书本身，我一概不说。但我乐于告诉读者的是：一部不朽的小说，如同其他小说一样，到底是如何写成的。如果读者对此不感兴趣，只好祈求原谅了。我二十三岁那年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那时，我在圣托马斯医学院已经五年了。取得了医学学位后，我到塞维利亚 ()①，决心靠写作谋生。当时虽然手稿尚存，但自原稿校正以后，我一直未再过目。无疑，那是很不成熟的。我把它寄给费希尔·昂温，他出版过我的处女作（还是个医科学生时，我就出版过一部名为《兰贝斯的莉莎》的小说，颇为成功）。由于我要索取一百镑的稿酬，他拒绝了。我只好提交给别的出版社。结果呢，哪怕我的索价再低，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为此，我曾一度很消沉。岂知现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若它们中的一家出版社首肯（书名《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那么，我将由于我的年轻幼稚而失去一个未能充分利用的题材。我离上述“充分利用”的事件的距离并不太远，然而，我缺少后来用以充实此书的种种经历。我当时甚至不明白，写自己所熟悉的比自己不熟悉的来得容易。譬如，我写主人公到里昂学法文（主人公的原型是我偶然遇到的不速之客）而不是到海德堡去学德文（我自己曾到过那里）。

由于遭到拒绝，我把手稿搁在一边，改写其他小说——它们出版了。于是我又写剧本。这时，我竟成了很有成就的剧作家。我决心将余生贡献给戏剧事业，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的决心动摇。我很幸运、顺利，也很繁忙。我想要写的剧本充溢着我的脑海。令我费解的是，到底是因为成功没有给我带来我所期望的一切呢，还是这是对成功的自然反应。总之，正当我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时，我又开始被过去生活中那些丰富的回忆萦绕了。它们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睡梦里，出现在我散步时、排演中和宴会上，以致成了我很大的精神负担。因此，我认为摆脱它们的唯一办法是把它们统统写进一部小说里。在应戏剧之急写了几年剧本之后，我又把热切的期望寄于小说这一广阔、自由的领域。我知道心目中的这部小说篇幅很长。为了不受干扰，我谢绝出版界经理们纷至沓来的约稿，并暂时退出了戏剧艺术界。这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

在成了职业作家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下功夫学习写作，接受无聊的训练，力求改变文章的风格，直到剧本问世了，我才中断这些努力。这时再次动笔，目的自然就不同了。我已不再追求华丽的词藻和优美的结构，以免像过去那样，浪费大量劳动，结果事倍功半。我力求简明扼要，因为在有限的篇幅里，有那么多要说的话，我只能尽量避免浪费笔墨，以表达清晰为原则。写剧本的经验，使我懂得了简明的可贵和旁敲侧击、拐弯抹角的危险。这样，我不懈地工作了两年，终于把小说写成。何以命名呢？我四处搜索，偶然发现用以赛亚 ()①的一句引语——“灰烬中之美”为本书命名颇为贴切，可惜这一标题近来已被人采用了，我只好另辟蹊径，最后，借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著作中的一本书名，称为《人性的枷锁》，我感到我没有采用首次想到的书名，又是一次幸运。

本书不是一部自传，而是自传体小说。事实与虚构紧密交织。感情是自己的，发生的事件却未必事事与我相关。其中有的并不是我的生活经历，而是综合了周围人们的生活，然后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这部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它问世时（世界正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人们太关注自己的遭遇及战争的恐惧了，以致顾不上关心小说人物的历险记），我发现自己已经永远摆脱了一度折磨过我的痛苦和不幸的回忆。这部书受到了好评。西奥多·德莱塞 ()②给《新共和》杂志写了一篇评论，他还不曾写过像这样充满智慧和同情的评论。但它会不会昙花一现，几个月后便被人永远遗忘，像许多小说所经历的那种厄运一样呢？事有凑巧。几个年头过去了，出于偶然的机缘，这部小说竟引起了许多美国著名作家的关注。他们在报上经常提到它，渐渐地又引起公众的注意。多亏这些作家使这部书得以重生。同时我必须为这部小说获得的与日俱增的成功而感谢他们。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